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17世纪的德国教育

尽管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强调人的自主性，但过分的古代语言和古代著作的学习及其机械刻板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并未真正促进学生的自主性，反而使他们成为“博学的驴子”。学生吸收了过多的与生活和现实无关的知识，而其粗糙的精神并未受到精微的教化。也就是说，古代的作品并未真正有助于人的教化和改善。在德国，日渐僵化的人文主义的教育实践及其拉丁语作品和教学语言日益受到批判。反对拉丁语的暴政，强调教育的现实性和母语教学，加上城市重商主义政策的推行，使得17世纪德国的教育出现了一种现实主义的转向，也出现了一些现实主义的教育思考，如拉特克和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

拉特克（Wolfgang Ratke,1571—1635）生于赫尔施泰因（Holstein），曾在罗斯托克大学学习神学，但没有获得学位。由于不善于公共演说，他放弃了可能的牧师生涯，选择去阿姆斯特丹做了8年的私人教师，并在那里发展了新的教学体系，一个基于培根的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推理观的体系。拉特克致力于改善教学方法，还被认为是第一个使用“教学论”概念之人。由于他的教育观念并没有获得荷兰官方的支持，他便回到了德国，试图在奥古斯堡和马格德堡落实自己的教育思考。但是，部分由于他的超前的观念，部分由于他的组织和管理能力有限，部分由于试图维持对教育控制的天主教的敌意，拉特克的尝试都失败了。拉特克尽管未能把自己的观念成功地应用于实践，但还是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教育原则。这些原则包括：通过经验和实验而非死记硬背学习；从具体到抽象；掌握一个概念之后，才转向其他概念；通过重复来学习；学习外语之前，先学好母语。他的这些思考使得他列于现实主义教育的先驱者之中，并为夸美纽斯的教育思考奠定了基础。

夸美纽斯（Comenius,1592—1670）试图从人的本性引出教学论。在他看来，人的认识顺序是感性—记忆—理解—判断。他自己编写的教科书《世界图解》，天才地把语词阐释、事物阐释与图画联系起来，体现了贴近生活、直观和事物联系的原则，为儿童展现了一个“看得见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展现事物表面的状态，而是要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夸美纽斯把世界表述为一种始于上帝并终结于上帝的过程，中间过程包含着自然和人类活动。在他看来，认识世界和认识上帝之间没有什么不同，而是直接相通的。因此，《世界图解》也体现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教育观。

夸美纽斯强调建立一种实施为所有人（所有性别和阶层）的教育的学校，强调所有人的可塑性。不过，在他看来，生活就是朝觐，上帝是最终的目标。教育是为伦理和敬畏上帝作准备。

在教育的现实主义转向的同时，教育的宗教倾向也有所加强，这主要体现在虔敬主义的教育思考之上。

17世纪末，路德新教在教义和神学思想上逐步烦琐僵化，脱离实际；教会生活逐步世俗化和形式化，失去了宗教改革初期的精神和活力，逐渐演变成新教经院主义。于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德国兴起了源于路德教的虔敬主义的宗教运动，其领袖人物是路德教牧师斯庇勒（Philipp Jakob Spener,1635—1705）。斯庇勒提出，信徒要从单纯的教义知识的习得转向信经的虔敬训练，减少神学争论；从修辞学式的证道，回复到培养道德、提高灵命的证道；通过悔改和虔敬确立真正的教义；人的原罪只有通过信仰本身而非事功才能消除。虔敬主义对人性看法比较悲观，认为儿童生来是恶的，拥有恶的意志，因而必须通过教育来加以折断，以达到内心真正的虔诚。

斯庇勒由于结识了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1663—1727）而对教育产生了影响，而且后者比斯庇勒对虔敬主义的贡献更大。

弗兰克出生于吕贝克（Lübeck），曾在埃尔福特和基尔大学就读，后毕业于莱比锡大学。他在斯庇勒鼓舞下，建立了一个研读圣经的查经会（collegium philobiblicum），并通过斯庇勒的影响，成为了哈勒新建的虔敬主义大学——哈勒大学（1694）希腊语和东方语言教授。在弗兰克和托马西乌斯（Christian Thomasius）指导下，哈勒大学改革了宗教论证和经院风气，倡导有利于学生和国家的学习，开设现代语言、自然科学、地理、数学和历史等实用课程。在弗兰克长达30年的影响之下，哈勒大学成为了德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并为莱比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所模仿。哈勒也成为虔敬主义的中心。

1695年，弗兰克在哈勒设立贫儿学校，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建起了大型的教育机构群，包括慈善学校、市民小学、孤儿院、寄宿制教育学院、教师养成所、拉丁学校、女子文科中学等。至1727年弗兰克去世，大约有2200名学生在这些学校学习。1747年，弗兰克的学生黑克尔（Jhann Hecker）创办了德国最早的实科中学。

在弗兰克看来，教育是为了培养真正的基督徒，因此必须扑灭儿童的意志，使之转向上帝的意志。虔敬主义的生活信条是祈祷和工作。如果不祈祷，那就应该工作，没有其他的可能。人活着就是为了工作。在弗兰克的孤儿院里，每天5个小时教学和学习，6个小时体力劳动，3个小时的祈祷。我们还可以从弗兰克为贵族女孩或富裕的市民女孩开设女子文科中学（Das Gynäceum）的一天日程表中看到学习的严格和严酷。^[1]

6—8点 起床，洗漱，早祷，家庭作业，修身，早餐

8—9点 基督教教学

9—10点 法语教学

10—11点 教学和劳作

11—11:30点 写作教学

11:30—12点 弹钢琴或自由时间

12—13点 午餐

13—14点 音乐教学

14—15点 希腊语教学

15—16点 优雅的女性活动的指导

16—17点 算术和写作

17—18点 参加公共祈祷

18—19点 基督教教学

19—20点 晚餐

20—21点 自由时间

21点 晚祷，睡觉

虔敬主义的教育体现了对人的自然本性深刻的不信任，它倡导宗教生活内在化、日常生活虔敬化，倡导严格的训育，反对游戏。不过，为把儿童培养成为“具有虔敬之心和实际生活所必需的智能”的基督徒，弗兰克认为教育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实用性。此外，虔敬心的培养也需要知识的启发，因而需要设置范围广泛的课程，特别是高年级的课程具有强烈人文主义色彩。^[2]

虔敬主义的教育学是典型的规范教育学（Normative Paedagogik）。它从前教育学的假设和规范出发，把这些假设转化为教育目的，然后确定教育手段，并在一种似乎是普遍的理由中提出明确的行为方式。其所采取的措施与其最高的规范高度一致，是其逻辑的结果。但是，实际的教育行动方式并不是从规范性的前提引导出来的，而是源于其他的没有被意识到的决定理由。教育者如果把教育问题有意识地视为自己的问题，那么，他们就不会满足于对于事实的规范，而是想知道，是否他所做的或应该做的也是合理的。但是，规范教育学往往会掩盖这些关系。在规范教育学看来，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似乎是必须的，也是唯一的，或似乎是从这些前提性的规范中必须引出的和唯一引出的。^[3]

尽管虔敬主义强调个体必须从国家的良心强制中解放出来，但是这种强烈个人主义特征，与将要到来的启蒙运动的个人主义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尽管德国虔敬主义和后来的启蒙运动都反对天主教，并且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和平相处，但是它们有着不同的人相，难以持久相容。例如，德国早期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托马西乌斯（Christian Thomasius）和弗兰克是朋友，他俩在哈勒大学的建立（1694）初期都起了积极作用，但后来却成为了公开的对手。与托马西乌斯同是哈勒大学创建时第一批教授的德国早期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沃尔夫（Christian Wolf），一个在康德哲学取得统治地位以前支配着德国大学和德国的一般教育达半个多世纪的人物^[4]，后来也被其虔敬主义者对手挤出了哈勒大学。

但是，1740年，弗里德里希大帝登上普鲁士王位，试图在德国贯彻西方的启蒙文明。这时虔敬主义运动不断衰弱，尽管它在普鲁士和维腾堡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时沃尔夫被重新召回哈勒大学。德国启蒙教育学开始走向兴盛。

[1] Witt, Ulrike:Bekehrung, Bildung und Biographie. Frauen im Umkreis des Halleschen Pietismus, Tübingen 1996, S.101—127.

[2] P. Menck:Die Pädagogik August Herrmann Franckes. Wuppertal 1969, S.57.

[3] Blankertz, H. :Die Geschichte der Pädagogik. Von der Aufklärung bis zur Gegenwart. Wetzlar, 1982, S.51.

[4] 〔德〕鲍尔生著，滕大春等译：《德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