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傅惟慈先生说再见

一代大翻译家傅惟慈在九秩高龄匆匆离别人世，从呼吸困难到送进离家很近的积水潭医院不治去世，时间很短暂，没有遭受太久的痛苦，按照老北京人习俗，傅老福寿圆满而归，是为“喜丧”。3月17日中午，傅老家人在医院告别室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小的告别仪式，因事先已经告知外界不举办公开的告别仪式，一切从简，所以这个家庭告别会只通知了很少一些平日来往较多的朋友参加。没有任何官方人物，没有我熟悉的任何名人和外国文学界同行。因为是家庭告别会，所以也没有宣布家属之外来人的名字。告别仪式如此迅速举行，甚至没有等远在欧洲的长子及家人，是因为傅老早在2007年就和夫人联名签署了公证书，身后遗体捐献给协和医科大学供科研之用，要在各种体征完好的情况下交给大学。傅老夫妇境界之高，难以企及，令人敬仰。

而我用了这个如此平淡的题目，不为别的，仅仅是为与我26年前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的报界第一篇傅老印象记相呼应，那篇弱冠习作题目是《老傅其人》。老傅，是因为我们相熟后随着他的洋女婿幽默地叫起来的，当然我们并非经常这样称呼他，多数时间里就是平平常常地叫他“傅老师”，连“傅老”都很少叫。如今，傅老师去了，当初与傅老师见面聊天后就约我写他的印象记的编辑再次嘱我在这个特殊时刻回忆我与傅老交往的点滴。如同26年前，我欣然从命，但这次却是无可奈何地“告别老傅”，为我们三个人的友谊做个终结。

当我把九枝散发着清香的白百合花敬献在傅老的灵床前时，看到他如同睡去一样安卧在鲜花丛中，容颜和我26年前在德国见他时似乎没有太大变化，唯一变化的是这次他剪了很短的短发，而我初次见到他时，他瘦高飘逸，一头白头发是很规矩的一边倒的分头，那时他65岁，可他竟然一个人在慕尼黑大学讲授中文课程，为省钱游览欧洲，就住到了租金便宜的学生公寓里来了。我恰好是在慕尼黑的图书馆短期做访问学者，图书馆经费有限，就安排我住这座学生公寓。于是，我十分偶然地与在国内不可能见到的著名翻译家傅惟慈成了楼友，在中国人稀少的那个地方，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聊天，他如饥似渴地听我说北京的新鲜事，听我说说冯亦代等他熟悉的老朋友的事情。自然我是经常在他那里蹭晚饭，我就是这样吃了十几顿由大翻译家亲手做的中餐。谁能想象，大翻译家做饭是很地道的，炒的菜十分清淡可口，他经常一个人在外，独立生活能力很强，号称出门在外一定要吃好喝好玩好，绝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凑合过日子的大学者。

我们回国后，自然会经常见面，延续了我们海阔天空的神聊。他和他家在四根柏胡同的那座鸟语花香的老北京小院子真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也同样吸引着很多老老少少的作家、学者、记者、编辑。在老城里居住和工作的90年代，我只要路过新街口一带都会去他家，那时没电话手机，基本上是不速之客，敲敲门就进院子，他在就多坐会儿，他不在师母在家就跟师母聊聊，就像街坊串门一样，那种日子真是好。再后来，我搬到三环外就很少进城了，但傅老师经常约老少朋友在他家聚会，也常电话通知我，他通知我时基本上就是北京人说的那种“提溜”（当天或仅提前一个晚上），我知道他那是拿我当成街坊和亲戚对待，喊你来吃饭，你能来就来，来不了下回再说。我只要能去肯定是要去的，每次去都像街坊一样，咋咋呼呼说笑一番，闹腾一番，夏天拎个瓜，冬天带几款新品咖啡，随便散淡的交往，就是觉得他学识渊博又平易近人。说到社会弊病，他有时也会文雅地愤然说：“这种事，就得用上那句话，他妈的！”他真跟自家亲大爷似的。还有他身板硬朗，心胸开朗，即使换了股骨头，也淡淡地说：该着我受点罪，谁让我“文革”当中逃过一劫呢？那么多老教授被打得皮开肉绽的，我没挨打。他生命最后几年摭拾旧文，补写新文，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牌戏人生》，清新的文风与深邃的哲思并行不悖，仁爱悲悯与愤世嫉俗相得益彰，一时好评如潮，成为美谈。我举杯逗他：老傅处女一把！他也不当回事地哈哈一笑了之，接着张罗让大家吃“饹馇儿”（一种老北京面食）。他就是这么淡泊名利的人，明明是大家祝贺他出了力作，他却有意识地淡化气氛，不希望大家正襟危坐地讨论他的书。

他这么不见老，我们都没想到老傅都望九了，再硬朗也会有体力不支、有闪失，忙起来也就疏于探望。这次就是春节后我带病赶稿子，就想等他院子的花开时拿着新书去看他，就差这么几天，没想到他就走了。不过，他终于是终老在他的祖宅里的，满足了他一个最后的愿望。那年他在我们聚会时呼吁在座的某位德语界政协委员说：你要替我们呼吁呀，别拆我们这片老街道老房子，我还想死在这儿呢。那最后一句话音不是祈求，而是像《茶馆》里的那种无所谓又倔强傲气的北京大爷口吻。他如愿了，那里成了老城保护区，不会拆了，老平房也煤改电了，冬天取暖用了新式的电暖器，不用烧煤了。老爷子过了几年没有煤灰的好日子，终于是“死在这儿”了，功德圆满，福寿全归，大智慧、平常心的傅惟慈大爷平安地从平安里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