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规律是否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呈现出何种发展趋势？就成为需要研究解答的重要问题。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回答这些问题，才能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经济政治问题，从根本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一、科技革命与剩余价值生产

（一）当代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已取得几次重大的突破，每一次都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例如，18世纪70年代，以纺织机、蒸汽机为标志的技术革命，导致了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奠定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化学品、内燃机的发明为标志的技术革命，推动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标志的当代科技革命，不但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引起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的重大改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成为其特征和主导力量。

当代科技革命同以往技术革命的最大区别在于：过去的技术革命只是把体力劳动机械化，以机器代替体力劳动，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当代的科技革命则是使劳动智力化，以微电子技术代替人的脑力劳动，并在节省资源、能源、空间、时间、劳动力、资金的基础上提高社会生产力。过去，工人操纵机器，参与整个生产过程；现在，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机器除在传统的动力机、传动机和工作机3个部分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控制系统，即工人可以通过控制系统来控制生产过程，而不直接同劳动对象发生关系。人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已不完全是直接参与，而是进行生产设计、维修、管理和操纵自动化设备等脑力劳功。生产过程和生产部门的界限由此得到了衍生，生产中人和物的关系也因此有了很大改变。正是这种延伸和改变，推动了西方国家经济结构的改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调整和改造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第三产业迅速发展

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最显著特征是农业、制造业等传统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而服务业特别是与新技术有关的信息处理、程序编制、通信、咨询、教育等行业得到很大发展。以美国为例，1987年，美国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50年的10.44%下降到3.98%；第二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50年的33.72%下降到23.67%；而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则由1950年的55.84%上升到72.33%。⁽¹⁾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各产业部门的发展速度不同。1950—1987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增长了14.70倍，第一产业只增加了4.99倍，第二产业增加了10.03倍，而第三产业则增加了19.34倍，⁽²⁾其发展速度远远快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除此之外，新技术革命还促使一批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新兴产业（如高技术工业和新型材料工业）得到发展。在使一部分传统工业向高技术工业转移的同时，还对传统工业进行了改造，使钢铁、纺织、汽车、机器制造等部门逐渐计算机化和自动化，使它们能够以更少的劳动力和更快的速度生产出比之前质量更高的产品。

2．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变化，服务业的人数增加，传统物质生产部门的人数减少

与新的科技革命的特点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相适应，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业的人数大大增加，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数相对减少；二是在物质生产部门中，高技术部门的就业人数继续增加，传统工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大量减少。仍以美国为例，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了1815.2万人，增长28.03%。1989年服务业就业人数为8290万人，占全国非农业劳动力就业总数的76.41%。而商品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80年代初就开始减少，1983年降到最低点，仅为2333.4万人，1984年开始有所回升，但到1989年才达到2560万人，也还没能恢复到1980年2565.8万人的就业水平。⁽³⁾而且，商品制造业从1984年开始的就业回升，也是由于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部门（如电子计算机制造业和新材料部门等）的推动造成的。

由于这次科技革命还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进而劳动力就业结构向服务业（第三产业）方面倾斜的趋势还将会继续下去。随着计算机化和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工人将会更多地从直接生产过程中走出来。这一变化，其意义绝不亚于工人从作坊式的体力劳动中走出来而进入大机器生产的行列。

（二）当代科技革命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

当代科技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又引致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化。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剩余价值生产本身，也受到了很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剩余价值生产的部门发生了变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剩余价值生产主要集中在物质生产部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这是由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当时，在物质生产部门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其劳动过程不但是价值形成过程，而且是价值增殖过程，剩余价值从这些部门中被生产出来，成为产业资本以外的其他资本的利润源泉。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使物质生产部门得到空前的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相比之下，第三产业在当时还没有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些行业还属于简单商品生产的范畴，其劳动虽形成价值，但和剩余价值生产无关；商业、银行业等小部分第二产业虽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因其劳动不创造价值，也就不能生产剩余价值，只是靠产业部门剩余价值的转移来取得利润；至于一部分既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第三产业部门，因分量很小，无足轻重，而被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性质时舍弃了。因此，第三产业的劳动当时主要表现为非生产性的劳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等传统的剩余价值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到不足30%，而且，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这些部门的可变资本占全部可变资本的比率比这个数字还要低。尽管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使可变资本创造出比以前更多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但从总量的角度来看，很难想象全社会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由如此小比例的可变资本创造的。与此同时，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却使产品开发、生产决策、市场分析、信息获取、设备维修、售后服务等以前属于直接生产过程的部门从中独立出来，进入了现在的第三产业。像早先从生产过程中独立出来的运输业和商业一样，这些部门直接影响甚至支配着剩余价值的生产。只有依靠所有这些部门的通力协作，现代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自然要打破第三产业中简单商品生产的框架结构，把广告、房屋服务、计算机、数据处理、通信、管理、咨询、公共关系、设备租赁、信用报告、资料收集、会计、统计、金融、保健、教育、科研等第三产业中的大部分部门作为生产过程的延伸而加以发展，并把它们纳入自己的生产关系中，把这些部门的劳动力商品作为可变资本的购买对象加入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作为总体劳动者，所有这些部门的劳动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物质生产过程，因而其劳动能够创造价值；而他们雇佣劳动者的地位还决定了他们的劳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增殖过程，即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当前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部门已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扩大到第三产业。这种变化，既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也反映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有越来越多的部门脱离直接生产过程的趋势。

当然，在第三产业中，并不是所有部门都参加了价值的创造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只有那些具有生产性、属于直接生产过程的延伸的部门，其劳动过程不但是价值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增殖过程的部门，才是剩余价值生产部门。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对美国第三产业中哪些属于剩余价值生产部门进行了仔细分类。在政府和政府企业中，只有政府企业属于剩余价值生产部门，这部分约占该行业的10%；在服务业中，各种与生产有关的修理、商业服务和职业教育、保健等属于剩余价值生产部门，占该行业的67%，其他如饭店、电影、娱乐、法律、组织团体、私人房屋等都属于非剩余价值生产部门；在金融、保险和不动产业中，与生产有关的部门只占25%左右；在交通和公用事业中，像电力、煤气、自来水、生产运输等约85%的部门属于剩余价值生产部门，公路客运、电台电视广播等则应排除在外，批发和零售业比较特殊，其产值是在生产部门中产生并在流通中实现的价值，故全部作为剩余价值生产。按照这种分类，第三产业中的剩余价值生产部门占到该产业的58%，并占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40%；而非剩余价值生产部门占到第三产业的12%，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⁴⁾这样，连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内，剩余价值生产部门就占到全部国民经济的70%左右，其余为非剩余价值生产部门（非生产部门）。后者的利润和工资的来源是前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移支付。这种新的分类方法，比较符合资本主义国家目前剩余价值生产的实际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观点。

2．剩余价值生产的主体发生了变化

剩余价值生产的主体即剩余价值生产部门中雇佣劳动者的变化主要有两种，一是由直接物质生产部门向第三产业转移，二是从体力劳动者向脑力劳动者转化。这两种变化，都与当代科技革命有关。同剩余价值生产部门的变化一样，它反映出劳动者脱离直接生产过程的趋势。

过去人们仅仅把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雇佣工人作为剩余价值生产的主体。当这两个产业中劳动就业人数不断减少，自动化的“无人工厂”不断出现时，不少人认为剩余价值论遇到了挑战。不错，在完全自动化的“无人工厂”内，机器和电脑不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但在生产劳动高度社会化的当代，“无人工厂”及其生产只是全部社会生产劳动的一部分或一个阶段。农林渔业、采掘业、建筑业等部门在进行剩余价值生产的同时，为“无人工厂”提供了厂房、原料，第三产业中的剩余价值生产部门则在软件开发、程序制定、设备维修、产品开发、销售和售后服务等方面使自动化工厂的生产能顺利进行。所以，自动化工厂的产品中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是由所有这些相关部门的雇佣劳动者共同创造的，是社会协作劳动的结果。而自动化机器同传统机器一样，仍不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手段。这里，关键是必须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它的外延已由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扩展。否则，孤立和静止地看待自动化工厂的生产过程，就会对剩余价值的来源疑惑不解。事实表明，当代剩余价值生产的主体已不再仅仅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雇佣工人，而应是包括第三产业生产部门在内的所有生产部门的体力与脑力劳动者。

3．剩余价值生产的手段发生了变化

在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随着资本再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的变化，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的那种粗暴的刑棍纪律以及泰罗制、福特制之类的剩余价值生产手段，已被一些文明的“行为管理”所代替。垄断资产阶级用建立生产的“人道环境”，吸收工人“参加管理”，发行小额股票，兴办福利制度等办法，千方百计地刺激工人的进取心和首创精神，缓和劳资矛盾，以提高生产劳动的质量和效率，增加剩余价值生产。

尽管如此，剩余价值生产的几种基本手段实质上还是没有变，只不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更多地被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及超额剩余价值生产所代替。科技革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超额剩余价值生产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即必要劳动时间大大缩短。这样，即使雇佣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有所上升或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超额剩余价值生产仍可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超过劳动者实际工资的增长来实现，从而使剩余价值的增长超过工资的增长（这也是“二战”后工人实际工资能够有较大增长的秘密所在）。根据美国《经济简讯》杂志提供的材料，美国制造业1988年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3.3%，而工资增长率为2.2%；1989年劳动生产率增长4.0%，工资增长率为3.1%⁽⁵⁾。另外，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超额剩余价值生产还可以用增加脑力劳动等复杂劳动的投入与提高劳动强度的办法增加。从表面上来看，在生产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的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已经改善，繁重体力劳动明显减少，但劳动者的主体部分由“蓝领工人”转向“白领工人”后，其付出的劳动比以前简单劳动的加倍还要多得多，其体力、脑力和精神方面的消耗远在其所得的工资之上。正是利用这些“高明”的手段，使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大获其利。

4．剩余价值的物质载体发生了变化

前文已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第三产业中的发展，第三产业中的剩余价值生产部门的劳动也是雇佣劳动，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但问题是，其中一部分非物质形态的劳务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载体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也在不断地进行物质资料生产，但这种生产并不创造价值，所以谈不上价值的物质载体问题。只有当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时候，人类的抽象劳动（包括体力和脑力）的凝结才形成商品的价值，并构成交换价值的基础。也只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使用价值才同时又是商品交换价值（和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在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主要表现为物质商品的生产，因而马克思才认为：“生产工人即生产资本的工人的特点，是他们的劳动物化在商品中，物化在物质财富中”。⁽⁶⁾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物质载体是物质商品的使用价值。而第三产业的劳动当时不仅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劳动，而且大部分还没有被纳入商品经济的范畴。所以马克思认为，尽管第三产业的劳动有使用价值，也有作为价值表现形式的交换价值，但不创造价值，只是实现价值转移，因而也谈不上价值的载体问题。

而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以后，已经把第三产业纳入自己的体系。第三产业中的剩余价值生产部门的劳动和物质生产部门一样成为雇佣劳动，其劳动成果一样成为了商品（劳务商品），其中也一样包含着一般的人类劳动并形成了商品的价值，价值量的大小也一样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雇佣劳动在这里所创造的价值也一样大于可变资本的价值，剩余价值也一样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唯一不同的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部门同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产品具体形态的不同，导致了价值载体的差别。劳务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载体虽然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但已没有物质的形态。换句话说，劳务商品的有用性成为其价值的载体。在这里，价值的载体是否是物质丝毫不影响抽象劳动的凝结（价值的形成），就像劳动产品是否是物质丝毫不影响其成为商品一样。

需要指出的是，劳务商品的使用价值之所以能以其非实物的形式成为价值的载体，不但是因为它有使用价值，更主要的是它有交换价值，是可以按其价值出卖的商品。劳务商品价值载体的非实物性使之形成了区别于实物载体的不同特点，即实物载体的耐久性使其承担的价值直接具有可保存性，而非实物载体的产品同生产行为的不可分割性（同生同灭），则使得其承担的价值必须进一步经过人类劳动的转化才具有可保存性，否则其价值将随着使用价值的消失而消失，这正是劳务商品的特点。

5．剩余价值生产进一步突破了国界限制

“二战”后科技革命和国际分工的迅猛发展，推动了跨国公司向全世界的扩张。跨国公司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取得了远远高于本国的超额利润。这种剩余价值的剥削方法，大大区别于“二战”前殖民剥削的超经济强制手段，以及贸易上的不等价交换。它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带到发展中国家，使工人能在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条件下进行生产，同时，付给这些工人的工资却远远低于本国的工人。因此，资本家能够从国外，特别是从发展中国家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加入其资本增殖的过程，也因此能够从剩余价值总量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本国工人的福利。剩余价值生产进一步突破国界限制的意义就在于：它一方面扩大了剩余价值生产的范围，增加了剩余价值总量；另一方面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为维持剩余价值的生产准备了条件。

概括地说，当代科技革命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正使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从传统部门、传统手段、传统概念，甚至传统国度中拓展开来，并使当代剩余价值生产呈现出逐渐脱离直接物质生产过程的特点。这些剩余价值生产外延的扩大，既是科技革命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存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剩余价值规律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由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发生了上述种种变化，许多人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性质和内涵产生了怀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一些西方人士趁机散布“剩余价值理论过时”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只适用于机械化生产时代，随着自动化时代的到来，有必要改变这种理论。他们针对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大做文章，认为在科技高度发展的当代，创造价值的是知识和技术，技术和科学已经发展成首要的生产力，并且已变成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因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规律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⁷⁾甚至主张用“经济剩余”这一概念来取代剩余价值范畴，以“适应”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形势。

实际上，尽管剩余价值生产在外延上出现了种种变化，但其实质和内涵并没有变。第一，剩余价值生产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没有变，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第二，剩余价值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没有变，仍然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生产部门由直接物质生产部门扩大到第三产业，恰恰是剩余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第三，被剥削的对象没有变，仍然是雇佣劳动者（包括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直接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第四，剩余价值的来源没有变，仍是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只不过雇佣劳动者的队伍已由物质生产领域拓展到第三产业，甚至世界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第五，剩余价值的生产手段实质上没有变，仍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超额剩余价值生产；第六，剩余价值的载体实质上也没有变，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其中凝结的仍是人类的抽象劳动。

鉴于此，说明现在的剩余价值生产同马克思所分析的剩余价值生产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目前，受科技革命的影响，剩余价值生产出现的这些变化，不是剩余价值规律的过时，而是它作用的结果。生产剩余价值，赚钱发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就会有剩余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主要方面，无论是生产、分配、交换还是消费，都客观地受到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

二、当代剩余价值分配的特点

剩余价值被生产出来后，就面临着分配问题。在马克思时代，由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只是集中在物质生产部门，工人创造出的剩余价值也因此只是在产业资本家中进行直接分配。至于不参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其他行业的资本家，则不能参与剩余价值的直接分配。他们所得到的利润是通过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来实现的。这种分配与再分配最终使产业资本家得到产业利润，商业资本家得到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家得到利息，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股票持有者得到股息。这种状况，从马克思时代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二战”后的情形有了很大变化。以美国为例，从美国政府发布的统计资料来看，“二战”后剩余价值的分配形式变成了公司利润（包括政府税收、股息和未分配利润）、利息、租金收入和业主收入（包括农场主收入和非农场主收入）。从表面上来看，这几种形式似乎同“二战”前相差不大，但其中包含的内容却与其有了很大差别，与“二战”前不同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剩余价值分配的范围扩大了

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扩展，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几乎所有行业中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剩余价值的生产部门已扩大到第三产业的半数以上部门。其中，有像商业部门那样从直接物质生产部门中独立出来的服务行业，如决策咨询、市场调研、软件设计、产品维修、售后服务等；也有新出现的科学研究、产品开发等部门；还有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经济直接进行调控的若干部门。所有这些部门的雇佣劳动者都参与了价值的创造和剩余价值的创造，所以，这些部门的资本所有者都要参与剩余价值的直接分配，甚至国家也要以垄断资本家总代理人的身份，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和再分配。这种变化，集中反映在公司利润和业主收入这两种分配形式上。这两种分配形式相当于“二战”前的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和地租（农场主收入的一部分）。过去这部分剩余价值主要是在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和地主之间进行分配，而现在已有重要变化。在公司利润中，包括了所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股份公司的利润；在业主收入中，农场主收入除传统的地租收入外，还有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润收入；非农场主收入则是农业以外的独资和合伙公司的资本家获得的利润（区别于股份公司），其中既有直接物质生产领域的，也有第三产业的，剩余价值分配的范围因此有了扩大。另外，“二战”后初期的1946年，公司利润和业主收入占剩余价值分配总额的86.20%，而1987年只占到57.76%。⁽⁸⁾这也说明剩余价值首先在产业资本家中进行分配的格局正在被打破。

（二）国家的作用更加突出

自“二战”以来，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地位的不断巩固，其对剩余价值分配的影响和作用也日渐增大。首先，资产阶级的国家政府利用国家权力并以税收的名义直接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比如，在公司利润中，国家征收的税额占公司税前利润的比例1987年达到50.1%，而该比例1946年仅为36.7%。另外，政府还用所得税的名义从利息收入、租金收入、业主收入中得到相当可观的一笔剩余价值。国家把这些所得连同工资所得税一起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再通过各种国家支出对国民经济的各个部分施加影响。其次，国家还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从宏观上调节和指导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分配比例。比如，实行高利率政策就能大规模地增加股息和利息在剩余价值分配中的比重（美国20世纪80年代实行的高利率政策使美国的利息收入占剩余价值总额的比重由1946年的2.67%上升至1987年的35.20%，成为最大分配项），收入政策则能直接地决定剩余价值在雇佣劳动者所创造的总价值量中的比例。此外，国家的行业优惠政策，各种补贴和发展资助等措施还能够间接地对剩余价值的分配施加影响。所有这些已使政府成为影响剩余价值分配的最大因素，而且，这种影响还在不断扩大。

（三）部分雇佣劳动者加入到剩余价值分配的行列中

这个特点最显著地反映在股息分配中。股息本来在马克思时代就已存在，但在当时，持股者主要是资本家。“二战”后，持股者的结构有了很大变化。在持股者中，绝大部分仍是垄断资产阶级，一部分为中产阶级，还有一小部分为一般雇佣工人。以经理阶层为代表的中产阶级虽然不是资本家，但优厚的报酬使他们有可能持有相当数量的股票；垄断资产阶级剥削手段的变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等诸多综合因素作用，也使现代工人在必要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之外，有了一定的剩余去购买小额股票。当然，这部分数量很少，就其性质来讲，跟工人在银行中的存款没有什么差别，并不能改变他们雇佣劳动者的地位。但雇佣劳动者特别是工人持股所造成的雇佣劳动者进入剩余价值分配行列这个事实，不但有别于“二战”前的股息分配，还将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资产阶级将这些雇佣劳动者一起拉进剩余价值分配者的行列，造成“平等”的假象，只是为了鼓励他们更加积极地关心和参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以便雇佣者更多地获取剩余价值。所以，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而只说明资产阶级的剥削手段在“二战”后有了重大改变。

（四）剩余价值的分配带有国际色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产力的发展和跨国公司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生产越出了国界的限制，形成了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格局。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一方面使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直接的资本输出和输入以扩大剩余价值的生产；另外，“二战”后出现的先进通信技术和金融创新使资本有可能脱离直接生产过程，在世界范围内不分昼夜地迅速流动以套利、套汇，赚取利润。而这种利润不管来自哪一个国家，实际上都是该国的剩余价值生产部门中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分配也因此带有国际色彩。

以美国为例，1987年，美国在海外直接投资的收入已达1047.03亿美元，占美国剩余价值总额的10.94%，这部分由国外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进入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口袋。同年，外国在美国直接投资的收入也已达824.20亿美元，占美国剩余价值总额的8.62%，而这部分由美国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则进入了外国资产阶级的腰包。截至1988年，美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收入同外国在美国直接投资的收入已十分接近，分别为1077.76亿美元和1055.18亿美元。占美国剩余价值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0.13%和9.92%。⁽⁹⁾这是美国“二战”后大量资本输出、国内产业出现“空心化”后，实行高利率政策以吸引外资的结果。这两部分的数值虽然没有直接从剩余价值的分配形式中体现出来，而是分别加减进了公司利润和业主收入的栏目中，但从它们占剩余价值总额的比例逐渐升高的情况来看，“二战”后剩余价值的分配的确带有越来越浓的国际色彩。

另外，在资本国际化条件下，利率也出现了国际化趋势。一国的利率不仅影响本国的货币资本及其投资，而且影响整个世界的流动资本。比如，美国实行高利率政策后，大量的外国资本涌入美国，其结果，不仅通过直接投资将一部分剩余价值从美国的剩余价值分配中拿走，而且通过利息的形式又取走一部分，这种情况也同时发生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说，利率变化引起的资本流动从而利息在国际范围内的转移，同资本的直接输出和输入一道，造成了剩余价值分配的国际色彩。这也是“二战”后的利息分配有别于战前的主要特点。

应当指出，美国的高利率政策还在国内的剩余价值分配上造成了两种效应。一是直接导致国内利息的增大，使利息成为国内剩余价值分配的最主要的形式；二是间接导致了股息的增大（1946年股息在税前利润中的比例为22.6%，1987年达到34.1%）。因为股息=股票价格×利率，股息与利率成正比。利息和股息在美国剩余价值分配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大（1946年为10.98%，1987年达到45.01%），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正逐渐从一个生产国走向食利国。

三、“二战”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变化的一般趋势

（一）“二战”后剩余价值率变化的一般趋势

在经过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进行质的分析以后，我们现在进一步对剩余价值量展开分析，以考察“二战”后剩余价值变化的一般趋势。

关于如何计算剩余价值率，马克思曾有一段经典的论述，“计算剩余价值率的方法可以简述如下：我们把全部产品价值拿来，使不变资本价值等于零。余下的价值额就是在商品形成过程中实际生产出来的唯一的价值产品。如果剩余价值已定，我们从这个价值产品中减去剩余价值，就可得出可变资本。如果可变资本已定，我们从这个价值产品中减去可变资本，就可得出剩余价值。如果这二者已定，那就只需进行最后的运算，计算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率”。⁽¹⁰⁾列宁曾按照这个方法，以1908年俄国财政部工业司完成的调查统计资料为基础，计算出在俄国工业部门就业的约225.4万工人当时生产的剩余价值率为108%。欧根·瓦尔加依据同样的方法，计算出了美国剩余价值率1899年为128%，1909年为130%，1919年为122%，1939年为200%。⁽¹¹⁾欧根·瓦尔加同时注意到，由于只掌握产业工人工资总额的资料，而未能考虑从工资中扣除税收问题，计算出的数字只是偏低的近似值。

在20世纪60年代末，比利时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以及苏联著名经济学家维科德斯基在研究剩余价值率时都注意到，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生产部门工人和职员的职能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事生产的工程师、技术员、工艺师、劳动组织者、设计师等技术职员的比重大大增加了，而工人的比重相对下降了。因此，想要精确地计算剩余价值率，必须把生产线上的职员（如工程师、技术员、工艺师、设计师、生产组织者等）的薪金包括在可变资本之内。曼德尔在将50%的职员薪金包括进可变资本后，计算出的剩余价值率低于仅考虑工人工资的剩余价值率⁽¹²⁾。维科德斯基则进一步考虑到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广泛形成，在计算可变资本时不但要加进职员的薪金，还应将国家征收的税额从工资和薪金中扣除掉。他计算了美国加工工业的两种剩余价值率，一种以工人工资总额减去生产工人的税收作为计算可变资本的基础，得出的是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率；另一种在确定可变资本的时候，也把从事生产的职员的薪金（减去税收）考虑进去，计算出的是最低限度剩余价值率。这两种剩余价值率虽然存在高低之分，如1899年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率为145%，最低限度的剩余价值率为114%；1947年为182%和145%；1968年为375%和266%⁽¹³⁾，但二者都反映了基本相同的趋势。

不过，曼德尔和维科德斯基的计算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首先，他们只计算了加工工业的剩余价值率，而未对剩余价值的其他生产部门进行分析，因而缺乏足够的代表性；其次，他们只对税收进行了扣除，而未将国家集中的资金的再分配如福利开支等加进可变资本中，因而没有全面地反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可变资本运动的实际情况。针对这些不足，民主德国的经济学家汉斯·诺麦尔计算了联邦德国剩余价值率从1950年到1975年的变化。他的计算将剩余价值率的分析扩展到能源、采矿、加工业和建筑业，并且在计算可变资本时，将国家的各种税收和国家对雇佣劳动者（工人和职员）的各种福利开支都考虑进去。他本来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整个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率进行计算和分析，透彻地反映出整个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性阶级关系，但因缺乏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中的相应的统计资料，难以对这些部门中资本主义生产与简单商品生产进行区分，只好将这些部门舍弃。尽管如此，诺麦尔的计算仍是比较全面的，特别是在方法论上对后来者有很大的启迪作用。⁽¹⁴⁾

我国学者姚廷纲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对美国的剩余价值率进行过计算。⁽¹⁵⁾其结果基本上反映了美国“二战”后剩余价值率变化的全貌。这个计算反映了剩余价值生产部门扩展到第三产业，国家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对剩余价值分配进行干预等变化。只是在以下三点上稍显不足：一是由于资料原因没将农、林、渔业包括进剩余价值生产部门的总产值中；二是在可变资本中没有包括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金；三是没有将政府雇员的薪金加进剩余价值中，致使剩余价值总量有所遗漏。

我们计算的剩余价值率，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剩余价值率。我们在前面各种计算方法的基础上，以美国的剩余价值生产部门为对象，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全面反映出战后剩余价值生产范围扩大、剩余价值生产主体扩大和国家政府作用加强等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中出现的新情况，力图计算体系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在具体计算时，采用了以下的方法和步骤：

1．确定剩余价值的生产部门及其总产值

按照我们对剩余价值生产部门的定性和分类，采矿业、建筑业、制造业以及国外经济全部作为剩余价值的生产部门。批发和零售业是剩余价值的实现部门，其产值也全部计入总产值中。农、林、渔业也是剩余价值的生产部门，但计算产值时应将其中家庭帮工创造的属于简单商品生产的产值扣除。交通和公共事业，金融、保险和不动产业、服务业、政府和政府企业等第三产业部门，则按前面分类所得比例，只将其参加剩余价值生产所创造的产值计入剩余价值生产的总产值中。以上所有产值之和，即为剩余价值生产部门的总产值（c+v+m）。再去掉不变资本的转移部分（c），便可得剩余价值生产部门的价值生产物（v+m）（见表2）。

2．确定剩余价值生产部门的可变资本

在上面确定的剩余价值生产部门中，凡是雇佣职工，不管其地位高低，都作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者而将其工资和薪金计入可变资本中。考虑到“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经济的能力加强，在计算可变资本时，应将雇佣职工的各种赋税从工资和薪金中扣除，再加上返还给雇佣职工的社会保险津贴、福利补助金、私人退休金等转移支付。这样才能真正反映出“二战”后可变资本变动的实际情况（见表1）。

3．确定剩余价值量

用剩余价值生产部门所创造的价值生产物（v+m）减去剩余价值生产部门的可变资本（v），再加上政府部门的工资，即剩余价值总量（m）。因为政府雇员的薪金是可变资本创造的价值中被税收征走的一部分，而这部分薪金由于不创造剩余价值，既没有计入可变资本中，也没有计入总产值中，所以应将其加入剩余价值总量中。否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将会有很大部分被漏掉。

4．计算剩余价值率

即用m除以v再乘上100%。这里，由于没有考虑可变资本的周转，因而计算出来的剩余价值率是实际的剩余价值率而不是年剩余价值率（见表2）。

我们计算出来的剩余价值率大大低于以前人们计算出的剩余价值率，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剥削程度降低了。差别主要在于计算方法的不同，而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得出的剩余价值率之间，很难具有横向的可比性。过去人们在计算剩余价值率时，由于资料等方面的限制，往往只计算制造业或某个工业部门的剩余价值率，而很少统一综合地计算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剩余价值率。即使有综合计算，也或者是忽略了政府雇员的薪金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或者没有考虑对现代生产起举足轻重作用的经理和中级以上管理人员（雇佣脑力劳动者）的薪金而存在各种不足。其结果是使计算出的可变资本额偏低，从而剩余价值率偏高。而我们的计算则是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经过慎重的判断和计算得出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剩余价值率。其数值较其他计算值偏低，不但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

尽管剩余价值率的计算存在各种差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各种计算方法都得出了相同的剩余价值率发展趋势。而揭示剩余价值率的发展趋势，正是计算剩余价值率的目的。

从表2中可以看到，尽管战后美国剩余价值率呈现起伏不定的状况，但从长期趋势来看，仍然趋于提高。1986年的剩余价值率比1947年的剩余价值率提高了11.4%，最高的1965年比1947年高出22.42%。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说明雇佣劳动者被剥削程度的提高。也就是说，尽管“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高工资和高福利政策，职工的工资和生活水平确有提高，但其所得同自己创造的价值相比，同资产阶级无偿得到的剩余价值相比，份额仍在不断下降。1986年与1947年相比，剩余价值总量增加了16.68倍，总产值增长了15.92倍，而可变资本只增加了15.01倍。剩余价值总量的增长大于可变资本总量增长的结果，就导致了剩余价值率的提高。

另外，战后剩余价值率的变化还表现出这样一种趋势，每当发生经济危机时，剩余价值率总是下降的，而危机后期或危机过后，剩余价值率旋即迅速上升（如果我们将战后历年的剩余价值率全部列出并与“二战”后历次经济危机相比较，就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造成这种规律性趋势的原因在于：危机初期商品销售困难，开工率下降，资产阶级所得利润也下降。而劳动者这时由于有失业保险，收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而在危机后期和危机过后，资本家大量解雇工人，压低工资，并对长期失业者停发失业救济金，因而剩余价值率迅速提高。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正是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阻止了剩余价值率的无限提高。

（二）“二战”后利润率变化的一般趋势

表3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利润率的变化情况。从表3可以看出，“二战”后美国利润率变化的特点是有上升，也有下降，但总体趋势是利润率趋于下降。如1946年的利润率为44.61%，1987年的利润率仅为28.43%。

美国“二战”后利润率出现的下降趋势，是在美国国内总资本有机构成大致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的。在总资本有机构成大致不变，即没有利润率下降的直接动因条件下，造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剩余价值率没有以很快的速度提高，并且战后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更是不断地滞缓了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二是战后工人工资和收入的提高，造成了剩余价值分配中资本所得部分的减少，从而利润率有所降低。

然而，利润率的这种降低又因为剩余价值率在长期中的上升趋势而有所抵销。资本主义信用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利润率的下降。利润率的发展趋势，就是在这些正、反两方面力量的作用下得以实现的。在短期中，促使利润率下降的因素和阻止其下降的因素消长的结果，会造成利润率的上下起伏，使下降的总趋势出现扭曲和变形。

（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合作者：章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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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美］《总统经济报告·1988》第260页B-10表和［美］《现代商业概览》1988年7月号表6.1计算。

(2)根据［美］《总统经济报告·1988》第260页B-10表和［美］《现代商业概览》1988年7月号表6.1计算。

(3)［美］《总统经济报告·1988》第296页B-43表和［美］《1990年年鉴》第66页“就业与失业”。

(4)根据［美］《总统经济报告·1988》第260页B-10表和［美］《现代商业概览》1988年7月号表6.1计算。

(5)［美］《经济简讯》1988年、1989年各期。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2．

(7)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领袖；保罗·巴兰（Paul A.Baran），斯坦福大学教授。二人合著有《垄断资本》一书。

(8)根据［美］《总统经济报告·1988》B-24表。本节数字除注明外，都源于此。

(9)根据［美］《商业概况辑要》1989年9月号第104页及［美］《总统经济报告·1988》B-24表、《美国1990年年鉴》第59页第2表计算。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5．

(11)欧根·瓦尔加．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资本问题（中译本）［M］．上海：三联书店，1958：176-177．

(12)欧·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中译本）［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194．

(13)见［民主德国］《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报告》1977年第6期。

(14)诺麦尔的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见［民主德国］《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报告》1977年第6期。

(15)计算方法和结果见《世界经济》198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