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1867

[19]在莱比锡大学，尼采如鱼得水，很快就过上爱交往的学生生活，建立起密切的友谊。尼采放弃神学而专心致力于语文学，并从法兰克尼亚退出。在他所租住的房东、旧书商罗恩（Rohn）的店里，尼采发现了叔本华的《世界作为意志和表象》。面对这位“暴烈而忧郁的天才”，尼采在一周多的时间里深陷“自我轻视”，强迫性“自我谴责”，甚至“身体煎熬”：

我是这样理解他，觉得好像他就是为我写的。

就他的正常学习生活来说，他在芮启尔的激励下建立了一个语文学学会，其章程经大学法官（Universitätsrichter）正式批准。尼采在学会所作关于忒奥格尼斯研究的报告极为成功，并随后将报告送给芮启尔。芮启尔宣称，他还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在仅仅三个学期之后就达到这样的高度，并鼓励尼采将研究写成一部著作。尼采在骄傲的同时感到害羞。尼采与芮启尔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芮启尔成了尼采的“学术良心”，但试图使他远离哲学。尼采也参加了芮启尔的语文学学会，这个学会每周由一个成员用拉丁语报告自己的研究。不知疲倦地“宣传”叔本华。

像一个圣徒一样生活，满足于只有点心和蛋糕的口腹之欲。与罗蒙特（Heinrich Romund，1845—1919）的友谊。罗蒙特后来跟随尼采前往巴塞尔大学。尼采力图使罗蒙特转向哲学。罗蒙特后来实际上成为哲学私授讲师，虽然作为叔本华主义者没有获得任何一个正式位置，但却凭借关于康德的著作而知名。与洛德（Erwin Rohde，1845—1898）的友谊。洛德同样追随芮启尔从波恩大学到莱比锡大学，同样加入了语文学学会，并且同样仰慕叔本华（尼采：“迄今为止我第一次经历到，[20]一种友谊形成有一种伦理—哲学背景”——“我们常常互相争吵”。）洛德不遗余力地为巴塞尔时期的尼采摇旗呐喊，一直忠诚和无私地支持尼采，属于拜罗伊特支持者的小圈子，后来成为重要的古典语文学家，但自尼采与瓦格纳决裂之后与尼采日益疏远。如尼采所描述的，洛德是一个“长于批评和训练有素”之人，对他来说，尼采所谓“快乐的”科学的冒险不过是机智有趣的错误。在普鲁士和北德意志小国反对奥地利和南德小国的战争中，尼采表示赞成一个“愤怒的普鲁士”，

50年来从来没有如此接近实现我们的德意志希望。我开始逐渐认识到，也许除了毁灭性的战争造成的恐怖之外，并没有其他温和一点的道路可走。

但他却没有去登记武器（“我们在我们的学习中也可以效力祖国”）。俾斯麦给他以“巨大的惊喜”。《忒奥格尼斯的最后编辑。关于〈苏达〉的文学-历史史料。论忒奥格尼斯格言集的历史》（Die letzte Redaktion der Theognideea.über die literarisch-historischen Quellen des Suidas.Zur Geschichte der theognideischen Sprachsammlung）在重新命名的《莱茵语文学文库》（Rheinischen Museum für Philologie）上发表。尼采阅读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刚刚出版的《唯物主义史及其在当代意义的批评》。该书一直是尼采最重要的文献来源之一。

康德，叔本华，还有朗格的这本书——别的就不需要了。

关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史料的研究。这一研究同时被芮启尔作为大学有奖征文的题目；尼采获得该奖。当论文在《莱茵语文学文库》上发表时，像以前那篇一样，并没有让尼采感到喜悦。

许多干脆是错误的，更多是大胆的言未及义，整体上说是不成熟的表达。

在罗斯（Valentin Roses）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启发下，在语文学家学会作关于拉尔修所作亚里士多德著作之“综合目录”（Pinakes）的报告；[21]他的座右铭“每个人为自己写作”也来自罗斯这本书。探讨荷马问题以及所谓荷马和赫西俄德之间的竞赛，从而发现希腊人的一个根本特征是竞赛（agon）。决心磨砺自己的德文风格。抱怨书籍的泛滥。与洛德一起上马术课。研究朗格特别偏爱的托名德谟克利特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