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索绪尔的语言系统符号学出发

一、语言系统与言语的取舍：索绪尔语言学的“阵地”定位

索绪尔是巴尔特符号学理论的第一位导师。对巴尔特而言，索绪尔最为核心的贡献之一是确立了“语言系统”作为其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并且在这一基础上，以“语言符号”（signe linguistique）作为一般“符号”（signe）的典型体现，构想了一门“符号学”的存在。法国结构语言学家、符号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在其著名论文《语言系统的符号学》中对现代符号学两大先驱皮尔斯和索绪尔的工作做一区别评析，他认为，皮尔斯没有区分作为研究对象的符号与作为解释其他符号的工具的符号，但是，索绪尔对语言系统的“发明”是一项创新：语言科学可能是唯一一门通过发现自己的对象而最终得以确立的科学。本维尼斯特的评析提示我们：必须对索绪尔确立“语言系统”作为自己语言学的对象这一事实进行仔细分析，这是我们理解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也是我们理解索绪尔所坚持的语言学与符号学之间关系的认知的基础。

我们不妨从回溯索绪尔的语言三分观念开始。索绪尔区分了语言的三个面向：语言系统、言语和言语活动。在索绪尔看来，言语活动同时涉及语言系统和言语，横跨太多领域，比如物理、心理、生理、个人的以及社会的领域，因此很难描画其统一的形态，而语言系统是抽象的、可被描述的。语言系统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面向，在个人之外，语言系统仅仅因为社群成员之间的某种契约而存在；而言语是言语活动的个人面向，是个人的行为。虽然1916年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的同事与学生对他的思想的重构，但是从1996年在索绪尔私邸发现的手稿中，我们也能够进一步证实索绪尔将语言系统作为其阵地的原因：“言语活动是种现象，它是人所具有能力的运用。语言则是这一现象在由个体组成的社群中，在确定的时代中所采用的一整套协调一致的形式。”简而言之，语言系统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言语技能而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它作为言语活动的一切表现的准则，具有确定性、纯粹性、同质性以及具体可操作性，这些都是使得索绪尔选择坚定地站在语言系统这一“阵地”上的原因。

在索绪尔之前，谈论语言学对象的自明性，将语言学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都还为时尚早。索绪尔发现了语言学与其他科学的不同之处：其他科学的对象是自明的，对象的出现先于学科的出现，因此相关学科的研究是对既存对象的不同角度的研究；但是，语言学的对象还在晦暗之中。索绪尔提出，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语言学家必须将对语言系统的研究作为他们的第一考量，然后将言语活动在其他方面的呈现与此关联（进行研究）。”在这里，我们要着重说明：索绪尔的做法发现了（更恰切地说是“发明”了）“语言系统”作为其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他的理论立场和方法论其实先于其研究对象——言语活动的事实（un fait de langage），甚至可以说，是他的研究方法创造了他的研究对象。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必须把语言系统作为索绪尔语言学的核心立场，才有可能清晰定位索绪尔的语言学之实质。

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不仅在之后的20世纪人文学界引发了结构主义风潮，也间接地引发了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对话语问题的关注。雅各布森和本维尼斯特二人则是在语言学领域内很早就发挥和发展了索绪尔搁置不谈的言语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部分，从而深入地影响了后来的学者，比如巴尔特、拉康等人。在本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笔者将全面地分析雅各布森和本维尼斯特是如何发展了索绪尔所存而不论的这些问题，以及如何影响了巴尔特。

二、索绪尔的语言系统符号学与本维尼斯特的语义学

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建立在其语言学思想的基础上。我们不妨先来考察索绪尔对“符号学”这一概念的界定。我们在绪论部分第一个脚注中已经指出，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由其弟子兼同事根据学生的课堂笔记整理而来，因此这本书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反映了索绪尔的思想值得质疑。就“符号学”这个概念来说，现有的三个版本的“教程”对“符号学”有两种界定。在1916年这个版本中，符号学被界定为“在社会生活/生命中研究符号生活/生命”（“la vie des signes au sein de la vie sociale”）的一门科学。由于目前学界普遍认为1967年和1993年版本更为准确地反映了索绪尔的原义，因此，笔者以这两个版本对“符号学”的定义为准。在1967年恩格勒的修订本与1993年根据康斯坦丁的笔记编订而成的第三版中，符号学被界定为“对人类社会内部的符号及符号的生命进行研究”（“études des signes et de leur vie dans les sociétés humaines”）的一门科学。根据这个定义，索绪尔的符号学属于后来学者所讨论的“人类符号学”。索绪尔认为，“符号学”属于研究人类心智能力与活动的“社会心理学”（la pyschologie sociale）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索绪尔的“符号学”已经越过语言学进入了人类的其他学科，并且将人类社会中的符号现象、符号运作以及人类使用符号的能力作为其研究对象。但是，索绪尔的符号学奠基于其语言学，并且以语言学作为最为重要的分支，这是不争的事实。

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家的任务是要发现是什么使得语言系统成为符号事实中一个特殊的系统……对我们来说，这个语言学问题首先是一个符号学问题。”索绪尔之所以认为这首先是一个符号学的问题，是因为索绪尔的“符号”概念首先是一个语言符号“符征”（signifiant）与“符旨”（signifié）之间的联系，由声音与概念之间的联系来表达。索绪尔的这些“富于创新”的研究显示：语言系统最基本的特征是由符号构成的，即语言系统的基本特征是符号本身的特征，这一点与构成文化的所有社会现象都一致。1963年第20期的《索绪尔研究笔记》（Cahiers Ferdinand de Saussure）中，本维尼斯特发表了《半个世纪之后的索绪尔》（“Saussure après un demi-siècle”）一文。在该文中，本维尼斯特讨论索绪尔的“符号”概念，他认为，当索绪尔将“符号”概念首先设置为语言系统的一个单元时，语言系统也就在此基础上成了一个符号系统。

索绪尔设想语言学只是符号学的一个部分，一条分支，但是，他同时也提出，这样一门符号学的规则将适用于语言学。在此，我们似乎看到了索绪尔的符号学与语言学之间关系的双向路径：（1）符号学包括语言学，而语言学分享其规则；（2）语言系统相比其他系统“是所有系统中唯一最重要的”，但是其基本特征由于是符号的特征，因此，与其他系统分享规则。总结来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初步的结论：索绪尔认为，在社会内部研究人类心智活动与能力诸学科的一隅——研究符号的学科“符号学”，它共享语言系统语言学的规则；也即是说，索绪尔的符号学之基础是语言符号，而其模式正是语言系统的模式。

但是，本维尼斯特的呼吁使我们明确地意识到，阻碍了符号学发展的正是曾经帮助建立符号学的基础——“符号”这个概念。他指出，在“符号”以上，在句子的层面及其句子之上的层面，我们遭遇了“话语”，而索绪尔的语言学终止于句子。事实上，在“符号”与“话语”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必要的以及互相作用的”关系：“话语在言说前总是先要经过语言符号的建码，符号的意指功能与交流功能只能透过话语来呈现，话语即是语言在社会中的使用”，而这两个领域又分别引出了“符意学”和“语义学”:“通过语义学，我们进入了话语的特殊意指方式……符意学（符号）应该被识别（être reconnu）；而语义学（话语）应该被理解（être compris）。”张汉良进一步区别了符号与话语以及符意学与语义学之间的辩证关系：“基于一种语言学的习得而非内在固有的能力，人们在索绪尔的符号概念的基础形式——‘字词’[字素（moneme）]的意义上，识别了符号，符号的意指过程 [或符号运作（semiosis）]引发了句子和话语的无穷的生成过程。因此，符意学与语义学之间的差异，是对单个符号的认知与对话语中符号运作的认知之间的差异。”

三、巴尔特的“超语言学”设想对索绪尔的批判性继承与补进式发展

符意系统之外的语义系统，是索绪尔的符号学没有能够涉及的领域。一门广义的符号学研究应该同时包括符意学和语义学，所以巴尔特在《引言》中认为，由于索绪尔语言系统符号学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因此一门真正的符号学尚未建立。索绪尔语言学对语言系统的形式化追求，使其不仅放弃了对个体的言语活动的研究，也搁置了关于社会对语言系统的吸收这一问题的思考。后文中笔者会指出，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研究将帮助我们意识到，语言系统本身含有内在的社会性，并且社会自身也认识到自己是一套“语言系统”。巴尔特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一直从事的以结构语言学为模式、以大众话语实践为对象的符号学研究（包括符号学视域下的神话研究、广告研究、图像研究等），其实都已经碰触到了社会结构中的“语言系统”“言语行为”“话语交流”以及话语与话语片段的意指活动。

巴尔特诚然接受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然而，在1967年《时尚系统》（Système de la mode）出版之际，在接受《世界报》（Le Monde）弗雷德里克·高森（Frédéric Gaussen）的采访时，巴尔特回顾他的《时尚系统》一书与《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导论》论文，他认为，自己在文化分析与书写实践中，“补进了”（complété）甚至质疑了索绪尔的语言学：

《时尚系统》回应了一种“初出茅庐”（débutant）的符号学。这本书虽然延用索绪尔的图示与词汇（比如符号、符征、符旨），但是在实际写作中，以一种新的语言学‘补进了’，甚至是质疑了索绪尔主义。这种语言学主要是由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 1928—）的理论所体现的，但是也包括了雅各布森、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分析。这种语言学不是分类学（taxinomique），因为它不再关注对符号的分类识别与分析，而是关注言语的生产规则。

这种新的语言学是什么呢？它显然已经走出了索绪尔以语言系统为对象的语言学研究，进展到了以言语以及话语作为研究对象的新语言学；用本维尼斯特的术语来说，这种新的语言学不再关注“符意意指”，而是关注“语义意指”。巴尔特在为1964年《交流》杂志第4期“符号学专刊”撰写的《引言》中，将这一新类型的语言学命名为“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que）。

巴尔特发挥了这一语言学上的演进，这一时期，他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结构语言学模式下的文学和文化分析。他依然坚持使用索绪尔的范畴来分析书写的服饰时尚体系，只是因为这些范畴在他看来非常适合分析被大众文化具体化和神话化了的对象。然而，在文学言语这一层级上，巴尔特接收了哥本哈根学派语言学学者叶尔姆斯列夫对内涵系统（connotation）/外延系统（dénotation）的区分。可以说，巴尔特在沿用索绪尔语言学术语的同时，实则从事属于内涵系统的文学和文化系统的符号学分析。比如，巴尔特在研究《时尚系统》时，对符号的直接符旨无甚兴趣，他看到，相较于符征的游戏，符旨总是退却。而在关涉社会化的对象时，他在符旨那里立即重新发现了“意识形态上的异化”（l'aliénation idéologiquee），同时他自白“《时尚系统》的作者尝试要发现在服饰时尚这一系统的意指过程中，意义是如何被人们建构出来的”。这些都属于内涵系统的符号学研究。我们的确可以在巴尔特的超语言学概念与内涵系统符号学之间画上一个等号，后文的分析也将表明，巴尔特的修辞学概念也等同于这两个概念。

有了上述讨论，我们就可以来思考巴尔特对索绪尔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双向继承以及反思了，而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如何？巴尔特对索绪尔的批判性继承从来都不局限于套用几个索绪尔的术语，而是在最核心处，他思考符号学这门新兴学科的根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符号学的研究模式是什么？通过对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挖掘，巴尔特的符号学尝试脱胎于索绪尔的语言系统符号学去统摄对话语及话语片段的符号学分析。

本维尼斯特1969年的论文《语言系统的符号学》明确声明了语义学和后设语义学的确立，然而，仅以话语的意指系统切入符号学的研究这一表现形式被学者明确意识到这一自觉性的发现，来确立学界对话语符号学的认知之发端，这还不够，我们的视野还要再向前回溯，至少我们要看到1964年的《引言》已然标志了巴尔特话语符号学思想的开局。巴尔特在该期杂志上共发表了三篇文章，除了《引言》和《符号学基础》，还有《图像修辞学》（“Rhétorique de l'image”）。不同于后两篇论文，这篇《引言》并没有获得读者和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但是事实上，巴尔特在这篇引言中反思了索绪尔的语言学与符号学之关系的主张，发掘出了“超语言学”概念，也展望了符号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从而设想了一门话语符号学的出现。这篇《引言》的重要性被大大忽视了。

在《引言》中，巴尔特设想了一门以话语为研究对象的新符号学，这首先是基于对索绪尔的“符号学”概念的反思。巴尔特意识到，在他的时代，学者们依然需要有所信任又有所保留地使用“符号学”这一概念，这是因为作为一门科学的“符号学”尚未建立，而究其原因，是因为索绪尔及其追随者认为，语言学仅是符号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巴尔特并不同意这一主张。但巴尔特的质疑有何依据？仔细考察之下，我们发觉，巴尔特的质疑来自这样一项认识：人类社会在社会学层面的意义指涉现象必然与言语活动联系在一起：“每一种符号系统都与言语活动相交织。”换言之，所谓在人类社会内部研究符号运作和符号本质的科学“符号学”，无法与人类的言语活动割裂，甚或说，言语活动中介奠基了“符号学”研究的一切对象。巴尔特以视觉性的存在物以及符号指涉物的集合为例，试图证明它们与言语活动的形式结构——语言系统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指出：通常，图像等视觉性存在物总是同时伴随着语言学的信息，比如电影，总有一部分的象似信息（message iconique）被语言系统重建，而像食物或服饰这类系统，它们只有在借助语言系统时，才能以命名的方式具体切分其符征，并且通过用途或原因来命名其符意；更毋宁说，我们总是生活在书写物的文明之中。巴尔特因此认为：“现在的情况是，似乎我们越来越难察觉到关于图像或符物的某个系统，它的符旨是外在于言语活动的。……只有指定的意义，这个符旨的世界不过是言语活动的世界。”

巴尔特之论述落点在于：符意指涉总是与言语活动有关。因此，他认为语言学之于符号学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一个组成部分（即便是一个最优先的组成部分）。在笔者看来，巴尔特的这一思想其实已经触及了1969年本维尼斯特在《语言系统的符号学》中处理过的一个问题，即语言系统与其他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然而，巴尔特这一思路又从何而来？为什么他会认为社会学层面上的意义问题总是需要借由语言这一系统来陈述？换句话说，为何巴尔特认为符意只能通过言语活动的中介，才能进入人类的生活实践呢？虽然时隔五年（1964年的《引言》与1969年的《语言系统的符号学》），但是巴尔特与本维尼斯特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索绪尔阐述了语言系统与广义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却没有阐释清楚语言系统和其他从属于广义符号系统的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系统属于广义的符号系统，而且，相较于其他符号系统而言，语言系统是最为重要的。但是，语言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具体关系如何呢？对此索绪尔语焉不详。本维尼斯特设计了符号系统的组成部分和运行规则，区分语言系统和其他系统之间的区别，他发现，只有语言系统可以既作为被阐释系统（système interprété），又作为阐释系统（système interprétant），其他任何系统都无法统一这二者于一身。也就是说，语言系统是其他符号系统的唯一后设语言系统，而且这些符号系统的符意指向只能通过语言系统来说明。

再回视巴尔特1964年的这篇《引言》，我们发现，巴尔特认为所有符号在符意上的落点都在于言语活动中，其根本依据就在于语言系统与其他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后设语言与对象语言的关系，是阐释系统与被阐释系统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巴尔特指出：“即便是在语言学之外的事实那里，当代社会的符号学（在大众交际的场域中我们支配话语）仍需要找到言语活动，不仅仅是把言语活动作为一种模式，也是将其作为组成成分，作为一种援助，作为某种符意。”这一言语活动不是索绪尔式的语言学家的言语活动，而是二阶的言语活动。这种言语活动的单元不是字素（monèmes）或音素（phonèmes），而是更大的话语的片段，这些话语关涉符物在言语活动之下而非言语活动之外指涉意义的片段。换言之，在人类交际的话语实践中探视言语活动，这一言语活动将从字（词）进入句子、话语、话语片段乃至话语之外的符物。这样的符号学，就将人类的话语实践从纯粹形式化的语言学拘囿中释放出来，还原至人与社会的互动中去了。也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下，巴尔特提出，符号学要被“超语言学”吸收。我们亦可言之曰：超语言学并非一门新语言学，而是一门以语言学为核心的新符号学。

要考察巴尔特的“超语言学涵括符号学”这一主张，首先要考察巴尔特的超语言学概念。我们先不全局检视巴尔特对超语言学的所有论述，仅从这篇《引言》的语境中来看，巴尔特所认为的超语言学，其“材料可能包括神话、叙述、新闻，以及所有被言说的我们的文化的部分”，也即是说，超语言学的领域覆盖了所有被陈述的文化（la culture énoncée）以及人陈述文化的陈述行为本身。从这一点来说，研究人类社会的符号及其符号的生命的科学，自然就被包含在超语言的领域之内了，而超语言学背后的后设研究方法可以是本维尼斯特所谓的“陈述语义学”。我们因而也得以理解巴尔特的主张：“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要逆转索绪尔的一个命题——语言学不再是符号学的一个部分，一个优先的部分，相反，符号学，这门关于符号的一般学科，是语言学的一个优先的部分；更确切地说，符号学覆盖了话语的具有表意性质的大的单元。通过这种逆转，我们围绕着‘表意过程’这个核心，来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精神分析以及风格学的研究。”

我们必须注意到，巴尔特逆转了索绪尔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关系，并非是用超语言学替代了语言学，而是在语言系统语言学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以话语为研究对象的超语言学，再用超语言学与索绪尔符号学的关系，逆转了索绪尔的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巴尔特认为，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素材是话语，是人们在社会中使用的语言片段，而索绪尔的符号学不过是这样一种超语言学的具有优先性的组成部分。同时，巴尔特也提出，这种超语言学（新符号学）研究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已经明确显露出来了：这种新符号学要在二阶言语活动的内部，在索绪尔的组合轴与聚合轴的交汇处发现信息，要么在组合轴上对叙事信息进行结构分析，要么在聚合轴上对内涵单元进行分类，对信息的表意过程进行分析。巴尔特对这两个方向上的研究说得很是简约，需要我们再考察一番。

首先，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到巴尔特的内涵单元这一概念。在《符号学基础》的“外延与内涵”一节，巴尔特从单一的意指系统（ERC）中，通过对表达层（plan d'expression）和内容层（plan de contenu）的再度叠加意指，分别延伸获得了两个高一层级的意指系统。将初级意指系统（ERC）变为高一层级意指系统的表达层（或新的符征），可获得内涵系统 [（ERC）RC]；将初级意指系统变为新的内容层（或符旨），可获得外延系统 [ER（ERC）]。内涵系统包括内涵符征（connotateur）与内涵符旨，以及联系该二者的意指过程（signification），内涵符征又是由外延系统之外延符号（signe denoté）所构成的。因此，对内涵系统中的内涵单元的分类，其实意味着对三项成分的集合——内涵符号（signe connoté）进行分类：（1）由外延符号所构成的内涵符征，（2）内涵符旨，（3）联系上述二者的意指过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再回视巴尔特所指出的新符号学的两个研究方向，我们发现：这两个研究方向，所谓“在组合轴上对信息进行结构分析”，是指对被陈述的信息在结构语言学模式下进行内部分析，而“在聚合轴上对内涵单元进行分类”，则指向对信息的各项可能的表意过程进行分析，尤其注重对表意过程中，对意义的生产和传递造成了影响的因素进行分类分析。换句话说，前一方向是对被陈述物（énoncé）的结构分析，这里的信息可以被简化为一系列需要辨认的单元，而后一方向是对陈述（énonciation）行为的分析，这里涉及了作为信息的生产者和阐释者的语言系统，而不是作为被陈述物的信息。

巴尔特特别指出：未来的研究前景“或许属于内涵语言学，因为社会依据人类语言为其提供的第一系统，不断发展出具有第二意义的系统”。根据巴尔特在《符号学基础》第四章的论述，既然修辞学（rhétorique）是内涵符征的形式，而意识形态（idéologie）是内涵符旨的形式，如果说内涵语言学研究，即以内涵系统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研究，要将修辞学和意识形态纳入研究范围的话，那么内涵语言学所遭遇的语言学问题，已然属于话语层面，是句子之上的文本篇章的问题，自然也就属于前文提出的超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了。

在1964—1965年间，巴尔特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开设了一门修辞学研究的课程。他在课程讲义中指出，这一门课程，不同于既往课程研究符号学的基础知识或符号系统，而是要研究“言语的符号学”（la sémiologie de la parole）。言语的符号学与语言实质（substance linguistique）的符码有关，而不是与语言学符码有关，因为言语符号学的组成单元，其形式高于句子，而且这一符码与内涵的层面一致，特别是与文学性内涵一致，这种符码的最终的统一形式是话语或作品。巴尔特认为，言语的符号学这一系统可以称之为“超语言学”，也即是他的“修辞学”。我们可以察觉到，巴尔特所谓的未来符号学的前景之两个方向：其一指向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系统符号学的延续，其二则指向超越索绪尔之语言系统符号学的言语符号学乃至话语符号学。言语符号学应当被话语符号学统摄。

一门关于言语的语言学研究，被命名为修辞学研究，或内涵语言学研究，或超语言学研究，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尤其是作为内涵符征的修辞学，被冠以与超语言学等同的地位，使得笔者不得不认为，在巴尔特看来，对内涵符征的研究，其重要性几乎等同于对内涵符号/内涵系统的研究。此外，在简要地整理了《巴尔特全集》中有关超语言学的论述之后，笔者发现，要分析巴尔特的超语言学概念就必须率先理解巴尔特的修辞学思想，我们将在第二章第四节对巴尔特的修辞学思想进行细致讨论，一并讨论巴尔特所谓的“旧修辞学”与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关系。同时，笔者也发现，超语言学概念也引出了巴尔特的叙事分析（l'analyse des récits）以及文本概念（texte）。我们或可泛言之曰：我们可以将巴尔特1964年之后的理论与实践归结为在话语符号学的领域内进行的学术探索。

统观巴尔特1964年撰写的这篇《引言》，它既是巴尔特最早讨论超语言学概念的文章，也是最早提出话语符号学设想的文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可以认为，巴尔特在此引言中已经设想了一门以话语为研究对象，以话语语言学为研究模式的符号学，即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但是我们依然要很谨慎地使用“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这个概念，因为我们还需要清晰地指出这一概念可能的来源：话语符号学这个概念是巴尔特在对索绪尔语言系统的符号学反驳的基础之上提出的。在对索绪尔的再思过程中，巴尔特借助了雅各布森有关言语的论述，这使得他能够看到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规避言语语言学的原因，也能看到雅各布森对言语的讨论能够为话语研究带来理论支撑。同时，我们还要借助分析巴尔特所吸收的本维尼斯特在《一般语言学问题》以及《一般语言学问题：第二卷》中对话语语言学与话语符号学两个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建构，来补充完整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在下文中，我们将从雅各布森和本维尼斯特对索绪尔搁置不谈的言语问题的发展深化入手，来建立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理论中至关重要的思想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