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及其解释

任保平　张　蓓

［摘要］我国地方经济增长出现数量与质量排名普遍不一致的现象，且不一致程度相差较大。不一致程度较低的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的原因包括经济结构失衡与经济效率差异等，而不一致程度较高的地方是由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内涵差异以及经济发展中的多种不协调机制导致了数量与质量的背离。实现我国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的条件在于，完成数量的积累，构建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增长机制、科学的经济结构以及协调的经济机制，最终使经济剩余能够增加社会总福利。根据我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程度分别提出实现高水平下的一致性增长路径，主要包括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率以及通过供给侧改革完善市场机制、改善民生工程、构建创新激励机制等实现体制机制协调。

［关键词］地方经济增长质量；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一致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实际GDP增长了18.1倍，年均增长约占世界经济增量的1/3，过去30多年来的“追赶式”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奇迹”总是被人津津乐道。现实是，在经历过经济高度繁荣时期之后，中国近些年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问题引发了关注，在数量高速增长的背后，实体经济开始面临结构失衡、生态恶化、产能过剩等严峻问题。为应对当前的发展困境，中国经济开始进入调整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缓，2010—2014年，经济增长率从10.4%下降到7.4%，产业结构出现显著变化，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从43.2%上升到48.2%，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比。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后，正式宣告中国经济告别只追求数量的增长阶段，进入追求质量和效益提升、实现经济在数量与质量上一致性增长的新时期。而要实现一致性增长，首先需要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其次要理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一致性，最后提出一致性增长路径。

一、我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描述

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并不是两种增长，而是增长的两种属性，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经济增长质量是数量积累到一定规模的产物，没有一定的数量积累，就不可能谈及增长质量。因此，对数量和质量的划分意义在于从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对经济增长作出全面判断，理想的经济增长应在数量和质量相互协调一致状态下发展演进。但现实经济中增长的数量与质量往往存在不一致性。目前，对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分析多集中在国家层面，事实上，除了纵向总量层面的不一致，横向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也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且地方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承载，这种不一致性表现得更为具体。因此，本文着重于分析我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分别从不一致性描述、不一致性解释以及实现路径三大方面进行研究。

首先，描述我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要从分析增长数量与质量的衡量指标入手。在质量方面，本文延续《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2）》建立的理论框架及相关成果^[1]，以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福利变化和成果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以及国民经济素质六大维度共同合成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EGI），通过对2013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增长质量状态进行考察，得出各省、区、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EGI），以此为依据衡量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在数量方面，我们采用总量GDP，以2000年为基期的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数量的指标，并通过比较方式描述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基本情况，其中，西藏由于相关统计数据的缺失及其自身特殊性未进入比较分析。除此之外，全国30个地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地方经济增长存在不均衡现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存在较大差距。且对同一个地方而言，其自身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也可能存在差异，表现为经济增长数量较高的地区（如广东、江苏、山东等地）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反而处于较低水平，而经济增长质量较高的地区（如北京、浙江、上海等地）经济增长数量反而较低。

为作进一步研究，本文借鉴任保平、魏婕（2012）的方法^[2]，根据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大小以及实际GDP总量对各地方的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分别进行排序，如图2、图3所示：

经济增长数量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而经济增长质量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北京、浙江、上海、广东、江苏。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增长质量的相对排序存在不一致性。下面对比2013年中国各地方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排序差异的具体情况，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中各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差的符号判断数量与质量的相对情况，差值为正的表明数量排在质量之后，即质量表现优于数量，差值为负表示数量优于质量。排序差还揭示了我国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程度差异^[3]，其中，数量与质量排序差的绝对值最小为0，最大为20，为进一步分析我国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本文按照数量与质量排序差的绝对值进行分类，将全国参与排序的30个地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分为五种类型。具体分类如下：

（1）第一类：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一致地区，包括吉林、青海、新疆三省（分别排在第22、第30、第25位）。首先，吉林作为国家老工业基地的重要聚集区，在老工业基地改造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机会，但改造后仍缺乏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故经济规模排序较低。同时，环境污染严重、资源利用率低等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消费、产业、城乡等结构长期处于失衡状态，因此，经济增长质量表现不佳。青海和新疆处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区中的欠发达地区，近年来经济规模稍有扩大，但多以基础建设为中心，缺乏以现代化工业、企业为核心的支柱型产业，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综上，这一类3个地区虽然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排序一致，但属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均表现不佳、有待提高的地区。

（2）第二类：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不一致，但不一致性程度较低的地区，即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之差的绝对值小于3的地区，此类型包含地方如下：

这一类共包括8个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不一致性程度较低地区，但地区间数量与质量水平差异较大，具体包含三种情况：

第一，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表现均欠佳的地区，包括宁夏、山西和陕西。宁夏和陕西处于“西部大开发”战略覆盖地区，早期“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果，两地经济稳步上升，但在“十二五”期间，政策红利逐渐消失，地区未能发展形成特色竞争优势，创新与技术投入不足，最终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代价大，从而拉低了两地的数量与质量排序。山西经济增长属于传统要素投入型，以资源开发为核心，煤炭产业占比大，非煤炭工业盈利不足，近年国内煤炭价格下跌以及重工业产能过剩使得山西煤炭工业利润比下降，由70%降至40%，导致山西经济增长规模不佳。同时，经济波动、产业结构单一、生态环境恶化等现状拉低了经济增长质量排名。综上，此类也属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均有待提高的地区。

第二，经济规模与增长质量排序均居中的地区，包括福建和安徽。两者均属于东部早期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省份，但近年来发展迅速，2000—2014年，短短十几年间福建省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已从3731.71亿元增长到17919.79亿元，安徽省也从2937.46亿元增长到13985.51亿元，在全国分别排序第10位和第13位。但中等收入省份普遍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增长动力不足等发展模式滞后问题，其中，福建经济增长以传统产业为核心，安徽第二产业的高速增长也尤为突出。因此，依赖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使得两省创新投入不足，污染较为严重，造成经济增长质量排序略落后于数量。

第三，经济规模较大且增长质量状态良好的地区，包括浙江、江苏和广东。总体来说，处于长三角、珠三角的特殊位置使得三省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靠前，三省在实现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也兼顾到了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福利分配与环境等方面，从而达到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步提高。其中浙江省近年来出台一系列福利发展规划和纲要并致力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降低经济发展环境代价的发展战略取得了显著效果，增长质量稳步提高，因此，经济增长质量排名优于数量。^[4]而江苏和广东省均是经济增长数量优于质量，这表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发展低质”、质量落后于数量的现象依然存在^[5]，两个地区增长方式的转型任重而道远。

（3）第三类：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为显著的地区，即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之差的绝对值在4～9的地区，此类型包含的地区如表4所示：

这一类包括11个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存在显著不一致性的地区，但不一致性的表现不同，具体可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经济增长质量表现优于数量的地区，包括云南、上海、江西、重庆。其中，上海和重庆由于直辖市的特殊地位，在经济结构、资源环境、福利分配、国民素质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从而发展成为质量良好的直辖市。与此同时，直辖市存在面积、人口、资源以及经济规模的限制问题，在经济总量增长上落后于经济大省，形成了其独特的经济增长质量优于数量的不一致发展^[6]。

云南和江西的经济增长规模居中，近年来云南省“烟草经济”的转型与新型生物资源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经济发展方式单一的传统问题，同时，云南省作为我国民族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连续十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增长超20%，以上多元发展方式使得云南省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新兴产业产值占总量比例还处于较低水平，未能形成新的可持续支柱型产业，因此，云南省出现了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不一致现象，质量优于数量。江西在金融危机的波及下，外贸出口及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度受到严重打击^[7]，近年来，经济逐渐恢复达稳步增长，同时综合改造中生态治理成果颇为显著，但整体上经济总量表现不如质量。

第二，经济增长数量排名优于质量的地区，包括山东、广西、湖北、湖南、黑龙江、四川以及辽宁。首先，山东、四川、辽宁三省经济增长总量处于较高排名（分别为第3、第8、第6位），这说明三省经济处于较高水平的数量优于质量状态。具体而言，山东省是工业大省，经济增长总量处于全国较优的位置，同时山东也是人口大省、能源消耗大省，面临人均福利水平低、人均GDP仅为56789亿元（居全国第10位）、工业总排放量大、环境压力大等问题。四川省经济属于典型的粗放增长模式，经济增长总量大，但增长模式为高投入型，资源环境代价大且要素效率不高。辽宁地处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十二五”期间全面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使得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但在综合软实力与生态建设等方面问题仍较为严重。综上，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人均福利等矛盾导致了三省经济增长数量优于质量的现状。

其次，湖北、湖南、黑龙江的经济增长总量排序居中（第11、第12、第14位），说明三省经济处于中等水平的数量优于质量状态。两湖地区（湖南、湖北）依托“中部崛起”战略，在经济总量增长上取得了显著成绩^[8]，但仍面临经济结构转型、污染严重等问题。黑龙江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建立起完整的现代重工业体系，以第二产业为支柱型产业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发展模式引发了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工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不足等问题。近年来，黑龙江省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方面均有所改善，但整体上经济增长质量表现依然欠佳。

最后，广西经济总量与质量排名均相对靠后，处于低水平的数量优于质量状态。经济增长依靠粗放式的资源投入，要素效率较低、经济竞争力不强、生态环境代价大等问题拉低了其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4）第四类：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背离程度严重的地区，即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之差的绝对值大于10的地区，此类型包含的地区如表5所示。

这一类包括8个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存在严重不一致性的地区，同理根据不一致性的表现不同，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经济增长质量显著优于数量的地区，包括贵州、天津、北京、甘肃以及海南。其中，北京和天津属于质量良好的直辖市，但受规模限制，经济总量增长排名居中。相较于重庆和上海两大直辖市，京津地处内陆的环渤海经济圈，经济稳定性与抵御风险能力不及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带^[10]，因此，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具有显著的不一致性。海南省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发展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绿色经济，全省森林覆盖率60%以上，90%以上的河段水质达到或优于国家Ⅲ类标准，但经济总量仍处于较低水平（第28位），基础设施与现代产业均较为落后，缺乏解决就业的工业、企业，导致人均GDP严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出现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严重偏离。

贵州和甘肃两省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总量规模较小，工业化水平较低，城镇化进程较慢。但与此同时，两省资源环境代价较小，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方面表现较为平稳、经济波动较小，因此，较低水平的经济总量与较高的质量表现拉开了两省数量与质量排名的差距。

第二，经济增长数量显著优于质量的地区，包括内蒙古、河南以及河北。内蒙古的经济增长模式以传统农牧业与资源开发为核心，因此，发展较为滞后，经济总量表现不佳，同时低层次的发展模式导致了质量下降问题，经济波动大，且在“蛋糕”没有做大的情况下，人均收入与福利也处于较低水平，经济质量排名仅高于青海（处于第29位），故其数量与质量排名出现了严重背离。

河南省与河北省属于粗放式增长，河南是农业大省，从前农业占比较高，近年来逐步走上工业化进程，经济总量增速快，实际GDP排名进入全国前5位。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伴随工业化进程而来的环境、效率、结构等问题拉低了河南省的质量排名。河北地处环渤海经济圈，经济增长依赖于当地资源开发，以第二产业为支柱的模式使得经济总量较大，随之而来的是产业结构单一化、重型化，污染排放量大，生态环境破坏程度严重等问题，以上发展的代价均拉低了河北省的质量排名，使其表现出严重的高数量、低质量增长状态。综上可以看出，纵向视角下，我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普遍不一致是毋庸置疑的。

二、我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的理论解释

传统的要素驱动型模式造成了我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普遍的不一致状态，其中，前两类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区包括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发展状态均欠佳、居中和良好三种情况，后三类不一致程度高的地区数量与质量必有一方面表现欠佳。未来，要实现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地方经济数量与质量的一致性增长，首先需要对现行的不一致状态进行解释。

1. 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低地方出现不一致的原因

我国不同地方在资源禀赋、社会资源配置等方面的较大差异形成了各地之间独特多样的发展模式，因此，导致其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原因也存在多样性，从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维度来看，对前两类不一致程度较低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影响较大的主要是经济增长的结构失衡与经济增长的效率差异两大方面。

（1）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不一致性程度较低的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表现欠佳、居中、良好的三种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结构失衡问题：一是产业结构失衡，根据罗斯托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经济增长数量欠佳与居中的地方过去处于突破传统经济停滞状态的“起飞阶段”，整个经济属于数量积累时期，该时期的主导部门包括水泥、砖瓦等基础建设体系，以及钢铁、煤炭、电力等重型工业和传统制造业综合体系，而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的生活质量部门体系发展较为滞后。因此，起飞阶段主导部门的限制使得前两种地方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层次低、第二产业占比过大等结构问题。而第三种经济总量较大地方已经进入“走向成熟阶段”，但与之配套的产业结构还未形成，存在以传统制造业及高能耗产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等问题，使得产业结构转换落后于经济增长。根据库兹涅茨等的产业结构理论，经济总量的增长依赖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反之，产业结构的升级转换也会促进经济增长，即产业结构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变量之一。因此，产业结构失衡不仅会使经济失去转换的动力，也会影响资源在产业内与产业间的配置效率，从而阻碍生产效率的提升，最终导致已有的经济规模与经济内在质量的差异。

二是消费结构失衡，前两种地方早期经济增长属于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投资拉动型，这种长期依赖投资的模式导致了消费不足，最终消费率一度走低，形成了投资消费结构的长期失衡。与欠发达地区消费不足相反，发达地区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消费结构开始出现变化，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满足了低层次的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后，人类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消费也随之升级。此时，低产品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的弊端显现，出现中、低端非耐用品过度供给与高端消费品大量需求间的偏离，产生严重的消费外溢。2014年我国奢侈品消费总额约为3800亿元，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购买国，但76%来自海外，这种跨境消费在经济规模较大的一线城市尤其普遍。而高涨的跨境消费热情导致了本地经济增长的潜在消费动力不足，从而阻碍了经济效率的提升，造成经济总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2）经济增长的效率差异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一是投入产出效率，从现象上看数量增长奇迹时期地方间经济总量差距较大，总体上表现出高投入、低产出、低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的粗放式增长模式特征^[11]。这种数量型经济增长建立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基础上，主要依靠增加投入、扩大规模。而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即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要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基础上，依靠技术创新等内在增长动力促进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因此，地方经济规模与投入产出效率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二是要素配置效率，要素在我国市场中的配置主要依靠政府调拨以及市场自发配置两种形式。相较于市场配置，依靠政府调拨要素的配置效率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决策效率，由于地方政府配置资源过程中往往存在寻租、信息滞后、决策保守等非理性行为，导致市场中出现严重的行政垄断与非理性竞争现象，使得资源未能得到有效配置，从而影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阻碍了索洛模型中依靠生产率的改进促进规模报酬递增、实现潜在增长率提高的路径。而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的偏离是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重要表现，因此，经济增长总量较低地方的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造成的资源不合理配置是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2. 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高地方出现不一致的原因

后三类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高的地方包含质量高于数量与数量高于质量两种情况。其中，质量排序高于数量的地方主要是经济起步较晚的中西部欠发达省、区或自身规模较小的直辖市。根据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界定^[12]，质量是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因此，这些地方经济规模的限制导致了数量与质量的背离。而数量高于质量的地方的不一致性则是由经济发展中的多种不协调机制造成的，这种不协调机制有：

（1）供求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数量增长时期，地方政府在以GDP为核心的考核背景下，热衷于采用产业政策追求任期内的短期经济增长，这属于典型的凯恩斯式增长，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寻求中央投资的主导型区域发展战略，通过政策效应吸引多种投资，使资本涌向短期增产较快或收益较高的行业与产业。这种模式可在短期内达到拉动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但不顾市场诉求的单方面投入行为造成了供大于求的过剩流，使得大批“僵尸企业”、高债务企业以及产能过剩行业中的企业无法退出市场，从而导致经济造血机制严重不足、质量无法提升。

（2）市场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在要素市场上，这种不协调主要表现在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后，与之相配套的要素流动机制不健全，出现传统创造红利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在地区、城乡、产业间以及产业内部流动缓慢的迹象。而根据钱纳里的相关理论，这种流动机制的不顺畅阻碍了由于增长要素的边际收益差异导致的生产要素从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流动产生的结构效应，制约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从而产生经济规模扩大与结构扭曲、潜在动力不足的矛盾。在产品市场上，市场机制不协调造成的交易成本过高、交易不规范等影响了市场交易效率的提升。根据科斯定理，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现实世界中，初始产权的界定会影响最终的均衡结果，而清晰的产权界定则是通过市场交易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因此从根本上看，这种由于产权不清晰以及初始权利分配不合理导致的市场机制不协调间接造成了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3）分配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从分配结果来看，地方间由于经济总量与总人口的差异导致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较大差距^[13]，2014年上海居民可支配收入为全国最高，已达4.77万元，是甘肃省的2.3倍（甘肃为2.08万元），2014年中国基尼系数高达0.469，这种地方间收入的差距造成了购买力的差异，同时，地方在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福利方面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造成地方人民的生活满意程度与获得感差异。从分配过程来看，提高分配效率建立在实现两大福利经济学基本命题的基础上：一是国民收入越多，社会经济福利越大；二是分配制度越公平，社会经济福利水平越高。对地方而言，经济总量上差异较大，即分配过程的开始已经存在不均衡现象，进一步由于现实经济生活中增长成果不具有普惠性，即社会分配制度不能使经济增长为每个人带来福利的增进，且理性经济人在追求经济福利的过程中往往存在负的外部性，即对他人福利造成损失。因此，在现实与两大命题背离的基础上，经济增长产生的经济剩余无法顺利增进总福利，从而出现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4）创新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地方经济增长中存在严重的创新机制不协调问题：对工业企业而言，由于产权制度不健全，创新产生的正外部性不能转化为创新者的私人收益，使得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且地方政府补贴的范围和力度不能对其进行全面补偿，同时，地方政府对污染等的治理力度不强，使得创新成本高于排污成本，因此，工业企业创新积极性不高。对高校和科研机构而言，由于专利权与科研人员待遇等问题，此部分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相对较弱，科研成果转化力不足。因此，企业与科研主体的双面创新机制不协调，导致地方经济中的创新动力不足。而创新作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开发经济增长潜力、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的重要路径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故创新机制的不协调直接导致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3. 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的条件

根据以上对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的理论解释，要实现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一致需要克服一系列问题，即满足一致性增长条件，最终使经济剩余能够增加社会总福利，具体包括：

第一，达到一定规模的数量积累。经济增长初期处于数量积累阶段，增长过程中的“量”变不足以引起“质”变，即经济增长质量是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故在数量领先于质量的一段时期内必然存在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因此，要达到质与量的统一首先需要完成量的积累。

第二，构建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增长机制。我国潜在增长率的急速放缓客观上是由于要素收益递减、经济增长中枢下移造成的^[14]。在数量增长时期，经济增长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机制上发生，依赖要素投入使规模扩大。而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后的质量型增长依靠内生增长动力，通过技术进步等促进效率的提升，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一致性，需要构建要素收益递增的增长机制。

第三，科学的经济结构。一是产业结构，质量型经济增长需要依靠结构转换刺激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在产业内与产业间的流动，这种要素从低收益部门流向高收益部门的过程会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从而使得建立科学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做出贡献。二是消费结构，消费者需求与产品供给的合理匹配可以提高市场中的交易效率，是市场中的经纪人达到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也是保障内需、外需的根本途径，其核心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通过竞争优势的扩散实现潜在增长率的提高。

第四，协调的经济机制。一是供求机制，“需求拉动型”增长持续一定时期后，经济再次深陷“滞胀”的泥淖。面临凯恩斯主义的失效，需要重新审视供求结构，根据供给经济学派的观点，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应从刺激需求转向刺激生产，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从而引导过剩产能供给侧减量，达到与需求侧相适应的新水平。通过这种结构调整使价格稳定、企业盈利能力恢复，实现转型再平衡。二是市场机制，数量型增长时期依靠政府力量，但过度干预造成了以价格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失效，质量型增长时期要全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力。三是分配机制，当经济增长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需要关注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问题，使各地区、行业、城乡均能广泛和平等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除了消除横向的分配不平，更要解决纵向由于代际间传递效应造成的机会不平等，全面实现经济增长结果的普惠性。四是激励机制，经济增长中妨碍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根源归结为激励机制的不健全，这种激励机制主要来源于制度保障，制度决定论认为经济增长的绩效取决于能否形成有效保护产权的制度安排，一种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规范的市场秩序的形成，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

三、实现我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一致性的路径选择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即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题，也是未来我国地方经济增长的主题。根据上文分析，目前我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在现象上表现为经济增长数量排名优于或落后于质量排名。而在新常态背景下，过度追求增长或是过慢增长均不是可持续长远发展该有的正常状态。由此可以看出，未来我国地方经济应探索高水平下的数量与质量一致性增长路径。据此，本文在数量与质量一致性增长条件的基础上，对我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不同的地区分别提出一致性增长路径。

1. 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低地方实现一致性的路径

对前两类不一致程度较低的地方而言，经济结构与经济效率两方面问题造成了其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因此，要实现高水平下的一致性增长，应从结构与效率的提升方面考虑具体路径。

（1）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一是逐步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地方经济在应对传统要素红利衰减过程中要创新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型，从环境污染型转向环境友好型，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但需要指出的是，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对经济规模较小的地区而言，受地方禀赋及历史遗留问题的限制，转变过程需要一段时间，因此要平稳度过转型期，逐步创新经济增长方式。例如，依靠资源禀赋增长的陕西，在转型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原有的驱动要素仍应发挥基础作用，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辐射效应，建立相关现代信息化的物联网工程，促进以西安为中心的老工业基地再工业化，加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推广，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二是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对第一产业而言，要发展现代农业，通过粮食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工一体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继续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剩余劳动力。对第二产业而言，要改造传统产业，促进清洁能源开发、节能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发展；同时构建新型制造业体系，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智能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以及海洋工程装备等新兴产业发展，从而全面改造第二产业内部，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合理化。对第三产业而言，要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放宽市场准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旅游业由参观式向综合体验式转变。

三是创新消费结构，质量型增长需要从传统的寻找消费、跟随消费，转向创造消费、引领消费。对内消费部分，首先在生产环节通过改善产品设计、增加专利性技术、改进产品质量来提升产品附加值；其次在销售环节创新销售形式，开发多渠道宣传，结合线上线下资源打造新型消费模式；最后在售后环节保障消费者权益，做到真正的负责到底，解除消费隐患，增加消费信心。对外消费部分，通过关税综合改革、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等措施缩小奢侈品境内外价格差；通过境内免税店、签订区域间国际贸易协定，以省区对省区的跨境合作方式实现针对性对接，满足消费者对境外乳制品、肉制品等食品类的旺盛需求。

（2）通过提高经济效率实现高水平下的一致性增长。一是投资效率，实体经济在增长过程中离不开投资的增加，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减少重复投资，增加有效投资。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功能，创新融资方式，以带动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创新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二是企业效率，强化企业在市场中的主体作用，通过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经营创新等方式增加市场竞争力，从而达到活跃市场的目的。例如，经济规模居中且依靠传统工业的安徽，应切实发挥“徽商”的历史优势，提高新型电子、手机、节能汽车、茶叶、旅游等行业中企业的带动作用。三是资源配置效率，扭转资源配置中的错配、垄断等现象，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形成新的“结构红利”，以达到对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例如，地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吉林，应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使资本从传统国有工业中解放出来，增加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投入，加快培育后续可持续发展动力。

2. 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高地方实现一致性的路径

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高的地方而言，这种不一致性是由经济规模的限制或经济发展中的多种不协调机制造成的，因此，要实现数量与质量的一致性增长需要坚持协调的发展理念，全面建设协调、创新、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增长阶段，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1）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经济结构协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着力增加有效供给，即由以前的重需求管理、短期刺激，转变为供给、需求“两手抓”。^[15]这种以改善供给侧为主、需求侧为辅的供需结构调整主要包括：第一，在产品供给端，地方政府应引导过剩产能供给侧减量和结构调整，达到与需求侧相适应的新水平，使得价格企稳、企业盈利能力恢复，实现转型再平衡。例如，环京津等环境敏感区域应重点控制钢铁方面，西部省份应重点控制电解铝和水泥等基础建设领域，东部沿海地区应重点控制平板玻璃等深加工领域。第二，在要素供给端，应打破“地方保护”，降低市场分隔程度，加强劳动、资本、产品在各部门和地区间的流动，实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如天津、上海等规模较小但发展良好的直辖市，应加强高素质人才、国际资本的引入，使要素高效流动，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三，在制度供给端，降低地区间企业的交易成本、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制度性交易成本差距，增强地方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实现经济机制协调。改善市场机制的扭曲、放松市场管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第一，从审批制转向注册制，地方政府应简化行政许可、审批和资质资格认定，激发地方市场主体投资、创业的积极性。第二，发挥市场竞争激励创新的根本性作用。在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下，强化地方竞争优势，促进区域产业政策对创新的引导，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增强地方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第三，深化各地方国有企业改革，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在服务业和高技术领域，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和各类创新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调整创新决策和组织模式，强化地方普惠性政策的专项支持，促进地方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和成果转化的主体。例如，山东作为人口与经济大省，应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简政放权、释放民营企业的发展潜力，主动对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全面融入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发挥主体功能区优势，打造高水平海洋经济改革发展示范区，实现创新、绿色、可持续增长。

（3）通过改善民生工程实现社会福利协调。一是收入分配方面，实现居民人均收入与地方经济同步增长，真正做到还富于民、经济增长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使得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最后缩小城乡、区域、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二是社会保障方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基本实现全员全覆盖，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全面保障医疗、住房等基本生存需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办好基础教育，努力发展终身教育、全民教育，不断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缩小地区教育差距，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贡献。增加就业岗位，解决毕业生就业及社会再就业问题。完善地区间人才流动机制，解决好流动人口的基本福利配套问题，关注农民工子女以及留守儿童的健康及教育。如经济发达但福利较弱的广东省，应充分发挥高效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以及中小微企业、民营经济对就业的吸纳作用，促进全省人民福利的增进，缩小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三是公共服务方面，地方政府通过简政放权便利人民办事创业，简化程序，将分设办事窗口整合为综合窗口，变“多头受理”为“一口受理”，从而提高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提升人民的“获得感”。

（4）通过构建创新激励机制实现制度保障协调。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意味着与传统增长模式相适应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机制将不再奏效，因此，需要建立新的适应地方发展的激励机制。^[16]第一，在企业创新方面，构建地方特色的激励机制，增强和保护地方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以提高我国地方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如总量居中但创新动力不足的两湖地区，应积极构建创新激励机制，在创新载体、资金及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企业全力支持，鼓励如威盛等现代化企业不断创新，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主导型企业，从而产生正面辐射效应，推动地方经济协调发展。第二，在技术创新方面，首先在硬件供给、国际交流支持等主观层面建立激励机制；其次通过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客观环境激励，各地方政府配合中央政府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权利人维权机制，合理划分权利人举证责任，明确商业秘密和侵权行为界定，研究和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第三，在科研创新方面，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强化尊重知识、尊重创新，充分体现智力劳动价值的分配导向，使科技人员在创新活动中得到合理回报，并加强地区间的科技成果共享，最终实现通过成果应用体现创新价值、通过成果转化创造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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