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宗教改革

现代心理学教会了我们几个能看清自身的有用知识，其中之一就是：人极少会为单一的动机做一件事。不管是为新大学捐献一百万美金，还是拒绝给饥饿的流浪汉一个铜板；不管是认为只有在国外才能享有真正思想自由的生活，还是发誓永远不离开美国；不管是指鹿为马，还是颠倒是非，我们心里明白，每个决定的背后都有一系列不同的理由。若我们对自己及周围的人太诚实，我们在大庭广众下的形象说不定马上会分崩离析。出于自我保护的天性，我们总会本能地选择最体面最有可能的理由，再迎合公众的口味修饰一番，然后称之为“真正的动机”。这样的行为虽然可以在大多数场合下蒙骗外人，却没有办法蒙骗自己——哪怕是一分钟。作为文明人，我们都清楚这样的“潜规则”，并狡黠地达成默契，不会在任何公共场合戳穿它。当然，我们内心怎么想，都是个人的事；只要能维持光鲜的体面，我们便会心满意足，并乐于遵守“相信彼此谎言“的原则。可是大自然并不会受礼仪的束缚，也不会遵守这样的行为准则，因而极少被允许进入神圣的文明社会。由于历史一向只是少数人的消遣，所以那个名叫克利俄的缪斯女神不得不忍受枯燥无味的生活。相比之下，那些还不如她高贵的神明姐妹们却不断地受邀至各个宴会中，尽情地唱歌跳舞。不被重视的克利俄女神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恶气？她又怎么可能不用尽心机，试图报复？不幸的是，她的报复危害极大，常常以大量人类的生命和财产为代价。

每当这个掌管历史与史诗的女神向我们揭露那些流传了数世纪的谎言时，随之而来的必是烽烟四起。动荡中，骑兵横冲直撞，漫山遍野只剩步兵行军的身影；平民失去了自己的归宿，整个国家一片荒凉。慢慢地，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们逐渐意识到，历史虽是艺术，却更是科学，那只在化学实验室和天文台里备受尊敬的自然法则，同样主导着历史。悟明了这个道理的先人们为了后世子孙，决定开展一次大规模的科学扫盲，即本章真正要谈及的主题：宗教改革。直到不久前，人们对这场社会和思想大变革的想法还只有两种：不是全盘接受，便是彻底否定。支持宗教改革的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宗教狂热的突然爆发，神学家们震惊于教会的贪赃枉法和各种龌龊的所作所为，于是决定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教会，向真心想成为正直基督徒的人传授真正的教义；反对宗教改革且对教会忠心耿耿的罗马人可不这么想，按阿尔卑斯山另一端的学者的说法，宗教改革是一场卑鄙无耻的阴谋，因为几个可恨的贵族不想结婚，却还想得到本该属于教会的财产，才会如此闹腾。

一如既往，争执的双方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这次宗教改革是形形色色的人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发动的。也是直到最近我们才明白，宗教层面上的不满只是这场大动乱爆发的次要原因，实际上，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与神学没有太大关系。在向后代子孙解释改革之事时，把菲力普一世说成是一个对新教义更感兴趣的开明统治者更为容易，所以也就不必费事向孩子们解释他是如何制定出复杂的阴谋诡计，如何勾结土耳其的异教徒，如何击倒其他基督徒，以及如何赢得最后的胜利的。新教徒在几百年来，一直把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伯爵塑造成宽宏大量的英雄，而他最大的野心则是通过扩张黑森家族的势力，将大权在握的死敌哈布斯堡家族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后人也只会简单地把克莱门特教皇形容成一个被宗教改革弄得焦头烂额的教会领导者，他一心想阻止追随者改信新教，到头来却还是徒劳无功。可实际上，他是一名典型的美第奇家族贵公子，打心底觉得宗教改革无非是德国僧侣们不体面的酗酒吵闹，甚至打算趁此机会利用教会的权威，使自己的祖国受惠。

若知道了历史的真相，再看到这些传奇人物印在天主教课本里那颇有深意的微笑时，也就不必感到惊讶了。也许历史的模棱两可于欧洲人而言是必需的，但既然美国人已在彼岸找到了自己落脚的地方，自然不用再坚持前人的错误，反而应该从中总结出自己的观点。例如，黑森家族的菲力普虽然怀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却不能因此认定他并非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事实上，他不但是宗教改革倡导者马丁·路德的挚友，还是他忠实的支持者。1529年，当他在著名的《抗议》上签名时，他与其他署名者都知道，他们将要面对的不仅是“凶猛的狂风暴雨”，甚至有可能是让人绝望的死刑。若非具备卓绝的勇气，菲力普如何能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历史人物常常会受到启示而行动，也会迫于时势而放弃。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出发，如果没有进行深刻的背景调查，如果没有掌握事件背后的各种动机，贸然评判实属不智。法国有句谚语：“理解即是宽容。”这听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不如让我修改成：“了解从而理解。”既然上帝在开天辟地之时就已经主动揽下了宽恕的工作，那我们便只需做好自己份内之事，尽可能地去了解，然后理解。

回到宗教改革的话题上。据我的“理解”，宗教改革最初是新兴“民族主义”精神的表现，同时也是过去三个世纪以来经济政治发展的结果。由于在之前的五个世纪里，所有欧洲国家都不得不看教会的脸色行事，所以改革一旦爆发，便注定与教会的专制蛮横势不两立。凭借着这股同仇敌忾的情绪，德国人、芬兰人、丹麦人、瑞典人、法国人、英国人和挪威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足够强大的势力，一举冲破宗教信仰的囹圄。在这期间，倘若有任何一方没能接受伟大理想的感召，愿意暂时放下个人成见与追逐利益之心，那宗教改革也必定无法取得成功，说不定还会沦为不起眼的小规模地方起义，只劳烦教会派出一支雇佣军和几个手段狠辣的宗教裁判官，便能轻易地镇压下去。要真是这样，那宗教改革的倡导者们就会重蹈扬·胡斯的厄运，追随者们也会像从前的瓦勒度派和阿尔比派教众一样被处死，教皇统治集团会再一次迎来理所当然的胜利，然后继续扩大对异端邪说的迫害与肃清。

可叹的是，宗教改革虽然成功了，却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影响。明明胜利才到手，明明起义倡导者们的生存威胁才解除，新教徒曾经团结一致的阵营却即刻分崩离析，各自为政，并在各自的小圈子里把罗马教皇掌权时所有的错误重演一遍。

有一个聪明绝顶的法国主教（具体名字我忘了）曾经说过，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学着尊重人性。但实际上，过去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总会使人们的宽容之心受到异常严峻的考验——尤其在回顾那曾使人们既满怀希望又陷入绝望的近四个世纪之时；尤其在看到无数男男女女，平头百姓为了无法实现的理想宁愿把生命抛弃在断头台或战场上之时；尤其在想起新教徒的起义，本应能把人类引向思想更自由更开明的世界，到头来却一败涂地之时。

新教教义不仅剥夺了世间许多的善良、美好和高贵，还徒增了不少狭隘、可憎和粗鄙；非但没有让人类社会变得更简单，更和谐，反而使这个群体愈发复杂无序。可是这一切，与其说是宗教改革的错，倒不如归咎于大部分人无法摆脱的精神积弱。他们跟不上改革者的步伐，也不愿改革操之过急；他们并不缺乏善良的愿望，最终也还是会跨向新世界，但他们一心想等到时机成熟，不肯轻易放弃祖宗留下的传统。宗教改革原想着摒弃过去所有的偏见和腐败，在基督徒和上帝之间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却不幸被追随者思想里的中世纪包袱弄得混乱不堪，进退两难，最后变成一个与罗马教廷相似，信徒众多的复刻品。这便是宗教改革的悲剧，它无法像预期一样，促进西欧和北欧人们的思想解放。

新教徒起义后，绝对正确的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本完美无缺的书；唯一至高无上的当权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群各怀鬼胎的领袖。他们没有把世界简单粗暴地区分为正统与异端，基督徒和异教徒，却在基督徒的内部切割出无数意见不一，彼此憎恨的小团体。他们没有创建出一个宽容的国度，而是以早期教会为榜样，一旦大权在握，便依靠不计其数的教理、教义和忏悔对付胆敢违逆官方的异己。这一切的发生令人遗憾，却是在16、17世纪的思想发展中不可避免的。

改革者路德和加尔文的勇气，若要用一个词来描述，便是“锐不可当”。

德国偏僻山区里有一位学院教授，他同时也是道明会里的僧侣。他公然烧毁了一份教皇诏书，用自己叛逆的思想狠狠敲击了教会的大门。还有一个体弱多病的法国学者，他把一座瑞士小镇改造成一座堡垒，完全不把教皇的权威放在眼里。这些事迹让我们看到了当时人们无与伦比的勇气，他们很快也找到了自己的知音，虽然支持他们的人大多是别有目的，想混水摸鱼而已。当起义者为自己的良知以命相博时，他们并不能卜算未来，也不知道北欧大陆上的国家最后竟也会跟着高举起改革的大旗。渐渐地，起义汇成一股洪流，原先的发动者们转而为谁主浮沉之事剑拔弩张，耗尽心机。教皇在千里之外的罗马听说了这场暴乱，并发现这场由一个前法国牧师策划的阴谋，似乎比过去道明会与奥古斯丁修会僧侣之间的争吵严重得多。为了使资助者们放心，教皇下令暂停兴建大教堂并积极备战。教皇的训谕和开除教籍的敕令才发出，帝国的军队就已经踏上征途。起义者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在人类历史上，处于龙争虎斗中的伟人难免顾此失彼。就像路德，他曾经振臂高呼“反对以圣灵之名烧死异教徒”，可若干年后，面对倾向再洗礼派教义的德国人和荷兰人时，他恨得几乎失去理智。这个无畏的改革者明明在开始时还坚持认为，人类不该把自身的逻辑强加于上帝，后来却烧死了有着明显优于他的理论体系的敌人。今天的异教徒到了明天就会成为所有反对者的死敌。加尔文和路德虽然一直向往着新纪元，一直盼望着黑暗结束后终会到来的黎明，但在有生之年里，他们始终是中世纪传统最忠诚的拥护者。在他们的眼里，宽容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道美德之光。起义者被迫害时，他们呼吁神圣的信仰自由，并以此作为反抗敌人的理由。而战争一旦胜利，信仰自由这个曾经号召力强大的武器马上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与其他美好品德一起，被新教徒们丢弃至阴暗的角落里，被遗忘，被忽略，逐渐腐朽。多年以后，人们从众多古老的布道中再次发现了它的踪迹。他们小心地拭去它表面的锈蚀，再次把它组装成战斗力强劲的武器。只是这一次，人们奋战的理由已与16世纪初期大相径庭。

虽然宗教改革并没有直接使世界变得更宽容，但新教徒的起义却为宽容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也确实间接促进了其他各个方面的进步。首先，它让人们更了解《圣经》——因为教会虽然从未严禁人们阅读《圣经》，但也不会鼓励凡人研究这本圣书。而宗教改革之后，来自各行各业的每个普通人都能拥有一本圣书，也能独自研究它，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完全不必担心被当成异教徒而烧死。熟悉感可以抵消人们在面对一无所知的神秘事件时所产生的敬畏和恐惧。在宗教改革后的头200年，虔诚的新教徒坚信他们在《旧约》中读到的一切，不论是巴兰的驴子还是约拿的鲸鱼。而就算他们真的有所怀疑，他们也尽可能保持低调。倒不是因为惧怕宗教裁判所，只是不想新教牧师们干涉自己的生活，毕竟众口一词的责难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即使不具毁灭性，也会十分要紧。

《圣经》其实就是一个由牧民和商贾组成的小民族的国家历史，它长期被不同的人不断地重复研究，最后产生了连路德、加尔文及其他改革者都未能预见的结局。要是改革者们能未卜先知，我想他们肯定会像教会一样，十分讨厌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他们会把《圣经》牢牢地握在手里，完全不让凡俗之人有机会碰到，因为较真的学生太多了，《旧约》里包含的关于虐待、贪婪和谋杀的细节在他们眼里，都不过是些有趣的故事，那不可能是在神的感召下写成的，从内容性质上判断，只能是也必须是还处于半野蛮状态的前人的生活写照。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经》不再是人们唯一的智慧来源。随着思想的解放，被堵塞了一千多年的科学探索潮流便马上沿着自然形成的渠道汹涌而至，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家们在2000年前被迫中断的努力又悄然被人们重新捡起。其次，从宽容的角度来看，宗教改革帮助北欧和西欧摆脱了教会独揽大权的现状。当时的教会名义上虽是一个宗教组织，实际上却犹如罗马帝国，对人们施行精神上的高度专制。天主教徒也许难以苟同这样的观点，但改革也让他们的教义受益匪浅，毕竟天主教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想给自己正名，不叫贪婪和暴虐再继续成为自身的笑柄。从结果而言，它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

16世纪中叶，波吉亚家族绝迹于梵蒂冈，教皇又像从前一样，只能由意大利人担任——谁都别想改变这种不成文的规定，枢机主教在新任教皇的选举时也绝不可再考虑任何外籍人士，否则，罗马百姓们会在知道结果的第一时间把整个城市闹得翻天覆地。新教皇的选举郑重其事，只有最德高望重的人才有希望当选。膺选者在虔诚的耶稣会会士辅佐下，开始了教会内部拨乱反正的大清洗——首先，不准再贩卖赎罪券；其次，神职人员必须要重新学习并遵守奠基者定下的修道院规矩。

此外，托钵僧人在文明城市里消失了踪影，大家也一改在文艺复兴时期对宗教事务的冷漠，开始热切地向往神圣而有用的生活，并希望通过多做善事，帮助更多不堪生活重负的可怜人。可惜，天主教的转变来得太迟，未能助其收回因宗教改革而失去的大片领地。从地理划分上说，北欧已转向新教，只剩南欧还信仰天主教。若用图示来说明宗教改革的成果，那发生在欧洲境内的变化就更显而易见了。中世纪欧洲曾有一座巨大的精神和思想监狱，新教徒的起义摧毁了旧建筑，然后又用手边的材料建起了一座类似的监狱。于是从1517年起，欧洲大陆底下悄然出现了两座地牢，一座关押天主教徒，一座关押新教徒。

一开始，计划进行得颇为顺利，但由于新教徒缺乏迫害异见者的经验，大批桀骜不驯的囚徒自地牢的窗子、烟囱和门口逃出生天。没多久，地牢坍塌了。有些异教徒趁夜整车地搬走新牢的石头、大梁和铁棍，并迅速在翌日建起属于自己的小堡垒。这小堡垒看似无异于格里高利一世和英诺森三世所打造的森严的牢狱，实际上却徒有其表，外强中干。小堡垒才开始投入使用，新的规定和新的法则就张贴到了门上，大批心怀不满的教众们纷纷拂袖而去。他们的上司，也就是牧师们，不能像以前一样动辄以开除教籍、没收财产、流放、酷刑或处决等严令威胁信徒，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离开，看着他们按照自己对神学的理解，在小堡垒外围用木桩竖起防卫，并宣扬另一套暂时迎合大家的教义。类似的事情周而复始地发生，在大小不一的堡垒间，渐渐划分出了精神上的“无人区”。求知者可以在那里随意闲逛，正直的人可以在那里放任遐想，不受一切妨害和干扰。

这就是我所说的，新教徒起义为宽容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它重建了人类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