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授予官职
南宋朝廷偏安一隅，财政经费匮乏，“一切倚办海舶”(90)。市舶之利更加凸显，市舶司收入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绍兴十六年（1146年）上谕曰：“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俫远人，阜通货贿。”(91)这说明南宋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海外贸易在其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为此，政府甚至不惜犒赏官爵，对能招徕海外商舶、增加市舶收入的官吏和纲首授以官职，或予以升转。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泉州知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建炎元年（1127年）至绍兴四年（1134年）的八年间，“大食番官啰辛，贩乳香值三十万缗”，泉州一蕃舶纲首蔡景芳因招徕有功，不仅获“收息钱九十八万缗”(92)的“净利钱”，而且获诏令各补九品“承信郎”官衔，并赐予“公服履笏”。宋高宗因此讲道：“广南市舶司递年有蕃商息钱，如及额，许补官。此祖宗旧制。”(93)这说明对招徕海外商舶有功的官吏连同来华贸易数额巨大的富商，都给予犒赏，授以官爵，为北宋遗制。
这段时期，涌现出了一些来华贸易数额巨大，被授以官职的的蕃客：
归德将军辛押陀罗。他以大食勿巡国进奉使的名义来华，曾受到宋神宗的接见，并任广州的蕃长，进钱粮助修广州城。(94)他在广州居住时，“开导种落，岁致梯航”(95)，在发展宋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上颇有成绩，被宋神宗封为“归德将军”。辛押陀罗居住广州长达数十年，经营对外贸易，事业有成，是富可敌国的大商家。
进奉都蕃首陁婆离慈。他于熙宁六年（1073年）任“进奉都蕃首（即蕃长）”，被宋廷授予“保顺郎将”。
久居广州的蒲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二月“二十八日诏，昨知广州折彦质奏，蒲晋久在广州居住，已依汉官保奏承信郎，今来进奉，可特与转五官，补授忠训郎，其蒲延秀可依昨引接占城入贡陈惟安例，与蒲承信郎”(96)。
虽然唐宋政府制定了种种优惠政策鼓励蕃商贸易，但在“重农抑商”思想的指导下，对待蕃商，主要是优待、宽容取其利，也就是说，不是平等地位上的“双赢”。因此，不可避免的，蕃商在经贸活动中和政治地位上会受到一定的限制，甚至是地方官员及豪酋的剥削与压迫，不仅如此，一旦遇到政治动乱，蕃商们往往又会成为被抢劫屠杀的对象。
蕃商在商业活动中虽相对自由，但也受到种种限制。蕃客上岸后，要先交纳“舶脚、收市、进奉”三种税项，其中仅“收市”一项，就使许多珍异名贵值钱之物变成了政府的专卖品，蕃商不免要蒙受损失。而且，在实际缴税的过程中，往往不止三种，还有市场交易税、动产税、人头税等。如果在任的地方长官比较清廉，能够减少或免除苛捐杂税，蕃商的负担就会有所减轻；如果遇上贪官污吏，则“海道商舶始至，异时帅府争先往，贱售其珍”(97)。“南海舶贾始至，大帅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98)“帅与监舶使必搂其伟异，而以比弊抑偿之，至者见欺，来者殆绝。”(99)那样，蕃商的处境就比较困难。
唐末战乱，蕃商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其海外贸易已多不在中国的沿海口岸城市，而是转移到国外的其他港口。显而易见，蕃商在沿海口岸的商业活动是不稳定的。造成蕃商以上境遇的主要原因是其皆来自国外，在中国人生地疏，而身份又是商人，因而很少有人能在地方政府中担任官职和掌握实权。在握有海外贸易大权的地方政府中没有官职，蕃商的商业活动自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其经贸利益有时也很难得到保障。由此，蕃商在中国虽能富有，却不能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在诸多方面均要受制于地方政府。
总的来说，唐宋时期作为侨民的穆斯林蕃客由于缺少农业所需的土地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不可能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经营土地。但他们却独树一帜，在“重农抑商”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开展了以贡赐贸易和互市为主的商贸活动，他们的足迹遍布中国沿海口岸、大运河两岸和内陆大都市，在贸易交往的同时也将众多农作物新品种带到了中国。当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的铁骑踏过中亚、西亚时，被征服地区的众多穆斯林作为军士、工匠进入中国，回回人的经济体逐渐形成。
(1) 唐宋时期习惯把外国和外族称为“蕃”，而把来朝的君主、酋长和外交使节等都称为“蕃客”。本书讲的是作为回族先民的穆斯林“蕃客”，为研究需要，笔者尽量在所有关于“蕃客”的原始资料中，剥离出这部分“蕃客”的资料。由于笔者学力有限，如有不妥，请予指正。
(2) 《全唐文》卷75，《太和八年疾愈德音》。
(3) 乔远：《闽书·方域志》。
(4) 阂桐．友好往来的见证［N］．光明日报，1973-09-06．
(5) 《宋史》卷185《食货志下》．
(6) 涂门街是通向古泉州城七城门之一的通淮门的街道，俗称涂门，又称通淮街，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半蒲街”。“半蒲街”有两种意思，其一是北宋期间，涂门街上建起一座宏伟的回教寺院——清净寺，以便于回民的宗教活动，当时很多阿拉伯人聚集在寺院的周围，其中不少是姓蒲的，该街也就被称为“半蒲街”；其二是宋元之际，阿拉伯后裔、泉州著名历史人物蒲寿庚府第的范围占有大半条涂门街，故有“半蒲街”之称。
(7) （唐）张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一作《送李使君赴泉州》）：“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
(8) （宋）李邴《咏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
(9) 杨怀中．回族史论稿［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112．
(10) 《永乐大典》卷11907，引《番禺续志》。
(11)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4。
(12) 有唐一代的波斯蕃客并不是穆斯林。在唐代史籍中，大食和波斯是有区别的，原因是自波斯加入阿拉伯帝国后，一直没有改奉伊斯兰教，而是保持着原有宗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的信仰，过了200多年，才有人开始信教。宋以来，随着波斯本土的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帝国航运业的兴盛，中国史籍中记载的“大食”商人多是穆斯林蕃客。
(13) ［阿拉伯］阿布哈桑·阿里·麦斯欧迪（马苏第）．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M］．耿昇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
(14) 《旧唐书》卷131，《李勉传》。
(15) 苏颂《图经本草》载：“郑相国自叙云：予为南海节度，年七十有五，越地卑湿，伤于内外，众疾俱作，阳气衰绝，服乳石补益之药，百端不应。元和七年，有诃陵国舶主李摩诃，知予症状，遂传此方（即“补骨脂”方）并药。”
(16) （唐）贾耽：《广州通海夷道》。
(17) 《新唐书》卷182，《卢钧传》。
(18) “番商辛押陀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资数百万缗。”（宋）苏辙：《龙川略志》，卷5。
(19) “元祐间（1086年—1094年），广州蕃坊刘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宋）朱彧：《萍洲可谈》。
(20)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之刑法二。
(2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8。
(22) （宋）朱彧：《萍洲可谈》，卷2。
(23) （宋）方信孺：《南海百咏》。
(24) （宋）朱彧：《萍洲可谈》，卷2。
(25)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之职官。
(26) 《宋史·食货志》。
(27) （清）梁廷柟：《粤海关志》卷3。
(28)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0。
(29) （清）赵汝适：《诸藩志》卷上。
(30) （清）赵汝适：《诸藩志》卷下。
(31)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12。
(32) （宋）李昉：《太平广记》卷402。
(33) 《旧唐书》卷198，《西戎赞》。
(34)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2。
(35) （宋）周密：《癸辛杂识》“回回沙碛”条。
(36) （宋）赵汝适：《诸蕃志·大食国》。
(37) 《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
(38) 《新唐书》卷144，《北狄列传》。
(39) （唐）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40)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5。
(41) 这是中国史书关于伊斯兰教徒东来中国的第一次正式记载。中国史学界也将公元651年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此处的“大食”，是指原阿拉伯民族，后多以“大食”代称阿拉伯帝国。噉密莫末腻，即阿拉伯帝国第三任哈里发鄂斯曼（644—654年在位）。
(4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7。
(43) 《宋史·礼志》。
(44) 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128．
(45) （元）脱脱，阿鲁图等：《宋史·大食传》。
(46)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官职四四［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
(47) 曾巩：《文定集》卷16，《陈公神道碑》。
(48)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49)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
(50) 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卷42）隋唐五代经济史［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
(51) 《旧唐书》卷185，《良吏下·宋庆礼传》。
(52) 《全唐文》卷515，引王虔休：《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
(53) 《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上》。
(54)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03“魏生”条引《原化记》。
(55) 《资治通鉴》卷232，《唐纪48》。
(56) 《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互市》。
(57)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
(58)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6。
(59) 穆根来，汶江，黄倬汉．中国印度见闻录（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83：18．
(60) 《唐律疏议》卷26，“负债违契不偿”条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而且各令备偿。
(61) 韩毅．唐宋时期回族先民对西北商业经济的开发与贡献［J］．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02（3）．
(62) （清）梁廷楠：《粤海关志》卷3。
(63) 马建春．“识宝回回”与中国珠宝业的发展［J］．暨南史学（第五辑），2007（00）：197．
(64)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02。
(65) （唐）戴孚：《广异记》。
(66) 赵汝适：《诸蕃志》卷下，《珠子》。
(67) 朱彧：《萍州可谈》卷2。
(68) 《太平广记》中载：唐安史定后，有魏生者，少以勋戚，历任王友，家财累万。……胡客自为宝会，胡客法，每年一度与乡人大会，各阅宝物。宝物多者，戴帽居于座上，其余以次分。……诸胡出宝，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逾径寸，余胡皆起稽首礼拜。其次以下，所出者，或三或二，悉是宝。至坐末。诸胡咸笑戏魏生：“君亦有宝否？”生曰：“有之。”遂出所怀以示之而自笑。三十余胡皆起，扶生于座首，礼拜各足。生初为见谑，不胜渐悚，后知诚意，大惊异。
(69) 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500．
(70) 《旧唐书》卷198，《佛菻传》。
(71) 《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下》。
(72) 《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第三》。
(73) 《辽史拾遗》卷18，《属国表》。
(74) 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155．
(75) 《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下》。
(76) 《全唐诗》卷5，《水精》。
(77)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福建路·泉州》卷130引《清源集李文敏诗》。
(78) 《全唐文》卷515，《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
(79) 曾昭璇．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350．
(80) 泉州海外交通史调查组．泉州宋元时代“蕃坊”遗址调查［M］//泉州海外交通史料汇编．泉州：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1983：91．
(81) （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学海类编》本）卷三。
(82) （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学海类编》本）卷三。
(83) ［日］仁井田陞著，王占通等编译：《唐令拾遗》，《关市令第二十六·五条》。
(84) ［日］仁井田陞著，王占通等编译：《唐令拾遗》，《关市令第二十六·五条引据》。
(85)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60．
(86) 《宋史》卷167，《职官志》。
(87)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官职四四。
(88)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官职四四。
(89) 《全唐文》卷10，《疾愈德音》。
(90)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0。
(91)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
(92) 《宋史》卷173，《食货志下》。
(93) （宋）岳珂：《桯史》卷11，《番禺海獠》。
(94)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
(95) （宋）苏轼：《东坡全集》卷107，《辛押陀罗归德将军》，《东坡全集》卷107。
(96)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
(97) 《新唐书》卷182，《卢钧传》。
(98) 《新唐书》卷158，《韦正贯传》。
(99) 《全唐文》卷764，《岭南节度使韦公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