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形象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的中国形象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种。其一是从“自我形象”（即中国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角度，探讨在“和平崛起”这一国际战略之下，如何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并构建和传播良好的国家形象。例如《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孙有中，《国际论坛》2003年第3期）、《文化中的国家形象》（云德，《求是》2007年第19期）、《关于国家形象内涵的思考》（程曼丽，《国际公关》2007年第2期）、《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与传播》（刘明，外文出版社2007年版）等。这些研究将中国人作为中国形象的创造者，从对外宣传工作如何思考和看待国家形象定位问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国家形象的内涵、影响国家形象的基本要素、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演进等问题。

中国形象研究的第二种情况，是从“异国形象”的角度，将外国人作为想象主体和想象创造者，探讨外国人对于中国、中国人的认识。其中颇具影响、并作出先创性研究的，当属厦门大学周宁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周宁在国内首倡跨文化形象学，并首先投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相继出版了《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等著作。为了“带着全球主义视野与期望进入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思考中国形象的跨文化表征与流动”^[1]，周宁邀请各方面专家，于2010年主编并出版了“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该套丛书共9种，已出版《西欧的中国形象》《美国的中国形象》《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印度的中国形象》《日本的中国形象》《东南亚的中国形象》《阿拉伯的中国形象》《非洲的中国形象》。在该丛书的总序中，周宁提出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1）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2）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3）域外的中国形象，主要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如何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中国自我形象认同的“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又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的问题。这三组问题相互关联，在理论上指向中国现代性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问题；在实践上关注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与地缘政治战略的文化背景问题。^[2]“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属于其中的第二组课题，以日本、印度、东南亚、非洲等世界不同国家地区、文化圈的中国形象的特征与表现为主要研究领域。其中，吴光辉的《日本的中国形象》以“文明帝国与中国形象”“文明比较与中国形象”“文化他者与中国形象”等为标题，将日本的中国形象分为“文化帝国”“文化比较之对象”“文化他者”三个基本内涵，分别探讨了古代、近代以及战后的日本人的中国形象。该书侧重于从思想史角度进行整体式的把握，其研究手法和基本观点颇值得借鉴。不过，在基本文献的选择方面，主要涉及的是日本各时代的思想家或政治家对中国的看法，并未将教科书纳入探讨范围，没有从国家教育、思想教化的研究视角来深入探讨。

由于异国形象研究是一个极具扩张能力的学术研究领域，近年来我国学者开始在不同学科，从不同视角来研究中国形象。李雁南的博士论文《近代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2005年）从近代文学的角度，运用详尽的资料，将明治时代以来日本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进行整理分析，认为近代中国形象来源于强大的意识形态作用下日本民族对中国的集体态度，其衍变史浓缩了日本民族的近代史；姜智芹的《傅满洲与陈查理——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从流行小说和电影的角度，深入探讨了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问题；李娅菲的《镜头定格的“真实幻像”——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形象”构造》（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对于1860—1912年间的西方人所拍摄的中国照片以及中国本土电影中的“中国形象”，用个案分析的方式进行了考察；刘林利的《日本大众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将报纸媒体的中国报道作为研究素材，探讨了日本主流报刊媒体的“中国形象”，认为日本报纸对于中国呈现出“重视程度高”“负面报道多”“对中国政治制度持批评态度”等倾向。这些成果都代表了近年来我国对于中国形象的成果，其研究方法以及部分文献资料对于本书的撰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当然，国内学界以“中国观”为核心标题进行历史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也很多。例如严绍璗先生的《战后60年日本人的中国观》（《日本研究》2005年第3期）依据历史的推进，以切实的史料和作者先后30余次访问日本累计近7年的生活体验，认为战后60年间日本人的具有主流意义的“中国观”分别为“反省与原罪的中国观”“文革分裂的中国观”“隐匿罪恶的中国观”“复活皇国史观的中国观”与“和平主义的中国观”等；王屏研究员的《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日本学刊》2003年第2期）认为，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中，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三次大的变迁，这种变迁以日本社会内部结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外部国际秩序的调整和重建为实现前提，以“实力主义”“现实主义”“国家利益优先”原则为价值取向，其发展规律呈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3]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南开大学杨栋梁教授任总主编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用6卷本的篇幅，从日本、中国和世界的共时性三维环境的视角出发，使用详尽的历史资料，历时性地考察了日本近代以来中国观的演变。在第一卷“总论”中，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被概括为以下5个阶段：（1）从质疑到蔑视（1840—1895）；（2）从蔑视到无视（1895—1924）；（3）从无视到敌视（1924—1945）；（4）从敌视到正视（1945—1972）；（5）从正视到“竞合”（1972—2011）。该丛书详细分析了不同时期中国观的内容和特点，深入探讨了中国观的变化规律以及本质，堪为近年来研究“中国观”的集大成之作。

此外，在日本教科书的研究方面，国内学界目前主要还是偏向于对日本教科书制度以及教科书问题进行研究。从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第一次通过右翼教科书之后，中国就出现了一批剖析日本右翼教科书的论文和著述。例如汤重南的《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实质》（《当代韩国》2001年秋季号），认为日本政府为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主导编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放行，“再次说明日本国内时至今日仍然存在一股企图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极其顽固的极右势力”，“再次暴露了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两面性和局限性”；^[4]钟严的《日本教科书问题的由来与实质》（《日本学刊》2001年第4期）认为教科书问题所反映出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如果一旦量变引发质变，再加之日本外部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就可能以某种新的形式重走战前老路。张海鹏、步平主编的《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对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出现、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系统评介，比较深入地分析了该问题产生的日本国内与国际的政治背景，以及它反过来对日本社会和周边国家产生的影响，并针对日本扶桑社教科书的错误史观和对历史歪曲的具体问题进行剖析。另外，臧佩红的《日本近现代教育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在解读日本政府有关教育的决策、法令、统计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时代发展为经、教育内涵为纬，系统考察了日本近代以来百余年间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轨迹，揭示了其近代“皇国主义”“军国主义”教育的发展脉络和特征，并阐释了其教育现代化的内容及当代教育改革的新举措。李秀石的《日本教科书问题剖析（1968—20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以详尽的史料，勾勒出日本近现代及当代政治之中所贯穿的教科书问题，分析了战后日本统治集团通过审定教科书篡改殖民侵略的具体原因，并展现了以教育界为首的日本有识之士为教科书问题所进行的长期斗争。

而在日本，最早对于中国形象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文学研究上。『中国像の検証』（中嶋嶺雄，中央公論社1972年版）、『近代日本文学の中国像』（村松定孝、紅野敏郎等，有斐閣選書1975年版）、『日本人にとっての中国像』（竹内実，岩波書店1992年版）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其中，『日本人にとっての中国像』基于竹内实深刻的中国体验以及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对昭和年代从“满洲建国”到战败后“满蒙开拓团”撤离这一期间的文学作品以及历史实录进行解读，认为“人们的中国形象渐渐被形成，并在不断产生出细微‘褶皱’的同时而充实着。这种中国形象的变化，同时映照出作为主体的日本人的思想变化、生活变化以及政治经济的变化”^[5]，并将昭和年代分为战前、战中、战后三个阶段，其文学作品中相应出现了“革命性的中国形象”“空白的中国形象”和“赎罪性的中国形象”。当然，除了近代文学之外，日本学者也将视角转入战后的文学作品。马场公彦的『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日本敗戦から文化大革命·日中復交まで』（新躍社2010年）将研究视角放到1945年日本战败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期间日本国内的论坛杂志以及综合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探寻日本人的中国形象以及其“自画像”的变迁历程。该书视角独特，资料翔实，是探讨战后中国形象、中日关系论、日本人论的代表性著作。

此外，在教科书研究方面，日本很早便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唐泽富五郎的『教科書の歴史—教科書と日本人の形成』（創文社1956年版）可谓集大成者，以极为开阔的研究视野，解析了各时期日本教科书的内容和特点，并如该书的副标题“教科书与日本人的形成”所指的那样，十分详细地探讨了教科书政策、内容等方面的变迁对于日本人的国民形成的紧密联系。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在“国定教科书中的人物——理想的人物形象与国民形成”一章中，专门将国定教科书年间（1904—1945）出现的人物形象进行整理和分析，并将明治天皇和二宫金次郎作为国定教科书的最为基本的理想人物，前者为“君”，后者为“臣”，认为这样的理性人物体现出“近代天皇制”的日本在教育方面的国家诉求。片岡徳雄的『教科書の社会学的研究』（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87年版）使用社会学研究方法，指出教科书的社会学研究至少有三个“独自的领域”，即教科书的“被约束性”（教科书受时代社会约束）、“媒体性”（教科书有文化传播和人格形成的作用）和“被规制性”（国家对教科书进行量和质的规制），并从“模范与人物”“人际关系”“时间与空间”“科学与研究”“作为媒介”“作为教育制度”6个维度，对教科书在内容编撰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其中在“时间与空间”一章中探讨了日本教科书中的外国人，认为战后日本教科书出现了欧洲人逐渐减少、美国和亚洲人逐渐增多的倾向，体现出教科书在国际理解方面的取向。此外，中村纪久二的『教科書社会史』（岩波書店1992年版）也从社会学的角度，整理和分析了明治维新至二战战败为止的日本教科书，认为“明治以后的教育历史，就是国家按照国家所追求的教育目标改变社会，并使民众根据社会现实来接受教育的历史”。^[6]该书在题为“教科书材料的时代像”的章节中，就教科书对于人物传记材料的取舍和增删等情况进行了深入考察，为本书研究日本教科书如何处理中国人物故事提供了重要启示。除此之外，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具有参考价值的先行研究，例如『皇国史観と国定教科書』（嵯峨敞全，かもがわ出版1993年版）、『「皇国の姿」を追って：教科書に見る植民地教育文化史』（磯田一雄，皓星社1999年版）、『国民史の変貌：日米歴史教科書とグローバル時代のナショナリズム』（岡本智周，日本評論社2001年版）、『国語教科書の中の「日本」』（石原千秋，筑摩書房2009年版）、『近世身分社会の捉え方：山川出版社高校日本史教科書を通して』（塚田孝，部落問題研究所2010年版）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教科书进行了研究，其中关于日本教育与“国民形成”这一课题的探讨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当然，此处必须提到的是，关于教科书的原始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石川谦、石川松太郎、海后宗臣、仲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合力编撰了共44卷本的『日本教科書大系』（講談社1962—1978年版）。其中，石川谦、石川松太郎父子用十多年的时间编撰了共17卷本的『日本教科書大系·往来編』，将日本启蒙教材分为古往来、教训科、社会科、语言科、消息科、地理科、历史科、产业科、理数科、女子用等十类，并将每类的代表作品集中在一起，并附上较为详尽的解说；海后宗臣、仲新共同编撰了共27卷本的『日本教科書大系·近代編』，将明治维新之后至二战结束为止小学使用的教科书汇集在一起，并在卷末对这些教科书的基本内容和特点等进行了说明。这一套“教科书大系”是教科书研究的重要资料，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

综观中国和日本对于中国形象的研究历史，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我国学术界对日本形象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数量的前期研究成果，不过，大多数侧重于从文学和思想史的角度进行探讨，缺少对于教育领域，特别是对教科书的中国形象的专题研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由于日本的教科书发展历史很早，从汉籍开始传入日本，以及平安末期“往来物”的出现，一直到现在，使用的教科书汗牛充栋，要较为充分地对其仔细梳理，并详加考察，除了需要付出不少时间和精力之外，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阅读工作也较为困难，这明显为研究者设置了较难逾越的障碍。另外，我国学者出于对日益严重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担忧，将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战后教科书中关于近代战争的描写，批判教科书编撰者与日本政府的历史观以及政治右倾化现象，而对于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在教科书中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性的歧视中国、篡改历史的现象较少关注，因此亟待对历史教科书问题背后所隐藏的历史连续性特征进行持续的研究。

第二，日本学者对于本国的教科书研究方面涌现出一批颇有价值的成果，石川谦、海后宗臣、唐泽富五郎等学者对于庞大的教科书系统进行了仔细的分类和整理，并对其本身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后来的学者奠定了十分重要的研究基础。不过，由于日本学者多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进行偏重微观的研究，将一小部分代表性的作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分类、整理作为研究目的，这样的研究方法难免忽视教科书在各个时代的文化内涵，忽略在时代大背景下政治、经济、教育思想、文教政策等各种制约因素在教材发展过程中的整合作用和牵制作用。

第三，在迄今为止日本的教科书研究中，日本学者将教科书中的本国形象作为研究重点，强调教科书中的日本人物、日本历史的相关描述对于日本人的文化定位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却往往忽略中国形象对于日本人的文化认同的影响。尽管唐泽富五郎、片冈德雄等学者的著作中有所涉及，但是毕竟是作为“配角”出现，其研究材料和研究深度尚显不足。其实，日本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包含着日本人对“中国”这个他者的理解，同时更多的包含着他们对于文化的差异对立、优劣等级的自我阐释，在关注日本教科书中的自我形象的同时，再深入探讨其中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的特征与实质，才能够更好地阐释日本人在解决“我是谁”“中国人是谁”的问题时接受了怎样的人格训练和道德教育，才能够更为全面而深入地揭示出日本教育的社会性功用。

基于以上考察，本书认为：日本学界对教科书的研究，虽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文献性的参考资料，但在关于教科书的“形象”研究方面，多注重本国形象，对于中国形象在日本人的文化身份的确认方面的作用研究较少；在国内，日本形象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将研究视角延伸到近代之前，将研究重心转移到教科书上的学者还比较少。故从总体上讲，迄今为止，还较少有人对日本教科书的中国形象进行整体而全面的研究，这也成为本书选择其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

[1] 周宁：《〈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总序》，吴光辉：《日本的中国形象》，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2] 周宁：《〈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总序》，吴光辉：《日本的中国形象》，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3] 王屏：《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日本学刊》，2003年第2期，第33页。

[4] 汤重南：《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实质》，《当代韩国》，2001年秋季号，第45页。

[5] 竹内実：『日本人にとっての中国像』，岩波書店1992年版，130頁。

[6] 中村紀久二：『教科書社会史』，岩波書店1992年版，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