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由于本书的精装本和平装本正同时重印，若考虑对本书进行修改，这确是一个良好的机会。对书中的观点进行改进，并将我完成本书写作后所想到的若干见解增加进去，以及对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作一考察，这完全是可能的。但是我决定不作任何诸如此类的大修大改。即使重写本书，我的观点也不会有丝毫变化。对于本书的新版本我所要增加进去的若干见解已见诸一些论文。若要对其他学者的著述作充分的讨论，那就会使篇幅太冗长了。因此，我所要做的是增加一个短小精悍的附录。附录为任何对本书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一份指南，该指南包括我就本书的主题所写的一些论文以及对广泛引起人们兴趣的、如何进一步研究的想法所作的一些讨论。这些想法是评论家们针对本书有感而发的。该附录在正文的后面。

虽说记忆力最强的人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也会慢慢变得健忘，但我没任何理由不对那些提供批评建议和帮助我完成本书的人表示衷心谢意。对我帮助最大的人是哈佛大学的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不仅他而且其他的评论者都不必为书中的内容承担任何责任，凡此种种，责任都在我。本书的草稿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和奥托·埃克斯坦（Otto Eckstein）曾对它提出了最有助益的批评建议。在论文定稿过程中，我从萨缪尔·比尔（Samuel Beer）、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卡尔·凯森（Carl Kaysen）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那里获益匪浅。为了出版，我开始对论文进行修改，这时我得到了艾伦·霍尔姆斯（Alan Holmans）、戴尔·乔根森（Dale Jorgenson）、约翰·凯恩（John Kain）、道格拉斯·基尔（Douglas Keare）、理查德·莱斯特（Richard Lester）和乔治·冯·福斯坦伯格（George von Furstenberg）的异乎寻常的帮助。还有，在出书过程中，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戴维·贝利（David Bayley）、阿瑟·贝纳维尔（Arthur Benavie）、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爱德华·克莱本（Edward Claiborn）、奥尔德里奇·法恩根（Aldrich Finegan）、路易斯·福尔特（Louis Fourt）、杰拉尔德·加维（Gerald Garvey）、穆罕默德·格斯苏斯（Mohammed Guessous）、W.E.汉密尔顿（W.E.Hamilton）、沃尔弗拉姆·汉里德尔（Wolfram Hanrieder）、斯坦利·凯利（Stanly Kelley）、罗兰·麦凯恩（Roland McKean）、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罗伯特·赖卡特（Robert Reichardt）、杰罗米·罗森伯格（Jerome Rothenberg）、克雷格·斯塔布尔宾（Craig Stubblebine）、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艾伦·威廉姆斯（Alan Williams）和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khauser）

提出了重大的和建设性的建议。最后，我要将本书献给我的妻子，她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是无以言表的。她除了为我和为我们的三个孩子做了所有的事之外，她还从行文到内容对本书提供了帮助。

我还要感谢F.A.冯·哈耶克（F.A.von Hayek）教授，在他特意安排下，本书被译成德文，而且他还为德译本写了前言。

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院、希恩纳基金会和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支持和资助。我还要感谢布鲁金斯研究所，它对我本书及以前的研究工作帮助不小。

曼瑟·奥尔森

马里兰大学经济学系

马里兰州科里奇帕克

19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