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文化的两难境地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化向中国大规模传播，不仅在形态上是异类冲击，而且是伴随着侵略的枪炮声开始和不断推进的。因此，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硝烟中，中华帝国沉重而威严的国门第一次被迫向远涉重洋而来的不速之客打开，无疑是中华民族空前的灾难，但又是中华民族走出封建社会的一次难得机遇。那些明火执仗闯进国门的西方人，既是野蛮的强盗，又是现代文明的“教师”。在这里，对同一历史事实，肯定和否定都有其充分真实的根据。一个典型的“两难命题”，把东方大国的几亿人民抛进了深深的困境。但是，困境并不等于困境意识，人们身陷困境并不一定深感困惑。不感困惑就不会开始深思，没有深思也就不会有新的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只有那些堪称先进的中国人，才逐步产生了身居困境的自觉。中国近代社会的深刻变化，我们古老民族从数千年历史延伸中另辟蹊径的奋斗，就是从这些人的困惑中起步的。

这种起步充满着艰难与痛苦。因为它同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的心理和情感背道而驰。中华民族发祥于亚洲大陆，这里生存环境广阔、富饶，自成一体。高山大洋的阻隔，使我们的文化难于同外界交流；动植物、矿藏的丰富，足以使我们的祖先自给自足。中华民族没有同外界交往的客观动力。历史上有过的交流都主要是出于施舍和炫耀的心理需要。汉唐明清，莫不如此。就连赫然于史册的明初郑和七次下西洋，主要动因亦出于耀国威于远人。数千年生活在这样“优裕”的环境，中华民族有充分的条件创造灿烂的古代文化，也有充分的条件筑成封闭的“万里长城”，形成天朝上国尽善尽美的浓郁优越感。优越感带来自信，也带来满足。它既推动中华民族在自我封闭的体系内高度发展，又使中华民族丧失了突破封闭系统在更广阔的空间自我优化的内在动因。这种优越感在数千年封建社会经过长期积淀，早已成为文化深层硬核的成分之一，直到鸦片战争的战火烧塌中华帝国的大门时才受到第一次真正严重的挑战。

当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叩开中国国门之际，大清道光朝的君臣以及社会诸多“明达”人士尚处在“皆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的封闭状态之中。“儒者著书，惟知九州以内，至塞外诸藩，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至声教所不通之国，则道听臆谭”，“谭者莫知其涯际”。“于葱岭以西各国，皆道听途说，不根无稽。”因而，当“世界历史的知识已成为西方人的指针”时，“天朝的统治者们对它却还是茫然无知，他们根本不晓得自己版图以及它的边缘上一些属国以外的世界”，并且因为长期的朝贡体制和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而不清楚“是否必须予使节以平等地位的外交权利”和“对于外国商人们的人身又应当尊重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也就弄不清楚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人究竟从何而来，又为何而来。于是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为问海夷何自航？或云葱岭可通大西洋；或云廓尔喀印度可窥乌斯藏；或云弥夷佛夷鄂夷辈，思效回纥之助唐；或云诸国狼狈叵测不可防”等的疑问。在这样一种对中华以外世界无知的思想状态下，大清国上下显然不了解鸦片战争作为重大历史事件所蕴涵的里程碑式的深远意义，亦未能（实际上也不可能）预见到中华民族将从此走过一段屡遭外敌入侵却还不得不向侵略者学习现代文明的屈辱而苦难的历程——这一历程之所以会充满艰难、屈辱与痛苦，是因为它同我们民族几千年积淀的心理和情感背道而驰。因而，面对西方列强蓄谋已久的武力入侵，他们对抗西方侵略者的方略，依然走不出中国封建王朝对付蛮夷之“剿”、“抚”兼施、交互运用的窠臼，仍抱残守缺，不思革新图变。马克思曾作出如下评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马克思的这番话，确乎道出了清廷上下面对新时代、新文明的冲击而进退维谷的困境。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一例的蒙昧、保守、自大。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之际，也有少数讲求经世致用之学的中国士人产生了身居困境的感觉。他们被后世称为那个时代先进的中国人。他们中间，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林则徐、魏源外，还可以开列出徐继畲、姚莹、包世臣、龚自珍等一份较长的名单。他们是近代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先进分子。

林则徐（1785—1850）是鸦片战争时期公认的中国先进分子的杰出代表。但是，这位以禁烟和善于了解夷情而名垂史册的先进中国人，也并非一开始就有“开眼看世界”的文化自觉，更未感到有何困惑。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1839年8月3日），林则徐在《拟致英国国王檄谕》中说出如下一段妙语：

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

这哪里是外交照会，完全是天朝上国对臣服蛮夷的训导，至尊至贵、居高临下的情绪溢于言表。在林则徐看来，中华乃文明之源、财富之乡，不仅有能力，而且有责任化育万邦、利被天下。他说：“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藉资夷货”，而外夷却一日不可无中国之资，若中外贸易断绝，“恐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况且茶叶、大黄更为外夷生存必需之物品，“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林则徐断言英国强不可恃，富不足夸。其言英国人民“性奢而贪，不务本富”（农业——引者），专以贸易求赢。而“贸易全赖中国畀以马（码）头，乃得藉为牟利之薮。设使闭关封港，不但不能购中国之货以赚他国之财，即彼国之洋布棉花等物亦皆别无售处。故贸易者，彼国之所以为命，而中国马头，又彼国贸易者之所以为命，有断断不敢自绝之势”。军事上，其“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到了“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加之“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可见“彼之所恃，只在船坚炮利”，因此，如在“大洋与之交锋，总应相度机宜，须得确有把握，方无虚发”。但“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致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鼻眼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协力齐心，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政治上，“该国现系女主，在位四载，年仅二十，其叔父分封外埠，恒有觊觎之心，内顾不遑，窥边何暇？”因而林则徐很自信地向道光皇帝奏报说：“臣等细察夷情，略窥底蕴，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直到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战火已从广东向江浙沿海燃烧的形势下，林则徐还在致各省督抚的咨文中言：“传闻有兵船多只，陆续前来内地”，但“可料其不敢滋事”，只是“护送鸦片，随处诱买”而已，事情“均在意中”，无须多虑。

上述史实说明，在盲目自大、虚骄之心方面，林则徐最初与当时的腐儒并无二致。因此他初到广东之时，曾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保证说：“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购买出洋，分售各路岛夷，获利尤厚，果能悉行断绝，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权。”所不同的是，林则徐是一位以开明、务实、能干著称的清廷封疆大吏。他不但把这种文化中心主义思想变成抵抗外国侵略者的行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诠释了爱国主义的内容，而且尚不一味闭目塞听，其吸收机制在一定范围内尚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因而，随着涉猎夷情日深，其思想观念亦发生着变化。林则徐在奉差到广州一段时间以后，即已认识到茶叶、大黄等物，“固属外夷要需”，但却并非其“必不可无之物”，“不值为之厉禁”。因而当顺天府尹曾望颜于1840年1月15日向朝廷提出“无论何国夷船，概不准其互市。彼百数十船载来之货，久不能售，其情必急，而禁绝大黄茶叶，不令商民与之交易，更有以制伏其命，彼未有不惧而求我”的见解时，林则徐力驳曾氏以“禁绝茶叶大黄”“制服其命”这一主张的不可取，反对不加区别，不论其为何国夷商、是否违禁而一概封关禁海的政策，指出：“驭夷宜刚柔互用，不必视之太重，亦未便视之太轻，与其泾渭不分，转致无所忌惮，曷若薰莸有别，俾皆就我范围。而且用诸国以并拒英夷，则有如踣鹿，若因英夷而并绝诸国，则不啻驱鱼。此际机宜，不敢不慎。”表明他已认识到国际关系问题的复杂性。与此同时，林则徐通过鸦片战争初期的军事实践，也很快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确有强大威力以及彼强我弱之客观现实，指出：“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展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出于此一认知，林则徐放弃了英国侵略者唯恃“船坚炮利而称其强”，只要不在外洋接仗，避开其长技就可以制胜的想法，作出了“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的结论。他因而上奏吁请朝廷：“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以“定控制之方”。即使在革职待罪的情势下，林则徐仍建议奕山派“精干稳实之人”“暗中坐探”“夷情虚实”，组织翻译西文报刊，窥采“夷情”，以便制定作战方略。他自己也组织人翻译外文书报，编著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洋事杂录》、《各国律例》等书。其中，《四洲志》一书，乃晚清中国人翻译的第一部世界地理著作，该书从英国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一书中摘译相关部分而成。其摘译部分所述及的国家包括欧、亚、非和北美的诸多国家，如暹罗（泰国）、缅甸（时人称东南洋国家），印度、南都鲁机（南土耳其）（时人称西南洋国家），布路亚（葡萄牙）、大吕宋（西班牙）、荷兰、佛兰西（法兰西）、意大利亚（意大利）、耶马尼（德国）、奥地里加（奥地利）、波兰、瑞士、北都鲁机（北土耳其）、英吉利、斯葛兰（苏格兰）、爱伦（爱尔兰）（时人称大西洋国家），俄罗斯、普鲁社（普鲁士）（时人称北洋国家），弥利坚（美国） （时人称外大洋国家）等的东、北、西、中，阿利未加洲（非洲）等地区。《四洲志》记述英国和美国的部分最为详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介绍则较为简略，表明林则徐等对当时西方强大的英国和作为富饶广大的美国的高度重视。1836年出版于伦敦的《华事夷言》一书，原名《中国人》，作者乃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德庇时。该书记述了英国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洋事杂录》则是林则徐组织人力将《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新加坡自由报》、《孟买新闻报》等英文报纸中有关中国的时事报道和评论翻译出来，以备参考之读物。这些读物的翻译表明林则徐当时已不仅注重了解外国，也已开始注意了解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其认识世界的愿望确乎相当强烈。《各国律例》乃是对著名国际法专家、瑞士人滑达尔（1714—1767）所著国际法经典名著《国际法，或运用在国家和主权的行为和事务上的自然法原则》一书中关于国与国之间战争、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法律规条及解释的摘译，以及有关注释。此书的摘译目的显然出于提高解决当时中国争端的能力。林则徐涉外思想观念的变化及其组织人翻译外文书报的行动，已经隐约地含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意思，只是其中“师”的成分很少，“制”的比重极大——尚未包含向西方学习以富国强兵的内容，着眼点完全在眼前抵抗西方列强的军事进攻，还未意识到选择未来中国发展新道路的必要性。

与林则徐同时开始关心夷情、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中，魏源（1794—1857）是又一杰出代表。魏源乃清中叶一位屡试不第、功名晚成的科场失意之士，亦是嘉道年间力主经世致用的思想家、学问家。他曾先后做过当时清廷的经世名臣贺长龄（江苏布政使）、陶澍（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等封疆大吏的幕僚，《皇朝经世文编》即由其协助贺长龄纂成。鸦片战争中，魏源曾在浙江前线参与抗英事务，曾根据英国俘虏安突德的口供及其他相关资料，编了一本名为《英吉利小记》的小册子，向国人介绍英国的位置及其政治、经济、军事、宗教、风俗等基本情况。鸦片战争后，鉴于“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的状态，魏源受林则徐之托，编成《海国图志》一书。《海国图志》初成之际，篇幅为50卷，后经不断修订和补充，终成一部100卷、近90万字的皇皇巨著。

魏源自叙《海国图志》与以往的“海图”之说的差别在于“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学术视角的转换，昭示着思想观念的演变。因而，《海国图志》在介绍世界各国史地知识的基础上，还指出西方现代文明向世界各地侵略扩张乃是一种必然而客观的趋势。《海国图志》言：“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并主张不能把外国人一概看做是夷狄。其中言：“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环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尽管其立论依据仍为“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但毕竟对中国士大夫“严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提出了一些不完全一致的见解。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奏请广印《海国图志》做参考书时曾说：“臣所见有《海国图志》一书，计五十卷，于海外诸国，疆域形势，风土人性，详悉备载，而于英吉利为尤详。且慨前此办理之未得法，为后此设种种法……果能如法以守各口，英夷似不敢近。”域内以此备用，“可以免无法之患”。王韬也高度评价《海国图志》，说：“中土之蔽，则在甘坐因循，罔知远大，溺心章句，迂视经猷，第拘守于一隅而不屑驰观乎域外。……当魏默深撰《海国图志》时，西事之书，无可采撷，甚至下及马礼逊之《每月统纪传》，修辞饰句，蔚然成篇，其用心亦良苦矣。”并言“当默深先生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梁启超评《海国图志》说：“魏书不纯属地理，卷首有筹海篇，卷末有筹夷章条，夷情备采，战舰、火器条议，器艺货币……篇中，多自述其对外政策，所谓‘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三大主义，由今观之，诚幼稚可笑，然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

王韬、梁启超等对《海国图志》的评论可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一致称许魏源之书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意义深远，确乎看到了魏源的良苦用心。“师夷长技以制夷”无疑是《海国图志》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在《海国图志》的篇首，魏源开宗明义即提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他认为“师夷长技以制夷”首先要知夷：“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驭外夷者，诹以敌形，形同己席；诹以敌情，情同寝馈。”“知己知彼”，方“可款可战”。之所以要“师夷”，是因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概观魏源的“师夷制夷”之说，其基本内容有二：一曰“以夷攻夷”，即“调夷之仇国以攻夷”，期望利用英国与美、法等国的矛盾，使后者“曲彼（英国——引者注）而直我，怒彼而匿我”，这样“佛兰西，弥利坚皆可用”，收到“以外敌攻外敌”之效，“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二曰“师夷长技以制夷”，即雇佣美国、法国和葡萄牙等国技术人员，“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舵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为了引导和鼓励国人重视对西洋火轮船、枪炮火器的学习与仿造，《海国图志》还用12卷的篇幅（第八十四卷至九十五卷）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夷之长技”——西洋火轮船、洋炮、炸弹、炮台、水雷等器物的原理、制法与用法。与林则徐相比，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更加明确，内容也更为具体。但魏氏也同样未能超越时代的局限。他所谓“师夷、制夷”之说的思想内容，在总体上亦并未超出林则徐的思想范围——在思路上，仍是古已有之的“知己知彼”，“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类常识的应用。在学习的重点上，“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基本上还停留在器物层面尤其是对军事技术的学习。不过，魏氏把“师夷之长技”视为“富国强兵”之法，号召以俄国彼得大帝为榜样，“厉精淬志”以谋求中国“足国而足兵”之见，毕竟指出了振兴国家的一条新路，较之中国社会传统的富国强兵“立农立国”、“以农为本”的思想观念无疑是前进了一步。

如果说林则徐、魏源堪称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先进分子睁眼看世界的开拓者，那么，稍后问世的徐继畲及其所著《瀛寰志略》则后来居上，以“冷眼向洋看世界”的理性眼光，以比林、魏等人更客观也更认真的态度，接续并深化他们观察中华以外世界各国情形的思想。

徐继畲（1795—1873），字健男，号牧田，山西五台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以朝考第一名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他历任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广西浔州知府。鸦片战争时期，先后任福建延建邵道、汀漳龙道、广东盐运使、广东按察使；鸦片战争后迁任福建布政使兼办通商事务、广西巡抚、福建巡抚、太仆寺少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等要职。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徐继畲蒙皇帝垂询海外形势、世界各国风土人情等，悉以所知奏对，遂受命纂书进呈。徐氏于是费时5年（道光二十四年至道光二十八年）编成《瀛寰志略》。

《瀛寰志略》一书共10卷、14万余字，收图42幅。全书以图为纲，依图立说。首为全球图说，然后按亚、欧、非、美诸大洲的顺序分别陈述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形。该书所收录之世界各国地图，大多是从西方地图册中勾摹而来，虽然还显得比较粗糙，但所勾勒之地的大致形状与位置都比较准确，是当时中国出版的最好的世界地图。另外，徐氏编写此书时态度十分认真，资料搜集等准备工作做得很充足，他于“自序”中陈述编书之缘起及编撰之艰难经过时说，自己因有感于“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泰西人善于远行，帆樯周四海，所至辄抽笔绘图，故其图独为可据”。于是便萌生了利用西夷之地图编著地理书的念头。“道光癸卯，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西国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识其字，因勾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然匆卒不能详也。明年再至厦门，郡司马霍君蓉生购得地图二册，一大二尺余，一尺许，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唯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与徐继畲过从甚密，对其编《瀛寰志略》帮助极大的美国人雅裨理也在其记载中赞许徐氏“是我迄今见过的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中国人。他询问了许多外国的事情”，“他既不拘束，又很友好，表现得恰如其分。显然，他已获得相当多的知识。他对了解世界各国状况，远比倾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所画地图还不够准确。他要查对经度和纬度，以便算出确切的地理位置。更把目标放在搜集各国版图的大小、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商务关系方面，尤其是与中国的商务关系。英国、美国和法国，被予以比其他国家更为详尽的考察”。另一位于1845年12月至1846年1月访问福州并拜访过徐继畲的美国传教士乔治·史密斯则评价徐氏“在对世界各种各样的情况的了解上，在思想的解放程度上，该省代理巡抚（徐继畲）都远远超过当地政府其他任何官员”。“他比他的国人要进步得多。在与英国领事交往时，他提到欧洲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表明他对整个欧洲政界事务有全面的了解。”例如，“由于教会制度，英国对爱尔兰实行统治的困难，比利时对荷兰的反叛，英国和西班牙在南北美洲各殖民地的独立，拿破仑雄心勃勃的戎马生涯，以及欧洲各国联盟在滑铁卢的最后胜利。他好像对英格兰讨论梅诺思援助基金案而引起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也有所耳闻。一连好几个小时，他兴趣盎然地谈论地理。在一本价格昂贵的美国出的地图册上，他贴满了中文名字。这本地图册是他在广州时的一位下属官员赠送的”。

与魏源的《海国图志》相比，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对世界地理的了解更为细致。葛兆光对徐氏此书曾作出高度评价，言：“比起《海国图志》来，徐氏的《瀛寰志略》更具有新知识的意义。”“这是一部相当仔细而且相当认真的地理书，他不像《海国图志》那样属于应对时事的实用性著作，而是一部更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著作。”“如果说，《海国图志》仍然把万国当成‘四夷’，而把中国置身于‘世界’之外，反映了魏源的‘天下’观念，那么，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则以‘瀛寰’一词表明了中国与世界的共存关系，而他不用‘夷’字来称呼外国，则表明了他对‘万国’的平等意识，至于其中对西方各国代议制度的介绍，对华盛顿倡议民主制度的颂扬，以及其中关于‘公’、‘私’的重新诠释，则表明了他比魏源的思路更加具有现代性，李慈铭……指责他动辄将外国比拟‘三代亳岐雒邑’，将华盛顿说成是‘寰宇第一流人’，称赞英国的‘雄富强大’，是轻信夷书、夸张外夷，倒是从反面说明徐氏此书的前卫与开放意义。”此论自有独到见地，但似乎亦有评判过头之嫌。论者言“《海国图志》仍然把万国当成‘四夷’，而把中国置身于‘世界’之外”，而“《瀛寰志略》则以‘瀛寰’一词表明了中国与世界的共存关系”，“不用‘夷’字来称呼外国，则表明了他对‘万国’的平等意识”之说就对徐继畲的识知有过分拔高之弊。徐氏在《瀛寰志略》凡例中特别指明：“此书专详域外。葱岭之东，外兴安岭之南，五印度之北，凡一切蒙、回各部皆我国家侯尉所治，朝鲜虽斗入东海，亦无异亲藩，胥神州之扶翊，不应阑入此书，谨绘一图于卷首，明拱极朝宗之义。”凡例意思极明，严中外之分正是其特别注重之点，并无中国与世界共存之义。至于书中不用“夷”称则显因此书为地理著述，属中性之作，无须蔑称。而在其他诸多存论中，如其为神光寺事件所上各奏折中，亦反复使用“夷”称。足见一书不用“夷”称似不足以表明徐氏已具“万国”平等意识。其实，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亦有时用“瀛寰”称谓世界，并明言不能把西方人视为“夷”。但这并不表示魏源已具有现代国际关系思想。当然，徐氏的思想在某些方面高出同侪一些亦属事实，就对思想界的影响而言，如说《瀛寰志略》不逊色于《海国图志》则并不为过。郭嵩焘最初接触《瀛寰志略》时尚不以为然，但其出使英国后致书友人即感慨道：“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乎。”《梁启超年谱》亦称：梁氏18岁（1890年）在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先进分子群体中的其他人物也同样有开眼看世界及搜集、阅读西书，著书介绍西洋情况等举动。龚自珍（1792—1841）是清嘉道年间以思想激进、论说尖锐而名噪一时的思想家、社会批评家。好友魏源虽讥评其“愦于外事”，但亦称许他“晚犹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姚莹（1785—1853）虽为生长于内地的府道官员，亦自称从嘉庆年间起，即“每闻外夷桀骛，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注1：。鸦片战争中，姚莹任台湾兵备道，统率军民抗英，后贬官四川。他总结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时说，“自古兵法，未有知己知彼而不胜，聩聩从事而不败者”，“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皆在西洋之极，去中国五万里，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控习已数十年，无所不知之。而中国曾无一人”“留心海外事者”。因此，“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已定。有鉴于此，他喋血饮恨著书，“于海外诸洋有名大国，与夫天主教、回教、佛教，一一考其事实，作为图说，著之于书，正告天下”，使“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

注1：姚莹：《康纪行·东槎纪略》《自叙》，第1页，黄山书社1990年版。

鸦片战争时期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群体，是当时中国社会视野开阔、思想解放的社会精英。他们睁眼看世界，著书立说，翻译介绍世界形势及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承认西方夷人坚船利炮具有优越性，主张以购置和学习制造将其化为己有。较之那些闭目塞听、只知一味虚骄自大的腐儒，他们堪称一代先进的中国人。

林则徐、魏源等先进分子尽管从各自的视角一定程度地窥见了新世界格局的一斑，但他们的思想却不可能成为照亮中国社会走向新天地的明灯。

首先，他们所处的时代，大清的国门刚被打开，经历了“康乾盛世”以后的清廷上下，不仅不可能在整体上突破旧藩篱，而且尚未真正意识到眼前面临的危机属何性质。可以说，在当时的大清国内，太平盛世的余晖犹存，前朝屡兴文字狱的阴影亦在。因而，“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在此氛围中，大清国的多数臣民显然无法接受中华之外还有其他大国存在于世界这一客观事实，也根本不能容忍来自异域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及其传播。因而，《海国图志》甫经问世，魏源即成为朝野士大夫严厉攻讦的对象，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夷攻夷”等主张，招致“溃夷夏之防”、“以夷变夏”等种种责难。其好友陈澧亦讥评其“以夷攻夷”之说不过是“效纵横家言，为远交近攻、近交远攻之说”。在这样一片不容异说新见的责难声中，魏源心灰意冷，辞官不做，遁入佛门，悄然病逝于杭州僧舍。与魏源相比，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的境遇则更为艰难。其自述云：“《瀛寰志略》一书，甫经付梓，即腾物议。”李慈铭于《越缦堂读书记》中记述其读《瀛寰志略》一书之感想时，一面称道徐氏撰著该书，“皆据泰西人汉字杂书及米利坚人雅裨理所绘地图采择考证，各依图立说。间采近人杂著及史册所载，略附沿革于后，其用心可谓勤，文笔亦简净”，一面却批评他“轻信夷书，动涉铺张扬厉。泰西诸夷酋，皆加以雄武贤明之目”，“几如圣贤之君”，“且动以三代亳岐雒邑为比。于华盛顿赞其以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所有，直为寰宇第一流人，于英吉利尤称其雄富强大，谓其版宇直接前后藏”。李慈铭认为，徐著该书，“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应属“轻重失伦，尤伤国体”之作。他还指责徐氏“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甚至连颇受今人称道的林则徐亦对其不依不饶。1850年，徐继畲因《瀛寰志略》遭非议以及处理福州神光寺涉外纠纷案处境被动时，林则徐竟屡疏上奏朝廷，以“抚驭无方”、“袒护属员，包庇汉奸”等罪名弹劾徐氏，致其被罢去福建巡抚一职而降调为太仆寺少卿。无辜遭此降黜，徐继畲一度表现得心灰意冷，滋生还乡闲居之思。他在致亲友的信函中慨叹说：“此间公事，本万分艰难掣肘，弟与刘制军（时任闽浙总督刘韵珂——笔者注）俱怀退志，因但受宣庙特达之知，又值新主初登大宝，不敢遽作乞身之想。”“不意群小乘言路宏开之际，吠影吠声，轰然交作。弟与制军先后俱遭弹劾，深悔见机之不早。此事尚未见分晓，将来因此罢斥归田，固属万幸；即使平安过去，亦断不可一朝居。”林徐之间如此对立，自有派系之争的因素，但亦足以证明，当时尚未形成新派生存的政治空间。直到同治四年（1865）四月，徐继畲才在奕的举荐下，重新出山，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出任总管京师同文馆事务大臣。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代先进分子自身也仍属于尚未走出中世纪的封建士大夫，他们开眼看世界的思想观念和言行举止尤其难于走出自我束缚的牢笼。他们用“海国”、“瀛寰”这类传统观念描述新发现的中华以外之大千世界，说明他们还或多或少地背负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这一沉重包袱，以致他们的论著也就不同程度地有些“海客谈瀛洲”的意味。因此，同是先进分子却存在相互攻击对方先进思想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在徐继畲眼里，林则徐这位“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却不过是“忠正，不悉外情，惟致误事机”之辈。徐继畲批评林则徐“不悉外情”，却不知他自己对外情的了解亦尚在林的窠臼之内。在《瀛寰志略》中，徐氏判言，中国地处亚洲“东南，卦兼震、巽，壤尽膏腴，秀淑之气，精微之产，毕萃于斯，故自剖判以来，为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辰极”。言词间中国得天独厚的观念仍极为浓厚，对世界的了解并非尽如实际。这些言论进一步表明，彼时不仅客观上尚未形成新派生存的政治空间，主观上也压根未形成一个真正睁眼看世界的“新派”。他们的作为表明他们尚只是士大夫中面对挑战而采取开明务实之态度、灵活措施加以应付的有识有能之士。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代先进群体的认知局限性说明：即使是在鸦片战争洞开中国国门的严峻形势下，即使是像林、魏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也并未真正看清形势，他们身处困境却尚无居于困境的明确意识，更未真正认识到中华民族落伍这一严酷的现实。中华民族置身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欺凌同时又不得不向欺凌者学习的两难境地，这个现实的巨大矛盾，并未引起林、魏等人深切的为难，却被他们用“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设想轻而易举地在精神上解决了。在他们看来，只要朝野上下一心，按他们的主张办事，西夷顷刻可制，中央上国仍可君临万邦。

鸦片战争的炮声已经翻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页，但是，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群体的思想意识并没有带上近代特色，也尚未真正地开始向近代过渡。他们的思想观念表明他们还未真正在中国近代化道路上走出明确而坚实的第一步。由此或见，虽然西方列强以洋枪洋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但要打开思想文化观念之门则尚需时日；而要把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从天朝上国妄自尊大、盲目自信的虚骄梦幻中唤醒，则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