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丁声树先生

丁声树（梧梓）先生我是在1936年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开始认识的。但他的名字四年前我已经知道。30年代初天津《大公报》每星期发表一篇星期论文，由当时政界和文化学术界的著名人士撰写。记得1932年暑假，胡适之先生有一篇星期论文，提到当年毕业的两个学生，加以表扬和鼓励。一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吴晗，另一位就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丁声树。好像还提到他关于“不”和“弗”的论文，记得胡先生关于发明一个字的意义等于发现一颗恒星的说法，好像就是在这篇星期论文里提出的。

初见丁先生，留着平头，蓝布长衫，非常朴实，像一个老学究。但他却跟赵元任先生一起用外国仪器搞语音实验，是赵先生的得意弟子。我在南京这一年，跟他熟悉起来，知道他对于声音训诂之学修养很深，而对于方音和方言也很了解。听说抗战中南京撤退的时候，他随身只带了一部书，就是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明他对这部书定有研究，而这正是研究先秦两汉古典文献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参考书。

再碰到丁声树是40年代在美国，他由中央研究院派来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研究。旧雨重逢，高兴自不待言。40年代末，我们先后回国，又都在北京工作，来往颇密。他常常带我的孩子们到街上去吃面茶，因此有“面茶丁伯伯”之外号。

临近解放，南京政府准备撤退，中央研究院各个所行动不一，各研究所的主要研究人员如陶孟和等一般走得很少，只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傅斯年的督促之下几乎全部人员连同图书资料一起运走，包括留在所里的私人图书在内。但是，当时在北京的丁声树却没有走，因为他的夫人关淑庄大姐从美国来电劝他留下，而他的全部图书跟所里一起走了。

解放以后，丁公在语言研究所，抓了很多方面的工作，他参加过编字典、培训人员、自己讲课、到各省去调查方言等等，而事必躬亲，鞠躬尽瘁，受到大家的拥戴，但是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却没有时间去搞。

丁公在解放以后积极要求进步，最后入了党。他的夫人关大姐常常纳闷，曾经问过我，“你与声树都是书呆子，为什么现在热心于政治”？她不理解。我回答她，自己解放后有两种感觉：恨与悔。“恨”就是自己出身剥削阶级，“悔”就是没有参加革命而是去读书搞研究。“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又跟她谈过自己如何决心改造，又如何加入了造神运动的行列，碰得头破血流，最后才认识自己“毕竟是书生”。关大姐关于我的问题，我是陆陆续续地才能解答，但关于丁声树同志，我却不能很好解答。他出身于河南农村，家庭成分我不太清楚，但他曾跟我说，儿童时吃早点一个咸鸭蛋要分几天吃，可见绝非剥削阶级。但他对自己政治上要求很严。他是所里唯一的一个一级研究员，年岁已高，担负的工作也很重，但他对自己要求却特别严格，例如“文革”之后，所里分配给他比较宽敞的四居室住房，他坚决不要，并且说服家里人，一直住在经济所分配给她夫人的二楼两小间、三楼一小间的住房。日常生活中，他总以贫下中农标准要求自己，一直不肯喝牛奶、吃鸡蛋。当时所里有班车上下班，他家住得很远，但他觉得如果他坐班车，别人自然会让座给他，所以宁可放弃班车的便利，自己搭公共汽车，需要在站里等很久，车上也异常拥挤，耽误很多事情。因为他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社科院把他作为知识分子党员的榜样加以表扬。《北京晚报》上也曾经用图画故事的形式连载了他的事迹。丁公就是这样过于劳累，在七十岁时患脑溢血病倒了，很快就成了植物人。他初病时，我去看他，似乎还能认得人，眼眶含泪而不能说话，不久之后完全成为植物人，躺了十年就去世了。看起来，丁公是没有像我那样发现参加造神运动终于觉悟自己是“书生”。

丁夫人关淑庄大姐是满族，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丁公回国时她因孩子还小，留在美国工作了几年。而她父亲关定保长期在张作霖部下辗转做过几个县的知县，公正清廉，颇得民心。“九一八”以后，他把妻子和儿女留在沈阳，假装预备定居，自己只身入关，后来才设法把家属带进关内。关淑庄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南迁，她转入燕京，因成绩优异，学校给她联系到哈佛读书。她在统计学上颇有成就，首创将数学中的差分方法（difference，是微积分的一部分）用来分析经济，被美国教授称赞，但没搞完就回国了。而她的美国师弟孙之类按此思路做下去，自成一家，取得了优异成绩。关大姐回国后在社科院经济所工作，却不断受到批判。1980年，其女从耶鲁大学经济系毕业并参加工作，关大姐重返美国，并照看她的女儿和孙女。前不久，她患舌癌，动了手术，经过顽强刻苦训练，在越洋电话中发音仍然清晰响亮，能谈到半个小时。

我想她一定能够战胜这一顽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