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美国人
1962年10月16日,星期二,中午11∶50
中央情报局的首席图像分析师此刻正站在总统面前。阿瑟·伦达尔(Arthur Lundahl)手中握着指示棒,他将马上向总统揭示一个几乎会让世界陷入核战争的机密。
这秘密正藏在三张黑白照片里。照片贴在黑色公文包里面的一个消息板上,显然是用强大的变焦镜头从高处往下拍摄的。乍一看,颗粒感十足的图像显示的是田野、森林、曲折的乡间小道,一派平和的田园风光。在其中一片空地上,可看到管状物体。其他地面上则是排列整齐的椭圆形白点。约翰·F.肯尼迪后来回忆说,自己将这里误认为是“足球场”。那天早上看过这些照片后,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还以为这只是“腾出土地做农场或者盖房打地基”而已。
为帮助肯尼迪总统了解这些图的重大意义,伦达尔用箭头标出了这些点和小块,用大写字母标明“竖直发射设备”“导弹拖车”以及“帐篷区”。他正要展示消息板的时候,突然听到门外一阵吵闹。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冲进了白宫守卫最为森严的房间。
房间里14位美国权力顶层的人都看向了门口,只见卡罗琳·肯尼迪(Caroline Kennedy)跑向父亲,激动地说着:“爸爸,爸爸,他们不放我朋友进来。”
这些面色阴沉的黑衣人早已习惯这样的场面。看到总统从皮垫椅子上起身并把孩子领到了内阁会议室的门口,他们都放松了紧皱的眉头,露出了笑容。
“卡罗琳,你吃糖了吗?”
没有回答。总统露出微笑。
“告诉我,是吃了,还是没吃?”
总统将手搭在女儿肩膀上,父女俩走出去了几秒钟。当肯尼迪再回到办公室,又是一脸的严肃。他坐在放着总统徽章的长桌正中间,背对着玫瑰花园。他身旁分别是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对面是他弟弟、副总统以及国家安全顾问,他们身后放着林肯的半身铜像,铜像周围则是几尊帆船模型。壁炉上方右侧是经过美化、头戴假发的乔治·华盛顿的肖像,它是由大名鼎鼎的吉伯特·斯图尔特创作的。
肯尼迪总统宣布会议开始。
肯尼迪听着关于克里姆林宫“表里不一”的证据。在旁人眼里,他显得异常平静。苏联人表面声称无能力、无意图,实际上却早已私下在离美国海岸不到100英里的古巴部署了地对地核导弹。在中央情报局看来,导弹的射程达1174英里,能够打击美国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如果装上核弹头发射的话,13分钟内就可在华盛顿上空爆炸,将这个美国首都变成一片焦土。
伦达尔从他的包里取出消息板,放到桌上,他用指示棒让总统注意到发射起竖器附近的导弹拖车,拖车上盖有帆布,而附近的地面上还停有7辆这样的导弹拖车。
“你怎么知道这是中程弹道导弹?”总统问道。他的声音短促而紧张,表面的平静却掩饰不了随即喷发的怒火。
“是从长度来判断的,总统先生。”
“什么?从长度?”
“是的,物体的长度。”
在过去36个小时里,中情局专家们仔细研究了关于古巴西部山丘溪谷的数千张侦察照片。他们发现了照片中有连接椭圆圆点和管状物体的信号电缆。他们用一台半间房大的新型曼恩模型621号(Mann Model 621)比测仪测量了管状物体的长度,长达67英尺。在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仪式上,他们曾拍到同样长度的导弹。
总统问了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导弹是否准备好可以发射?
专家们并不确定,因为这得看导弹和核弹头的装接速度。一旦装接好,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发射。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苏联已把核弹头运到导弹基地。如果弹头已经送达的话,在附近应该看得到安全储存设施,但是目前显然没有。
“我们有理由相信那里还没有核弹头,这说明他们还没有准备发射。”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说道。此人曾任福特汽车总裁,他的大脑就像计算机一样高速运转,推算着苏联发动突袭的可能性。他认为总统仍有足够时间来应对。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维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则持不同看法。他曾在二战期间指挥诺曼底空降任务,也在柏林和朝鲜战场指挥过盟军。他必须提醒总统,不可延误战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苏联人很可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射核弹头。大部分设施已准备妥当,“绝不是等着混凝土完工的问题”。
总统的顾问们已然分成鹰派和鸽派了。
肯尼迪早上已经收到初步情报简报了。上午8点刚过,他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就已经等候在白宫二楼总统卧室的门前了。总统穿着睡衣从床上起身,此前正读着早晨的报纸。他常常被《纽约时报》的头条惹急。而今天,他的怒火则是烧向他的前任,也就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前总统卸任后不公开批评现任总统,这已经是一条不成文的惯例,艾森豪威尔却打破了这个惯例。
艾森豪威尔称总统对外软弱
——
抨击总统“成绩平平”
质疑肯尼迪的“成就论”
——
认为美国处境堪忧
听着邦迪介绍U-2侦察机在古巴的最新任务,他对艾森豪威尔的怒火又转向他的冷战对手。过去两年里,他和尼基塔·赫鲁晓夫公开进行核军备较量。但是,肯尼迪自以为了解这位反复无常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通过中间人向肯尼迪传达一个信号,那就是他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做出任何让肯尼迪难堪的举动,而现在离中期选举也就只有三周的时间了。
苏联人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的新闻来得可谓不是时候。在60年代的总统大选中,肯尼迪曾拿古巴问题刁难共和党人,批评艾森豪威尔眼睁睁看着菲德尔·卡斯特罗一步步把古巴变成“全民皆兵、穷兵黩武的共产主义卫星国”。现在民主党上台了,两党的政治角色也调换过来了。共和党人拿苏联在古巴的军事力量报告大做文章,借此抨击肯尼迪软弱无能。纽约州共和党议员肯尼思·B.基廷(Kenneth B.Keating)曾说,苏联马上就要从他们在加勒比的基地向美国的中心地带发射火箭导弹。两天前,肯尼迪曾派邦迪上电视来公开反驳这样的论断。
从邦迪那里得知自己被赫鲁晓夫摆了一道的消息后,肯尼迪显得气急败坏,“竟然这么耍弄我!”过了一个钟头,他走到秘书肯尼·奥唐奈(Kenny O’Donnell)的办公室,面色阴沉地说:“看来下任总统会是肯·基廷的了。”
为了尽可能防止走漏风声,肯尼迪决定继续遵循往常的日程安排,绝不表现出任何异样。他向从太空归来的宇航员一家人炫耀自己女儿卡罗琳养的矮种马,和民主党国会议员亲切交谈了半个小时,并主持了一场有关智障话题的会议。直到将近中午,他才从这些日常事务中脱身,去会见他的高级外交顾问。
肯尼迪承认他无法摸透赫鲁晓夫的性子。这个金属工人出身的大国领袖不同于他所接触的其他政客:时而谄媚,时而粗鄙,时而亲切友善,时而咄咄逼人。他们仅有的一次会面是在1961年6月的维也纳,那次会面让肯尼迪终生难忘。当时,赫鲁晓夫向肯尼迪数落美国的恶行,那架势就像教训一个小孩子。他还叫嚣着要夺取柏林,并向肯尼迪鼓吹共产主义制度终将胜利。最令肯尼迪诧异的是,赫鲁晓夫似乎不像自己那样担心核战争的危险,也不在意任何一方的错误判断可能触发的核战争。赫鲁晓夫谈起核武器是那样的满不在乎,好像那仅仅是两个超级大国较劲的一个小插曲。他声称,如果美国要挑起战争的话,就“随时奉陪”。
事后,肯尼迪告诉《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说这是他“生命中最煎熬的时刻”,“他把我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副总统林登·B.约翰逊(Lyndon B.Johnson)非常瞧不起这位总统的表现。他对他的心腹说:“赫鲁晓夫快把他吓出心脏病了。”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在维也纳之后也见过肯尼迪,他对总统的遭遇表示同情。他认为总统“完全被苏联总书记的粗鲁和野蛮吓得不知所措了”。“肯尼迪的一生中首次碰到一个对他的魅力无动于衷的人,”麦克米伦后来说道,“这让我联想起哈利法克斯外交大臣和张伯伦万般小心地避免和希特勒谈崩的情形。”
这其中也确有肯尼迪总统的政策失误。最大的失误就是猪湾事件。1961年4月,上任四个月后,肯尼迪批准了由中情局训练的1500名古巴流亡者入侵古巴的计划。然而,这次行动无论在计划安排上还是执行上,都可谓是巨大的败笔。卡斯特罗进行了成功的反击,把流亡者围堵在一块四面孤立的滩头。肯尼迪急于摆脱美国与这次侵略行动的干系,拒不让古巴近海的军舰和飞机援救这些寡不敌众的流亡者。结果,那些人多数被关进了古巴监狱。事后肯尼迪向赖斯顿承认,他的对手肯定认为他“没经验,甚至觉得我是傻瓜,更可能觉得我缺乏胆量”。之后他一直努力扭转“没经验和缺乏胆量”的领袖形象。
来自古巴的消息加深了赫鲁晓夫在肯尼迪心中“该死的骗子”的印象。他向自己的弟弟吐苦水,形容这位苏联领袖的言行是“流氓做派,既不像个政治家,也不像个有责任感的人”。
当务之急是如何应对。增加U-2侦察机对古巴的侦察活动是必然的。在军事打击方面,可以对导弹基地的目标进行空袭,也可以全面侵略古巴。泰勒将军警告说,空袭是不可能一次性摧毁所有导弹的。“总统先生,我们无法做到百分百全部摧毁。”任何军事行动都可能迅速升级为全面侵略。入侵古巴需要在空袭结束后用15万兵力登陆古巴。可到了那个时候,苏联可能会朝美国发射一两颗核导弹。
“当然选第一个方案,”肯尼迪冷冷地对助手说道,“我们要清除这些导弹。”他指的是空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