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为什么中国制造业企业要迁往他国

近几年来，国内实体经济遇到难题，一些传统中小民营企业纷纷倒闭。除了国际上各国经济整体衰退，国内宏观经济下行等现实，国内企业综合税负过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由此造成的大量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迁往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甚至迁到美国的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几年前已经有中国企业迁往美国，因为自身知名度不高，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直到2016年著名慈善家、“玻璃大王”曹德旺在美国设厂，这个问题才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

“玻璃大王”曹德旺在美国俄亥俄州总投资约6亿美元的汽车玻璃工厂2016年已经竣工投产。曹德旺表示在美国投资是因为美国做工厂的利润比中国高：

首先是税负轻，美国只有所得税35%，加地方税、保险费等大概5%，总体税负40%；而中国有以销售收入为税基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其次是生产要素便宜，美国土地为私有制，往往由地方政府补贴土地价给卖家，购买的厂房共148300平方米，政府补贴费用已经超过了购买价；美国的运输成本换算下来一公里还不到1元人民币，远低于中国；做汽车玻璃要用天然气，美国天然气的价格是中国的四分之一，电价是中国的70%。最后，美国人力资源成本虽高，但只要采用自动化程度高的设备来替代部分人工，人力成本就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2015年 “江南化纤”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投资办厂，成为首家在美国建立再生聚酯短纤维制造工厂的中国企业。“江南化纤”创办相同规模企业的中美成本构成对比如下。

1．土地成本：中国的财政政策决定了政府对土地的依赖性，所以地价一直居高不下，中国工业地价是美国工业地价的9倍，并且美国是购买的永久所有权，中国购买的是50年产权。

2．物流成本：中国物流成本是美国物流成本的2倍。油价、过路费、过桥费等收费项目的叠加，导致中国物流成本节节攀升。

3．银行借款成本：美国2017年6月联邦基准利率目标区间低于2%。而中国基准利率是4.5%～4.9%，且民营企业在中国借款很难，即使获得贷款，利率都是基准上浮；银行贷不出款的企业使用其他融资渠道的话，融资成本更高。

4．电力、天然气成本：国内企业电气单位生产成本按每吨耗电450千瓦小时、电价0.76元/千瓦小时计算，为342元人民币，折合55.16美元；美国企业电气单位生产成本按每吨500千瓦小时、电价0.05美元/千瓦小时计算，为25美元，国内的电气成本是美国的2.2倍。

5．配件成本：国内设备性能较差，且工人操作习惯不良，每吨单位配件成本约在100元人民币，折合16.13美元左右；而美国生产线设备性能较好，且工人操作习惯好，每吨单位配件成本仅为5美元，国内是美国的3.2倍。

6．蒸汽成本：国内的热电厂蒸汽单位生产成本按304元，折合49美元计算，美国的天然气锅炉自制蒸汽单位生产成本按23.23美元计算，国内是美国的2.1倍。

7．税收成本：已在曹德旺投资案例中分析过。

8．清关成本：美国无需支付进出口清关成本，国内企业原料均进口，成品出口，中间涉及各类手续成本。

9．人工成本：美国人工成本高，但中国成本优势趋弱。

10．折旧成本：美国折旧成本是国内折旧成本的1.7倍。

11．厂房建设成本：美国厂房建设成本是高，但十年以上二手厂房价格低，且普遍性能良好。

综合来看，中国制造成本已经和美国制造成本相当，在一些行业将会超过美国制造成本。

美国的政府看重就业，能给予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而在中国，民营企业很难拿到税收优惠政策。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提出议案，计划把35%的企业所得税降低到15%，如果真的得以实行，在美国办企业的成本还将大幅度降低，促使全球制造业流向美国。这将对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构成新的挑战，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想方设法降低企业综合税负，降低制造成本，努力提升“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得益于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富士康考虑今年在美国设立液晶面板厂，投资金额高达70亿美元。制造业并非暴利行业，因而制造业企业家对成本税收政策尤为敏感。税收优惠政策目前还是一个导向，已有不少企业蠢蠢欲动，我们的政府部门应该有紧迫感。

中国制造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根据《世界经理人》发布的一项调研报告显示，印度、越南、美国是目前“中国制造”的强有力对手。报告同时为中国制造业指明了未来发展的几大首选领域，智能家居、健康类可穿戴设备、医药及医疗设备成为最具发展前景的行业，紧随其后的是手机/平板电脑、VR/AR/MR（介导现实）类产品。

过去几十年的积淀使得今天的中国成为全球生产基地，国人引以为傲的“中国制造”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标签。中国制造的市场潜力和产业链配套对海外的制造业还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的，我们需要在以往优势的基础上加快转型步伐，向产业链、价值链上游转移，从加工业变为高附加值的高利润产业，加快从“制造大国”到“设计强国”的转变，成为高端品牌的“缔造者”，通过政府施行减税等优惠政策，争取延缓甚至抑制住制造业外流的趋势，稳住多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第一大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