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作为解构形而上学的后现代主义

2.1.1 形而上学简述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把解构主义判定为后现代理论。而之所以会达成这种一致的看法，与德里达解构主义本身的理论旨趣与目标是呈正相关的。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理论旨趣或者目标都指向一个方向，即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颠覆、捣毁。那么，什么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它的定义、目标与特征是什么呢？这一节我们就来具体地讨论。

第一，形而上学的定义与历史。形而上学是哲学中最基础的学问，但也是引起争议最大的部分。形而上学这个概念的起源跟亚里士多德有关，但是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没有使用该词。形而上学这个词来源于古希腊文“atmetaatphysica”，它表示“在物理学之后”的意思。公元前1世纪整理和分类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安德罗尼柯，把亚里士多德讨论“第一哲学”的一组论文放在讨论自然界客观事物的著作之后，命名为“at（bibha）metataphysica”，也就是后来被广泛使用的作为哲学最基础、核心部分学问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大致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本人使用的“第一哲学”。“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能为我们提供最普遍、最高级知识的万物必致终极者”，即“作为存在的存在”或“存在本身”。“而存在中最根本者是实体的存在，对‘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研究是以对实体的本性和最确定的原则的研究为核心的。”简单地说，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也就是要确定万物存在的第一原理，“探究万物的普遍本质”，它“构成一切论证和推理的基础”。“形而上学表明为追求本质与根据的哲学与思想。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本质成为了追根求源的根本目标，并由此建构出各式各样的形而上学体系。”德里达本人的定义与之相同，他说：“所谓形而上学，就是依赖一种无懈可击的基础，一种第一原则或不可怀疑的根据，来建造整个意义等级的思维体系。”在为存在追寻不可怀疑的根源、第一原则、普遍的本质的思路引导下，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学史，从古希腊泰勒斯的水是世界的本源、柏拉图的理念论、中世纪的上帝论，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到尼采的权力意志、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列维纳斯的他者、德里达的延异，都是试图为世界寻找一个绝对的本源、第一因。这就使得西方哲学史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版本的形而上学。美国哲学家爱莲心对形而上学进行了分类，认为有神秘的形而上学、有神论的形而上学、无神论的形而上学、无神论的教条的宗教形而上学、无神论的非教条的宗教形而上学、唯理论形而上学、表象的和实在的形而上学、体验的形而上学、描述的形而上学、先验条件的形而上学、绝对预设的形而上学等。西方哲学史上如此纷繁的形而上学理论，都离不开对世界的本源、终极根据、第一因的追诉。为了更好地概览式地把握西方形而上学的发展历史，在这里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我国学者俞吾金对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的研究。俞吾金教授认为西方形而上学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翻转：“首先是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对柏拉图主义的‘在场形而上学’的翻转；其次是在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内部，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意志形而上学’对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形而上学’的翻转；再次是后期海德格尔的‘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对其前期的‘此在形而上学’的翻转。”后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这个名称被用来称谓所有哲学的起规定作用的中心和内核。”海德格尔虽然反对形而上学，它认为整个西方形而上学自柏拉图都走向了歧途。这种歧途的表现就是形而上学所讨论的对象或追求的目标都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本身，这样就导致了“存在的遗忘”。形而上学根本没有找到真正的研究目标。在他看来，对“存在”的研究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也就是“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一种非传统的客体式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目标是要解构西方的传统形而上学，但从他对形而上学的定义来看，他依然可以被归纳到传统形而上学的系统之内。即使他的第一原理并非客体式的某个超验的他者，是某种“世界”意蕴的显现存在，但他追问的方式还是根源式的，因为在他来看，是先有存在，然后才有存在者。存在比存在者更为本源，存在是第一性的、奠基式的、本真的。这种追问的内在意蕴没有脱离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所要确立的目标。

第二，形而上学的目标与特征。形而上学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在对形而上学的定义的追问中已经间接地包含了这一问题。形而上学的目标跟它的研究对象是息息相关的。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是世界整体，是整体世界的本质。形而上学是比科学知识更普遍、更必然的知识，是科学的科学，科学的基础。形而上学把世界看作是现象与本质二元对立的。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世界的可见可感的现象。而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超感性的非具体的本质。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影响了它的目标，即要对存在的普遍本质进行清晰的认识，找到世界存在的根源、终极根据，找到那个绝对的永恒不变的奠基者与真理。强以华对形而上学的任务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形而上学具有很多任务。其中一个任务就是用形而上学认识的绝对真理或世界的本质来规范世界的现象。这是形而上学的附属任务。他认为：“在形而上学的诸任务中，其核心任务是认识本体，建立关于世界本质的绝对知识体系。”这种论述和笔者的看法是一致的。

第三，形而上学的任务决定了形而上学的性质与特征。尤其是传统形而上学，由于其终极目标是发现世界的本质、永恒真理、绝对的世界本源与基础，即那个超感性的不受现象影响反而决定现象界的超验所指。这就使得形而上学具有基础性、同一性、超历史性等主要特征。首先看基础性。基础性特征是指形而上学追问的是世界之所以存在的根据。这个根据是世界的本源，也是本质。没有这个本源的基础的存在，世界就无法存在。因此，形而上学首要的特征就是基础性特征。后现代主义者罗蒂就是要反基础主义，认为知识没有外在的一个绝对的超验的基础，提出一种反“基础主义”的“后哲学”。所谓后哲学就是一种摈弃了传统形而上学存在的终极根据或第一原理的探寻的哲学，“它不再给人以知识和真理”。它“是一种不受任何哲学的‘真理’和‘原则’等压制的百花齐放的自由文化”。其次说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同一性是针对那个超验的所指、永恒的真理、根据、第一原理的绝对的自我纯粹性而言的。世界的本质、真理、基础和本源是自我生成的，无需借助他者而存在。它是自在自为的绝对他者，如理念、上帝、绝对精神等，它们都无需借助外力而存在，并且作为与之相异的外物，都要依靠它而存在。同一性就是存在的根据者的独立性、自立性，是世界的绝对的纯净无杂质的唯一者。形而上学的同一性特征使其不断地建立各种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如本质与现象、理性与非理性、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上帝与万物、结构与材料、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与意识等。在这些结构中，无不是前者具有绝对的起主导作用的优势，是第一性的，是同一的、纯粹的、永恒不变的、稳定的；后者被前者规定，是不纯的，是第二性的，是具体的，是他者，是瞬间变化的、不稳定的、差异的。传统形而上学同一性的特征内含对他者、差异的暴力。而这一点恰恰被列维纳斯所批判，认为形而上学就是对他者与差异的暴力，“他把传统总体化为同一的帝国主义”，从他者与差异出发，企图创立一种以差异和他者为中心的伦理学形而上学。但最终他的这种企图也走向了反面，成为一种差异对同一的暴力。再说形而上学的超历史性特征。形而上学的超历史性是指作为存在的绝对的根据、真理、奠基者，是作为抽象的永恒的普遍存在者，它不是在现实的感性世界中存在的，它没有物质感性的肉身，因此它是不死的，没有生死，是绝对的超验的永恒的抽象者。因此，它没有生成的具体的历史，而具体的现实的存在者的历史是以它为基础的。它是现实的历史的基础与本源。具体的历史性是建立在超历史性之上的。形而上学的超历史性也可以说是一种先验性和永恒性。“在德里达看来，形而上学的‘永恒性’原则实质上是假言命令，就像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把没有被经验证实的理论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进而使之成为公理。”

总的来看，形而上学的目标及其特征都存在于现象的现实感性世界之外，是作为绝对的同一的永恒的真理而存在的，是具体的感性的现象、历史、经验知识的本源与基础。形而上学就是世界的存在的本质与绝对根源的哲学。这种特质让形而上学包含了一种对感性、现实世界、历史与差异的暴力。尼采反对形而上学就是反对它对感性、肉体、非理性的暴力；列维纳斯反对形而上学就是反对它对差异与他者的暴力；而德里达作为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就是要反对形而上学，反对它的霸权，他继承了尼采、列维纳斯的衣钵，要反对的就是形而上学的霸权与暴力本身及其产生的形式。

2.1.2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就是要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超历史性、基础性，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内在的隐性的暴力。晚期的德里达把理论对象转移到社会现实政治层面，是其解构的精神旨趣的一次外向延伸。其解构的精神旨趣一如既往地存在。解构主义的精神旨趣即对一切形而上学霸权的质疑与批判，就是要公正。德里达自己就认为：“如果说，解构这样一种东西也存在的话。解构即公正。”很显然，传统形而上学是不公正的，因此德里达要解构。而解构主义的这种对形而上学的质疑为何具有后现代性特征呢？因此，先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什么是后现代。

美国后现代文化理论家詹姆逊是公认的对后现代的文化逻辑有一个很好的把握的学者。对于什么是后现代及其特征，笔者在此是以詹姆逊的研究结论为基础的。美国学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的理论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对后现代文化逻辑、特征的界定被广泛地引用来分析当代文化。詹姆逊认为后现代文化具有四种显著的特征，即深度模式的削平、历史意识的消失、距离感的消失、主体的零散化。

深度模式的削平被詹姆逊认为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它的含义是“表面、缺乏内涵、无深度”。具体来说，后现代取消传统对深层意义的挖掘，认为没有真理，文本没有内在的深层的内涵，没有本质。这种无深度的文化试图“消除现象与本质、表层与深层、真实与非真实、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立关系阐述模式。这种对立关系阐述模式的取消把后现代主义文化关注的焦点从本质推向现象、从深层推向表层、从真实推向非真实、从所指推向能指，从而解构人们探究本质、深层、真理、真实意义以及所指等有关‘意义深度的思维模式’”。很显然，这种无深度的后现代文化特征跟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精神旨趣是相同的。德里达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首要目标就是解构西方几千年以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是古希腊语，是指逻辑与理性，具体来说代表主体的逻辑认知、思维的抽象能力。德里达把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定义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西方哲学史上各种形而上学体系，都最终走向逻各斯。如德里达所言：“形而上学的历史，尽管千差万别，不仅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甚至包括莱布尼兹），而且超出这些明显的界限，自前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始终认定一般的真理源于逻各斯：真理的历史、真理的真理的历史。”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把逻各斯看作意义的终极根源。它等同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就解构了传统形而上学；解构了传统形而上学，对意义的终极根源、真理、本质、超验他者的追求就被削平了。解构主义本身认为没有本源，只有延异，万事万物都处在变动不居、生生不息的流变之中，没有一个绝对的根据在后面控制着，影响着世界的发展与本质。“延异”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的核心关键词。德里达说它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个词。它仅仅是一种差异的延迟运动，它不是同一的、绝对的、永恒的，也不是本源性的。德里达认为没有本源，没有真理，没有同一，只有永恒的运动的延异。他用延异得到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真理、本质与同一等范畴，就是取消了传统形而上学对意义的深度模式的诉求。这一点与后现代文化特征“深度模式的削平”是完全同一的。当然，有学者认为，恰恰是因为有了德里达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用“延异”取代了真理与绝对奠基者，才有了后现代等一系列运动及其特征。也就是说是先有解构主义然后才有后现代。如我国学者陈晓明就认为德里达是“后现代的开启者”，这种说法虽然从内涵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确实为世界带来了后现代的狂欢的动力与勇气，但是，从后现代的精神而言，尼采、海德格尔、巴塔耶等人早就先于德里达进行了某种后现代的理论实践。因此，德里达不应该算作后现代的开启者，准确地说他是后现代的引爆者或鼓吹者，如赵敦华所言，“只是在解构主义的哲学加入后现代主义的行列之后，它才成为广泛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氛围”。

后现代文化的历史意识的消失是深度模式削平的另一种表现，即对过去、传统的怀乡病的忘却。后现代的人们不再追忆过去的历史、过去的美好的时光与记忆，传统无法与当下、现在、未来联系起来，传统被丢进时间的垃圾桶，被永久地遗忘了。人们关注的是当下、暂时的存在。以往的时间性的深度模式被空间性的平面模式替代。用詹姆逊的话说：“我们整个当代社会系统开始渐渐丧失保留它本身的过去的能力，开始生存在一个永恒的当下和永恒的转变之中，而这把从前各种社会构成曾经需要去保存的传统抹掉。”德里达解构西方形而上学就是要反传统，因为形而上学就是传统的代表，一切传统文化都是在形而上学框架下被建构的。遗忘传统，忘记过去，就是与不公正和霸权告别。德里达解构主义的这种气质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意识的遗忘是切合的。

后现代文化距离感的消失是指传统文化各种光晕的消失，高雅与通俗、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被打破。高雅也通俗，通俗也高雅；艺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传统艺术那种令人敬仰、膜拜的光晕不复存在，一切都是生活中的商品。在后现代社会，通信技术的发展、机械复制的发明，使得一切人与人、人与神圣事物的距离也都在缩小。距离感的消失这一文化特征是与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相关的。但德里达却从另一个层面为后现代文化距离感的消失提供了支撑，即对二元对立等级秩序的解构。德里达认为，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代表的形而上学的核心表现就是喜欢创立各种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即本质与现象、理性与非理性、高雅与通俗、艺术与非艺术、抽象与具体、普遍性与特殊性、自然与文化、语言与文字、同一与差异、语音与书写等。这些二元对立绝不是平等的，前者总是支配着后者，起着主导作用，是第一位的，高高在上。这就使得传统文化中，高雅与通俗、艺术与非艺术、理性与非理性、精神与肉体、同一与差异、本质与现象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距离感，前者是高贵的，后者是低俗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要解构这种等级秩序，让它们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破了二者之间的不平等的权力等级秩序，就消除了二者之间的距离感。后现代文化的距离感的消失是跟德里达对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的解构有莫大关系的。但是，也不能因为如此，就认为德里达开启了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及这种文化现象背后隐藏的那种反贵族、等级、传统的精神气质，并不是凭一人之力就可创造的。德里达既是后现代文化的受惠者，也是创造者。用德里达的解构逻辑来看，只能说两者没有谁决定了谁，谁开启了谁，而只能是相互交织地影响，彼此的创造成就了对方。

后现代文化的另一特征就是主体的零散化。主体的零散化是随着意义深度模式、历史感、距离感的消失后，主体在后现代文化中的一种死亡、异化、虚无的存在状况。“人已被撕成了碎片，变成了丧失中心地位的、失去了自我的存在，变成了没有确定意义和历史延续的表面化了的虚无。”詹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态度是直接宣布主体的死亡或者根本否认主体曾经存在过”。詹姆逊说：“如果说现代主义弘扬具有鲜明个性的主体性，那么后现代主义则展现了晚期资本主义主体性的破碎，主体已经瓦解、消失在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网络中。自我解构、主体消失、人的精神被彻底零散化，这些都进一步表明了现代主义以人为中心的视点被打破了，人不再成为万物的中心。”关于主体的死亡，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也可谓与后现代精神气质气味相投。德里达解构的逻各斯就是主体的理性的代表，“‘逻各斯’就是‘神的法律’，人类的一切认识能力都体现了‘逻各斯’即理性认识的能力”。解构了逻各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宣布了主体的逻各斯的死亡。而西方自古以来，就把理性、逻各斯看作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启蒙运动就是人的理性的觉醒的运动。就这一点来看，德里达是反启蒙的，反对人类以理性为霸权，建构自己的人类中心主义。德里达在对胡塞尔现象学和索绪尔的语言学的解构批判中建立的“延异”思想，就是用语言的能指进行的永无止境的替换游戏，代替传统形而上学作为某个超验所指的在场者，如理念、上帝、绝对精神、绝对他者等。也就是用没有本源、基础的延异运动代替了绝对的真理、本源与基础，用非在场性代替了在场性，用非在场者代替了在场者。这种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做法，就是用语言、文本、踪迹、书写宣布了主体的死亡。“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这句话可以算是德里达思想的最好概括。但我们不能用传统的客体、逻辑思维来理解，不然只会陷入对它的庸俗的误解之中。德里达的意思不是说文本像某一个本源性的客体产生了世界万物。试想，一些语言堆积的文本怎么会产生万物呢？这难道不是一种文本唯心主义吗？德里达的本意是说，一切都是延异的产物，一切尽在延异当中。文本在这里应该作为延异、原初书写、原初文字、踪迹、增补等“概念”来理解。延异即文本或原初文字，是指一种没有本源的本源、差异的差异游戏。如德里达所言：“作为延异的文字就是不再从在场与不在场的对立出发来思考的一种结构和运动了。延异是差异和差异之踪迹的系统游戏，也是间隔的系统游戏。”一切都是作为差异的“差异”的延异、踪迹、文本、书写的产物，那么主体也是延异的产物。主体在启蒙那里具有的理性与能动性被“解构”抹除了，剩下的只是一堆踪迹的灰烬与灰烬的踪迹。如此就宣告了主体的死亡，延异代替了主体以及启蒙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事实上，早在德里达之前，拉康就用能指宣告了主体的死亡。虽然，德里达批判拉康是真理的生产商，但就主体的死亡而言，两者的精神气质是相同的，毕竟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知识范式当中。用语言来取代主体是后现代文化最为核心的特点之一，只不过德里达把它推向了“形而上学”的高峰。

很显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精神气质上是相同的。我国学者赵敦华认为：“解构主义思潮蔓延于西方文化界，与文学、艺术、历史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合流。”也正因为如此，德里达才被公认为后现代理论家。我国学者陈晓明、余虹、王一川、张龙溪、岳梁、汪堂家、陆扬、方向红、姚大志、赵敦华等都把德里达视为后现代理论家。尤其是陈晓明，他在《德里达的底线》《重论德里达的后现代意义及其转向》等著述中，把德里达定性为后现代主义的开启者，认为德里达当年在语言学和文字学层面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寻求语言无底无边的游戏。这在后现代时代的感性解放和图像霸权那里得到充分回应，认为德里达所揭示的解构面向，具有后现代的预言性质，是后现代开启的标识，是“新人文学的到来”。国外理论家卡勒、哈贝马斯、米勒、斯蒂芬·哈恩、塞尔、罗蒂、哈特曼等人也把德里达视为后现代理论家。当然也有学者并未把解构主义纳入后现代理论之列，如爱尔兰学者柯尔内主编的《20世纪大陆哲学》，就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与后现代理论分别开来论述，在这本哲学史著作中，作者认为利奥塔和博德里亚是后现代代表性的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