第二节
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在发生的问题和原因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遭遇系统性挑战

有机会就有挑战。挑战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这个系统性变化大概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供给（生产）方面，一个是需求（销售）方面。

（一）供给方面：四大成本强势拉高，供给变化中隐藏严重衰退风险

供给产生了哪些变化呢？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全面地大幅度提高。总成本概括起来是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劳动力、工资成本，人口红利在下降，工资、价格、社会保障福利在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提前到来。中国现在的工资水平上升和社会保障的增加是合理的，因为发展经济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但对于企业而言，所支付的劳动报酬、社保缴费、公积金等的大幅度提高，就意味着成本的增加。现在60多岁以上的人已经达到2亿多，进入了老龄社会，可以说中国是“未富先老”，这也会增加经济发展的成本。第二个方面的成本是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能源、原材料等，价格大幅度上升，属于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导致的成本上升。第三个方面就是环境，环境成本也在大幅度上升。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时候，破坏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小，政府和群众也不重视。但是现在环境变得越来越宝贵，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它对整个经济发展的约束力度越来越强，甚至任何一个变化都有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河南秋冬之交雾霾比较严重，大家说是因为秋收之后农民烧秸秆。东北入冬后雾霾比较严重，有人说是因为东北冬天烧煤取暖。那么过去河南农民就不烧秸秆吗？过去东北人就不烧煤取暖吗？为什么过去就没有雾霾？为什么现在有了雾霾？实际上，就是整个环境资源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稍有一点变化都可能引发严重的问题甚至是崩溃。第四个方面的成本就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时候，技术进步主要靠技术模仿，这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见效最快的技术进步方式；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严，这也是最经济的技术进步方式。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当我们的技术总体进步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了，可以模仿的空间也就变小了，另外，随着世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在这一领域中法制化程度越来越高，模仿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技术进步越来越要靠自主研发和创新。而自主研发和创新在各种技术进步当中投入最大、周期最长、成本最高。所以技术进步的成本也在上升。

人工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技术进步的成本，都在大幅度上升，这就使得整个国家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大幅度提高。这个时候就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以往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大、规模扩张来带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改善效率带动增长。如果不进行这种转变、改善效率滞后的话，这种总成本的上升在单位产品成本中消化不掉，它就进入价格，形成这个社会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这种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就社会发展来讲属于不稳定因素，人民群众有意见；就经济发展来讲导致国民经济缺乏竞争力，成本高、价格高，在市场上没有竞争性。没有竞争性就不可持续，经济增长就会出现衰退。

（二）需求方面：从旺盛变成了疲软，总需求不足带来高失业风险

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需求的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甚至是长期短缺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非常羡慕穷国的企业家，因为穷国的企业家只需关心生产即可，不用关心销路。只要将产品生产出来，就有人排队抢购。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情况就发生了改变，需求从旺盛变成疲软。

(1)投资需求疲软。投资为什么会疲软呢？按说居民收入提高，银行存款增加，银行储蓄规模扩大，银行可以把更多的钱贷出去形成投资。但这里其实有一个条件，就是看这个国家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力如何。如果自主研发创新力不足，情形就会发生变化。过去投资需求增长快，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发达国家往我们这里转移资本、转移技术、转移产品，因为这里的劳动力便宜、资源便宜、环境便宜，成本水平低，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如果政策好，就能吸引到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现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的成本不便宜了。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穷的国家，那些地方的生产要素成本更便宜，如果只是比较生产要素成本，外商直接投资就会流向那些国家。这时候就要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或者是进入国际分工合作体系，或者是独立发展，这些都会有比较好的前景。但如果我们自己的自主研发能力上不来，这时候，商业银行大量的储蓄就很难在市场上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找不到项目。如果各级政府硬要鼓励银行放款形成投资，那得到的结果经常就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形成泡沫，到了经济不好的时候就要破灭，企业陷入困境，商业银行则形成大量不良贷款。这在很多地方已经由事实得到了验证。所以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出现银行大量的储蓄无法转化成为投资的现象。因此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虽然收入提高了，存款增加了，储蓄扩大了，但是投资能否旺盛地保持增长，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是基本和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自主研发和创新上不去，有钱也投不出去，就会形成投资需求的疲软。

(2)消费需求疲软。按理说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应该提高。但是它必须依赖于一个前提：国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尤其是在由低收入及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发展的国家，往往出现收入分配差异扩大的现象，这是这个阶段的发展特征。如果国民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的改革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收入分配不合理，继续两极分化，把大部分的钱给了少数人，那就会影响消费能力的提高。我们知道，人的消费是受生理限制的，越是有钱人，消费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小。如果大部分的钱给了少数人，有钱人的消费增长是有限的。而大部分人的收入增长迟缓，积累了贫困（至少是相对贫困），这些人即使是想增加消费也没有钱，而越是没有钱的人，对未来越没有信心，也就是对未来的预期越差，而预期越差就越不敢花钱，他们会牺牲现在必要的消费，节衣缩食，增大储蓄。储蓄对国家来说是投资，是积累，但是对个人来说是把当前消费转化为未来的消费，这就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的增长出现下行。

(3)高失业风险。投资需求疲软，消费需求疲软，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总需求的不足。而这就意味着市场不活跃，购买力不强，企业销路不畅，企业资金循环周转有问题。那些欠银行的钱还不上的企业，就要依法进入破产程序，停产、破产的企业增加，失业率就会上去，这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高失业。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时候，也就是在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阶段，失业率高一点不要紧，因为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农民工是分散的，没有组织的。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如果出现高失业，那么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生活在城市的人群，其中很多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的失业将会形成很大的社会压力。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供求两方面的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一是供给成本上升，消耗不掉，最后就会形成高通胀；二是需求发生了变化，若是不能改善就会出现高失业。高通胀的同时出现高失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二、能否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之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穿越并达到“高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共有15个。这15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从“低收入”状态开始，经“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不落下，最后完整地实现 “穿越”而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地区。其他另外13个国家和地区的穿越都不完整，大多数其实是完成了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

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这种穿越，通过一波发展到达了“中等收入阶段”后，就停留在这个地方。最典型的有三波。

第一波是20世纪70年代的拉美，一共有十几个国家，它们经过70年代以前的发展达到了世界中等收入的水平，但是到了这个水平之后，由于不能适应各种条件的变化，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没有转变，长期停在这个阶段。一直到今天，算下来有40多年了。这些拉美国家不仅没有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穿越，而且从70年代以后危机不断，墨西哥危机、阿根廷危机、巴西危机、秘鲁危机、智利危机、委内瑞拉的动荡，一路下来，使拉美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人们将之称为“拉美漩涡”。

第二波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经济起飞以后，东南亚的几个国家被带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到80年代达到了“中等收入”甚至是“上中等收入”阶段，像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都属于这一波。同样的，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就穿越不过去了，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些经济体进行低水平经济规模扩张所形成的过剩的劣质产能，被危机淘汰掉。就算到了今天，它们也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人们将之称为“东亚泡沫”。

第三波发生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西亚、北非这些出现严重动荡的国家，包括突尼斯、也门、利比亚、叙利亚、埃及等，这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经济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首先它们的政治是稳定的，不管是军事独裁还是家族独裁，它们的社会是稳定的；同时，它们的经济资源是丰富的，拥有丰富的石油、矿山等。这使国际社会对它们有信心，大量外资进入这些国家，又使它们有了充裕的资本，导致它们有一段快速的发展时期，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水平。但是由于不能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发展也开始停滞。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过去固有的但是能得到缓解和控制的一些矛盾，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军事的矛盾变成危机，和经济危机纠缠在一起，导致了这一地区的全面动荡。这些国家到达中等收入阶段算下来也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了，它们不但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而且当前的危机什么时候能够完结，现在还看不到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人们将之称为“西亚北非危机”。

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各自形势都不相同，但就经济发展的背景而言，都是同一个问题：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 这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一个警示，我们到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在于我们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过。挑战也非常严峻，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所有因素，在我们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几乎都存在，而且某些方面还很典型。所以当中国是否也可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命题被提时，还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但是从现在的实际看，这一阶段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实具有特殊性，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中国防止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伪命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三、通货膨胀与经济下行，根源在于结构失衡

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问题，宏观反映的是总量，宏观经济如果发生问题，突出的矛盾就是总量失衡。它无外乎有两种表现：一种失衡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过多的货币在追逐不足的商品，带来通货膨胀；另一种失衡是总需求不足，小于总供给，过多的商品在追逐不足的货币，销路不畅，经济萧条，带来高失业。宏观经济失衡最典型的两种表现，要么高通胀，要么高失业。我们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运用了一系列的政策，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这个总量失衡的程度能够调整到国民经济运行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一）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一阶段(1998年以前）：需求膨胀，供给不足。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到1998年上半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个别年份，比如1989年、1990年等，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甚至是长期处于经济短缺状态。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就是防止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生了三次大的通胀，或者抢购风潮。回过头看，都是发生在1998年之前，每次通胀的具体原因有所不同。

第一次通胀是在1985年，通货膨胀率达到9.3%。1984年秋天，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那之前，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这个改革的决定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城镇居民担心物价上涨而去抢购，形成了抢购风潮，这是在对通胀预期发生变化后形成的通货膨胀。但是当时的居民购买力有限，而供给又在不断改善，所以到了一定的阶段，供需矛盾得以缓解，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势头也缓和下来。

第二次通货膨胀在1988年。1988年5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的工作会议做出了价格闯关的重要部署。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长痛不如短痛，既然要推动经济改革，那么价格改革是早晚的事，还不如一夜之间将价格放开。价格闯关的决定一经做出，又形成了抢购风潮。又因为1988年的老百姓比1984年有钱，这次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8.8%。后来，中央政府被迫出来宣布价格闯关失败，停止价格闯关，通货膨胀这才慢慢地得以缓解。

第三次是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4.1%。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党的十四大上决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继续推动高速经济增长。在一系列的利好消息的推动下，我国形成了一个加快发展的投资热潮，需求迅速膨胀。这种需求到了1993年之后开始传导到物价上,1994年的物价上升的幅度更大，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4.1%。

这三次大的抢购都是发生在1998年以前，尽管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是供需失衡的情况是类似的。在那个短缺的年代供给不足，但需求开始膨胀，整个社会对通货膨胀的担心预期值很强，稍有风吹草动就去抢购，因而形成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的宏观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长期紧缩的，在货币政策上收紧银根，在财政政策上控制财政赤字，减少财政支出，其目的就是把流通中的购买力和需求管住，防止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

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二阶段(1998—2010年）：需求疲软，产能过剩。

第二个阶段的失衡是从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年底，这十几年时间，除了中间个别年份，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突出特点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不足，产能过剩。1998年那一轮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轻工业消费品。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短缺，生活消费品严重不足，所以改革开放首先要激活生产力，上了很多传统工业项目。比如当时居民家庭的传统三大件，即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后来又有新三大件，即电视、洗衣机、冰箱，产能也增长得很快，到20世纪90年代末就饱和了。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就开始面临传统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和淘汰，要有新的结构升级。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一轮产能过剩就更严重了，工业投资品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前些年一直高价运行的钢材、木材、水泥，到了2008年这一轮危机之后开始出现过剩，这种过剩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中国黑色冶金的产量占全球产量一半以上，产能就更大，实际上根本消化不了，问题越来越严重。

在内需不足情况下形成的产能过剩，如果有出口支持，那还能消化一部分。但是恰恰不巧的是，我们在这个时期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两次经济危机的冲击都很猛，对我国向国际市场出口的冲击都很大。1997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做出了一个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也就是说，在出售相同或类似的产品时，人家的产品在降价，我们的价格仍然保持不变，等于将市场让给人家。为此我们赢得了世界广泛的尊重，但是赢得尊重是有代价的。2008年的冲击就更大了,2003—2007年，每年出口增长平均在22%以上，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2009年的中国出口增长为负的16%以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很大。

增长动力不足，就会使失业问题更加突出。1998年，我国有3 600多万国有职工下岗,1/3乡镇企业倒闭，大量的农民工找不着活，于1998年5月提前返乡。我们始终没用“失业”这个词，我们用的是“下岗”“返乡”，其实就是增长动力不够，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的压力更大一些，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和前一时期(2003—2008年）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方向上的调整，由紧缩政策改为扩张政策，由于国际市场动荡，特别提出要扩大内需。1998年下半年，我们提出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来应对1998年的经济衰退。到了2008年，我们提出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强有力地来刺激经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其目的就是寻求增长的新动力，从而避免或缓解可能增加的失业。

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三阶段：既通货膨胀，又经济下行。

2010年10月，中国政府宣布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上率先退出。这意味着我们的宏观调控进入了新的一个阶段。而与之对应的，是我国宏观经济失衡也反映出了新的特征。这个新的阶段现被称为“新常态”。

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有了新的特点，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叫双重风险并存。在前两个阶段，虽然总量失衡很严重，但是方向清楚。第一个阶段就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第二个阶段是需求疲软，产能过剩。所以，第一个阶段的应对之道就是紧缩，第二个阶段的应对之道就是扩张。政策方向很清晰，目标很清楚。

现在是双重风险同时发生，宏观政策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若是扩张的话，全面刺激经济，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是可能把潜在的通货膨胀激活。若是紧缩的话，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可是会加剧经济下行。如何应对这种局面？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滞胀。一方面是需求疲软，增长动力不足，高失业，同时，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滞胀一旦出现之后，政策上就很难办，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他们虽然采取了很多调节办法，但效果不佳。因此，很多人提出凯恩斯的传统经济理论已经失灵。从70年代开始，这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干预手段有了一定的变化，宏观经济理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如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都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在实际中对缓解经济发展中的短期矛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长期累积的弊端仍然非常严重。可以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就是70年代以来为解决滞胀采取的政策调整所形成的政策积弊。这次危机深刻到什么程度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多次发生的周期性危机，没有导致出现全球的负增长,2008年这次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全球首次出现负增长。这说明70年代以来为缓解滞胀所采取的政策弊大于利。

（二）宏观经济失衡致“双重风险并存”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遇到了发达国家遇到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成功解决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用“滞胀”这个词，而是“双重风险”，但是，经济的内涵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在新常态下的新失衡。

第一重风险：潜在的通胀压力，根源是投入产出结构失衡。

宏观经济失衡看起来是个总量问题，是经济速度快与慢的问题，是经济下行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等等，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是结构性的失衡，是由一系列的结构矛盾所导致的。

为什么我们治理的是通胀而不是通缩？从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看，中国进入了典型的通货紧缩时期。先来看通货膨胀。我们现在的通货膨胀非常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经连续三年为负增长,2015年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是-5.2%，从这个指数看，我们已经进入了典型的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来看，中国也进入了通货紧缩时期。我们的消费品价格指数CPI从2013年以来，长期稳定在3%上下，很多时候降到了2%以下。2015年的CPI为1.4%。考虑到统计误差，一个国家的CPI如果降到2%以下，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重点不应该是治理通胀，而是防止通缩。因为通缩比通胀更可怕。通胀是让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不值钱，通缩是使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没有钱，通缩意味着市场萧条、降价，意味着企业活力不够，销路不畅，然后导致劳动者的收入减少、失业率上升。所以说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的危害性更大，对劳动力大国来说更是如此，治理起来难度也非常大。

按道理中国应该去治理通缩，但是宏观部门特别是央行，对于治理通缩非常谨慎。治理通缩，意味着要向流通领域注入大量的资金，活跃市场需求。为什么我们现实的价格这么低，而我们的货币政策治理通缩却这么谨慎？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潜在的通胀压力，虽然它没表现出来，但是潜在的压力非常大，主要来自结构失衡。

通货膨胀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动力：成本推动与需求拉上。我们做过一个测算，中国通胀大概50%多一点是来自需求拉上，还有49%多一点，将近50%，是来自成本推动。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比较典型的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时期。

先来看成本推动。成本推动主要是我们进入新常态，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大幅度提高，要求投入产出结构必须改变，不能再用过去的投入产出结构、经济增长方式了。过去那种增长方式有动力、有效益，是由那时候的要素成本的状况所决定的，要素成本结构中便宜的生产要素的比重大。但是到了现阶段，各种要素成本价格都在大幅度上升，原先便宜的生产要素已经不再便宜，如果还用过去的投入产出结构，由于过去的低要素成本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单位成品的成本就会很高，那么就根本不能适应现阶段经济增长的要求，企业甚至是整个国民经济也就没有竞争力。可是要改变投入产出结构，就意味着要提高创新力和效率。也就是说，要通过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改善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科学技术、劳动、资本、资源、环境等）的组合及使用效率，使同样的生产要素投入能够获得更大的产出，以消化甚至是降低要素成本上升对单位产品价格的影响，使技术进步而不是增加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结构的改变是效率的含义，效率的改变是创新的含义，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的问题是，要素成本结构迅速改变了，而我们的投入产出结构的改变滞后，对应不足，增加的成本消化不掉，这些成本就进入到价格之中。

再来看需求拉上。所谓需求拉上，就是流通中的票子多，货币供应量大。我国2015年的GDP为67.7万亿元，而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139.2万亿元,M2与GDP的比例达到了2∶1以上，远远高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这个比例是

有问题的。为什么现在货币供应量这么大？排在第一的原因是外汇占款，就是结汇结成的人民币。我国2015年的外汇储备达到3.33万亿美元，是金砖国家中外汇储备第一大的国家。外汇储备和通货膨胀是什么关系？它是什么机理？企业和居民生产的产品卖给了国外，从而赚回来外汇。还有一些其他的转移收入，也增加了国内企业和居民所持有的外汇。这个钱是属于企业、属于居民的，但存在了商业银行，等到要用的时候，就从商业银行取出来，去投资或者消费。提款的时候，要换成本币，因为外币不能流通。这个环节等于是他们把外汇卖给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用人民币把居民和企业的外汇买进来。商业银行收了外汇也不能用，因为外汇不能流通，那怎么办呢？于是就去找中央银行，因为是中央银行授权商业银行为境内的企业和居民提供外汇服务的，这样就形成了商业银行和央行之间所谓的定期结汇这个制度。定期结汇就是央行给商业银行人民币，再把商业银行的外汇买进来，这个外汇就属于国家，入了国库。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公布的国家外汇储备。这没有什么特殊，各国都是这样做的。特殊点在什么地方呢？我国和其他的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很大的区别在于央行的结汇制度：中国的中央银行买进外汇的时候，不是用自己的资产，而是回去印钱给商业银行，或者说是新发行货币给商业银行。结汇量越大，意味着央行印出去的钞票就越多。钞票印出去之后就进入了流通环节，形成了通货膨胀需求拉上的压力。要控制流通中需求拉上的潜在压力，就是要控制货币投放量，控制货币投放量就要控制结汇量，但是结汇量不是谁能控制的，它是由国际收支形成的。由于我国在国际收支领域里，长期是收大于支，就形成了结构失衡，结汇量不断地增加，越来越大。要实现再平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限制出口。可是在世界金融危机后，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都在为自己的出口商争饭碗、抢订单，缓解经济危机的冲击，我们怎么能限制出口呢？不仅不能，还得扶持、保护出口商。这几年来，国务院每年都要对外贸工作开专门的协调会，支持国内的企业扩大出口。问题在于我们保护、支持出口企业，他们赚了钱回来要结汇，结汇就得印钞，印钞就可能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这就需要我们增加进口，做到国际收支平衡，就可以减少结汇。但在实际中做到这一点很难。我们想买的，人家不卖，人家想卖的，我们不想买。人家想卖给我们的是一般的工业消费品，而现在中国的工业和制造业的规模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在总量上已经超过美国。中国制造已经可以响当当地喊“中国制造”了，大多数商品比国外生产的便宜，质量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因此对这一方面的需求是有限的。我们想买高科技，还想买能源、油田、气田、矿山。但是想买的这些东西，又经常受到各种限制而买不回来。钱花不出去就得回来，回来后央行就得结汇，就得印钞，就又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2014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到达了峰值，为38430亿美元,2015年有所回落，下降了5 000亿左右，为33304亿美元，但外汇占款的规模仍然很大，形成了巨大的货币供应量。

所以中国的通胀问题，表面上看是因为总量上潜在的压力比较大，但是深入地看，压力之所以大不在于总量，不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太快，需求膨胀，导致物价上涨，而是深层次的结构矛盾所引起的。从成本推动和需求拉上两方面看，成本推动是在要素成本变化之后，投入产出结构不适应，形成了成本推动的压力，消化不掉。从需求拉上来看，它是国际收支结构失衡，导致央行不断印钞票，形成了需求拉上的一种威胁。真正要缓解目前潜在的通胀压力，实际上是要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另一重风险：经济下行，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经济下行看起来是需求拉动不足，我们要在投资和消费领域寻求新动力。

从投资来看，为什么我们现在投资需求疲软？不是说银行没有钱，也不是流通当中货币供应量不够，而是结构性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缺少有效的投资机会。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现在融资问题都不大，从直接融资看，它们在境内境外都有上市渠道；而从间接融资看，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大企业和特大型企业总体上是信任的，也是支持的，甚至是追捧的。问题出在哪呢？问题在于这些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创新力不够，自主研发能力不强，所以产业结构升不了级。它们在现在这种结构不变、技术不变、产品不变的基础上，如果要扩大投资的话，就是低水平的重复。而低水平重复的结果，就是加剧产能过剩。在中国目前普遍去产能的时代，加剧产能过剩的投资不可能维持。非国有企业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201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62000亿元，比上年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8%。比2014年15.2%的增幅又下降5个百分点。

消费需求疲软，看起来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在下降，但深层次的问题，同样是结构问题，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三个层面出了问题，包括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

在宏观层面，国民收入生产出来之后，初次分配在生产者当中进行，生产者包括政府、企业、劳动者。政府是税收，企业是资本盈余，劳动者是工资或称为劳动报酬。长期以来这三个部分在分配的时候，政府税收增长最快，企业利润次之，劳动者工资增长最慢。劳动者的工资用来消费，但是其增速慢，而且比重在下降，这样消费肯定就上不去。近几年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各个部门间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失衡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

在中观层面，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地区之间收入水平差别非常大。如果发展均衡，贫困地区都上来的话，中国消费规模能够大幅度提高。中国收入水平为什么会有地区差，会有这种繁荣和落后的差距呢？深入分析，主要原因是城乡差距。城市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3.3倍。哪个地方的城市化程度高，它的整体收入水平就高；哪个地方的农民多，城市化水平低，哪个地方总体上居民平均水平就低。城乡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主要来自产业差距，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2014年63.7万亿元的GDP中，农业只占了9%多一点，可是从 2014年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上看，农业劳动力的就业比重在32%左右，意味着32%的劳动力分享了9%的GDP,剩下的60%多非农劳动力分享了90%以上的GDP。这就使得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差距拉开了。

微观层面，劳动者之间，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国家统计局从2002年开始公布基尼系数，到2015年总共13年的时间，这13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上。大部分年份甚至在0.45以上，也就是说,20%最富的人分享了40%甚至45%以上的国民收入，剩下80%的人分享了不到60%的国民收入。出现这种情况，收入分配差距的红灯就开启了，就需要加以重视了。但是在事实上，到了这个点位之后我们的基尼系数还在提高，高的时候甚至达到了49.1%，也就是20%的人分享了49.1%的国民收入。这几年来，尤其是从2009年以来，我们开始对这个问题有所注意，之后数据有所回落，说明对微观分配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还不大够,201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46.2%，比上一年有所改善，但仍然还是在警戒线之上。这还是官方数据，民间发生的真实情况，恐怕还要更严重。这样的收入差距一旦扩大，它会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于下降，导致消费不足，产能过剩。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影响公平，同时影响效率，影响增长动力，所以，寻求经济增长的动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调整、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包括宏观、中观、微观这三个层面。2015年，我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下降了7%（现行价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又回落了5%（现行价格），但是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的经济增长率只回落了0.5%，消费对于经济增长拉动的程度扩大了。这就证明了改善收入分配对拉动消费是有积极意义的。

改善这些结构性的矛盾都很艰难，不是短期政策能够奏效的。中国经济下行来自内需不足，内需一是靠投资，二是靠消费。投资上不去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消费上不去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同样都是结构问题。因此中国现在要使得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政策的着力点、核心应该聚焦在调整结构，所以结构调整就成了“十三五”期间要处理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