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也牧与梁斌的《红旗谱》故事

我珍藏着一本1964年版的名著《红旗谱》，三十年东搬家西搬家，这本书跟着我搬来搬去，但再也没有读过，因为少年时代就通读过了，更是根据小说里提到的真实的街道名字在保定的老街道上痴迷地寻找过那些原型地的蛛丝马迹。可以说这部小说早就长在我记忆里了，现在说不上喜欢不喜欢，但它就是根植在记忆里成了潜意识的一部分，就像自己的一块皮肤，喜欢不喜欢都是自己的有机组成了。

我与这书的缘分注定不浅。当年联系去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也与这个社出版的“三红一创”四部当代名小说里有《红旗谱》有关。去了之后听说了我那个文学室的老前辈萧也牧的悲惨人生遭遇，似乎那是我的什么家人的遭遇，为之唏嘘喟叹，以至于后来愤然落笔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钩沉他的普罗米修斯般的惨烈人生，向一个同单位的文学前辈致敬。也是在那次写作过程中，意外了解到萧也牧竟然是少年时代影响了我的《红旗谱》的责任编辑，不是简单的文字编辑，基本上是集“伯乐”、朋友甚至是半个合作者于一身的特殊编辑。了解情况的人们都说，没有萧也牧，《红旗谱》的艺术成就绝不可能达到那样的高度，因为连有的情节都是萧也牧帮助作者梁斌设计出来的。如后来全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小说主人公朱老忠身背大砍刀的光辉形象，就是萧也牧的设计。至于文字的修改，段落的推敲，更是难以数计。当初中青社决定出版这部作品，要求梁斌修改，梁斌干脆辞去中央文学讲习所书记的职务，从北京到保定，在河北省文联挂个副主席职务，专心修改作品。萧也牧为节省梁斌来回跑路的时间，就到保定去审稿，帮助改稿。

萧也牧因为自己的小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而被下放出版社当编辑，被迫停止了自己钟爱的小说创作，他这是将自己的创作激情完全转移到梁斌的作品上，将梁斌的作品当成自己的作品进行精心打磨，如同一个失去自己孩子的母亲，把母爱移情别的孩子身上一样，有爱的释放，也有失去爱子的痛楚交集。我对此报以一个文学晚辈深深的同情，更是敬佩有加。因此我感到，我喜欢的《红旗谱》里流淌着萧也牧前辈的心血和难言的苦痛，这书在我心中愈发宝贵起来。

后来我又意外地读到一些文章，谈到这对伯乐与千里马竟然在小说大红大紫后发生了严重的误会，这样的结局很是令我为他们二人惋惜。当年萧也牧发现了梁斌的初稿，料定这是一块璞玉，兴奋地把厚厚的原稿抱回出版社，上报选题并全心全意投入了帮助梁斌修改小说的工作中去。萧也牧去保定梁斌处签订出版合同时由衷地替这位即将成为明星的作家高兴，说：了不起啊，你是我们的大作家！这话出自萧也牧这个被剥夺了创作权利的名作家之口，听来该是多么令人心酸！但萧也牧知道自己的作家前途被断送了，他认命了，是真心为梁斌高兴。

不幸的是，作品走红后，有出版社开出了更高的稿费条件，准备将《红旗谱》和续集《播火记》一起收走。梁斌答应了，甚至在萧也牧与他联系时怪罪萧也牧没有“替朋友两肋插刀”，就是认为萧也牧没有为他争取更高的稿酬标准的意思。按说他的小说一夜红遍全国，想在出版续集时提高稿酬标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在萧也牧一方（应该也是中青社的姿态，他们认为是中青社发现培养了梁斌），他认为按照当时的稿酬标准，千字18元、每三万册重新发放一次稿酬（俗称三万册一个单位）是很高的标准了。在大学毕业生月薪56元的年代，这本小说第一版就得到4万元稿酬，是个普通人60多年的工资，是天文数字。因此无论萧也牧还是中青社都没有提高稿酬的表示。以中青社的强势地位，这也属正常。但与别的出版社的优渥条件比，梁斌还是觉得萧也牧不够为他“两肋插刀”吧。两人的关系从此终结，此乃文坛一大憾事。

中青社后来为此向上级告了梁斌的状，那个年代作家为稿酬待遇“转会”是不被容忍的，何况小说是歌颂中国革命的，专业作家本来就享受高工资待遇，稿费完全是额外收入。从此梁斌背上了贪图名利的罪名受到批评。省里领导感到“震怒”。省文化部门的领导“为了保护梁斌过关，劝梁斌把已到手的稿费以党费的名义缴公。梁斌照此做了，但心里并不服气”（以后又归还了一部分）。为此梁斌多年不快。估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家的第一次市场行为，就这样暗淡凄凉落幕。尽管他后来听说了萧也牧在“五七干校”惨遭不幸的事，为此含泪表示过同情，为他们的误会感到过遗憾，但据说梁斌的文集里还是没有一篇回忆萧也牧的文字。

我还发现1964年再版书版权页上竟然把首版时间写错，写成了1958年。我的朋友郭伏良教授的论文注解里写的是1957年。经与他核对，确实是中青社的版权页出了错误，我想那肯定与萧也牧不再当此书的责编有关系。我们熟读的名著背后还有这样那样编者与作者之间的不幸故事，是令人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