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

[23]就在尼采决心放弃语文学，打算——最可能是在巴黎——学习现代自然科学的同时，芮启尔却在暗中为尼采谋求巴塞尔大学希腊语言和文学的教职。该大学当时面临巨大困境（1870年总共只有116名学生），但仍然得到巴塞尔市工业、商业和教育贵族的持续支持。巴塞尔大学成了年轻讲师的跳板；不仅尼采，他的前任任职时也只有25岁。尼采首先被任命为编外教授，同时还需要为当地文科中学的高年级授课。虽然受到大家热烈祝贺（尼采妹妹语：所有人都“围绕着如此年轻的神或教授跳起了欢乐和崇敬之舞”），尼采自己却担心这一职业使他成为“庸人”，觉得这份工作对他而言是一种“牺牲”[BAW 5.251]。莱比锡大学哲学系在未经考试的情况下，根据尼采已经出版的论文授予他博士学位。对尼采的任命没有让多伊森感到同样的快乐。尼采在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中谴责他那“可笑的农民的骄傲”，“不愿意承认别人比他高”，并且通过一张明信片结束了他们的友谊，但随后又请求原谅。令人沉醉的体验——《名歌手》在德累斯顿的演出。在妹妹的帮助下，在愉快的心情中，尼采完成了芮启尔委托给他的工作，为《莱茵语文学文库》杂志完成了索引。尼采放弃普鲁士国籍，这样在发生战争时就不会被征召入伍，并从此成了无国籍之人，或用瑞士的说法来说，“无家可归之人”。4月中旬离开德国，乘坐火车和船途经科隆、海德堡和卡尔斯鲁厄。在卡尔斯鲁厄，尼采欣赏了《名歌手》，并在旅途中写下就职演讲的草稿：《荷马与古典语文学》。[24]他用一个“信仰自白”来结束这一演讲，同时也是与芮启尔学派说再见：

philosophia facta est quae philologia fuit[过去的语文学，现在变成了哲学]。

进入巴塞尔社交界，其陈腐很快让尼采感到厌烦，但他仍然坚持参加晚会。尼采前往卢塞恩湖，瓦格纳与科西玛·冯·比洛（Cosima von Bülow，1837—1930）和她的孩子以华丽的风格居住在那里。当尼采未经通报，在门前驻足徘徊时，他听见——据他后来回忆说——《齐格弗里德》中“受伤唤醒了我的自我”唱段的和声。与瓦格纳家的紧密联系。

在瓦格纳身边，在无与伦比的瓦格纳身边，在这个时代的天才和伟人身边，无比温暖、舒畅、幸福！每隔两三周我就会在卢塞恩府邸待上几天，将这些在他身边的时光看做我生命的最伟大成就，正如我从叔本华那里得到的收获。

结识“机智的怪人”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布克哈特当时拥有巴塞尔大学的历史和文化史教席，由于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而开创了时代；发现“两人在美学悖论方面具有一种惊人的一致”并寻求布克哈特的友谊；布克哈特也很早就失去了父亲，作曲和写诗，热衷于叔本华，最初学习神学，终身未婚，惯于保持距离（但瓦格纳对他来说是可怕的）。善于交际、领导一个井井有条的家庭的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1815—1887）在非常年轻时获得了罗马法教授的职位，但很快又放弃了这一职位，致力于他那著名的关于古代世界母权制的研究，揭示历史上有据可查的[25]法规的史前起源。布克哈特和巴霍芬都出身于古老的巴塞尔家族，两人都对尼采产生了开创性的影响。在教授比较解剖学和动物学的瑞提墨耶（Ludwig Rütimeyer，1825—1895）那里，尼采认识了达尔文的一个死敌，他对进化的看法完全不同。持续经济困难，母亲要求严格节约。忧郁的性情：“我天生阴郁而忧伤”。瓦格纳劝尼采放弃素食，虽然素食对“他糟糕的胃有益”。他教授的中学生欣赏他；他给大学生讲授的课不是非常系统；他的教学计划越来越倾向于他自己个人的兴趣。为《莱茵语文学文库》编制的索引最终完成。瓦格纳做出一项“极度信任之举”，将他的《生平记述》的开头送给尼采，尼采为科西玛采购，特里伯辛为他布置了一间“思想室”。在特里伯辛一起过圣诞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