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基督教的兴起

孟德斯鸠从未清晰地讨论过，伟大的基督教的起源如何影响了罗马。显而易见，这个主题本身就很敏感，闭口不谈也可以理解。不过，孟德斯鸠确实表达了他对这个主题的思考，并且用最为精巧的办法告诉我们，他将在哪里阐述这个问题：他对基督教在罗马的出现的思考，恰恰就在基督教上帝在书中第一次出现的段落。

在第十四章中，在讨论罗马人对格马尼库斯（Germanicus）之死如何悲痛欲绝的时候，孟德斯鸠第一次提到了上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段落，因为它会在某种程度上“展现罗马人民的精神（genius）”（页146）。孟德斯鸠告诉我们，在提比留（Tiberius）的时代，罗马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他们已经将“全部的幸福依赖于统治者的好或者坏”：人们在格马尼库斯的身上“寄托了所有的希望和恐惧”，当他死去的时候，人们深深地陷入悲痛，“彻底陷入了绝望”（同上）。孟德斯鸠以如下格言总结了这段文字：“没有人如他们那般害怕不幸，而他们悲惨的境况本应唤起信心。”为了支持这个论断，他引证了一个当代的例子：

今天那不勒斯有五万人以野菜为食，他们全部的财产甚至只有半件棉衣。可是这些地球上最不幸的人，却因为维苏威火山冒出的轻微烟雾就陷入极度失望；他们竟愚蠢到害怕成为不幸的人呢。（页147）

孟德斯鸠认为那不勒斯人的反应非常奇怪，我们可以引用20世纪60年代流行诗歌中的话——“一无所有之人永远不会失去”——来劝诫他们放弃愚蠢的行为。事实上，孟德斯鸠引用了某种程度上说更好的诗歌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写道，那些人应该像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那样说话，“愿神（God）使我害怕吧”，也就是说，“只有在非常好的状况下，才会害怕失去”（页147）。

这是作品中第一次提到上帝（God）的地方，相当引人注意。基督教上帝的第一次现身是在完全绝望的、缺乏正常理性期待的人们口中，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某个单一全能的存在，他或许能逆转事件的自然进程，令他们的境况变得稍微可以忍受。在作品的这个地方引入上帝的形象，是孟德斯鸠在向读者们暗示，罗马的政治制度使他们对类似基督教的宗教的出现，做好了成熟的心理准备。皇帝的僭政使罗马人感到绝望、恐惧，而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无力，他们热切地需要一种新宗教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希望，即便不是此世的，至少也是彼岸的。简而言之，孟德斯鸠认为，基督教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它成了罗马人的“鸦片”。

但是，对于基督教自身来说，这种对基督教起源的分析——许多人陷入绝望的不幸之中——太过粗线条了，还不足以证明只有在这一种情况下，历史会见证基督教的到来。要想对基督教的起源进行更充分的心理分析，人们不仅必须解释为何罗马转向了宗教，还需要阐明为何他们转向了这种特定的宗教。孟德斯鸠在论述卡里古拉（Caligula）时完成了这个任务。

讨论了安德洛玛赫和格马尼库斯之后，孟德斯鸠在下一个段落中写道：

卡里古拉继承了提贝留。在提到这个皇帝的时候，人们说，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奴隶或者更坏的主人了。这两种东西是紧密相关的：使人们在统治者无限权力面前受到震动的心灵，在他们统治其他人时，也会引起同样的震动。

对于孟德斯鸠来说，最有奴性的奴隶变成了最严苛的主人，最严苛的主人也变成了最有奴性的奴隶。这里我们发现了，为何罗马不同寻常的政治经验能够为独一无二的基督教打下心理基础。孟德斯鸠似乎认为，罗马人曾经至高无上的、普世的并且格外严苛的统治者地位，最终导致他们转向这种拥有特殊品格的宗教：从绝对的、普世的统治，变为绝对的、普世的服从，他们发展出一种史无前例的奴役精神，最终引导他们将自己视为处于唯一的、全能的、普世的上帝的统治之下。孟德斯鸠预言了马克思主义式的基督教理解，将其视为“人民的鸦片”，他同样预言了尼采式的理解，基督教是最杰出的（par excellence）“宗教奴役”。[4]

如果罗马的普遍僭政（universal tyranny）在心理层面上导致了基督教的兴起，它同时以一种更直接、与政治行为更为密切的方式解释了基督教的成功。本书在第十六章第一次明确提到基督教。孟德斯鸠在这一章告诉我们，帝国的普世性“对建立基督教有着巨大的帮助”（页158）。因为帝国已经变得如此庞大，它不得不在世界各地征兵，很快军队的主体变成了非罗马人，甚至是野蛮人。外来的礼仪风俗、道德和宗教纷纷引入罗马：“帝国中没有什么是外来的东西了，人们准备好接受所有皇帝想要引进来的风俗。”（页148）普世的罗马僭政为基督教让路，它不仅让人们做好了灵魂上的准备，还将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宗教的自由市场，使那些容易受到宗教召唤的人有机会真正接触到基督教。

当然，仅靠这两个事实尚不足以解释基督教对西方世界产生的重要影响。孟德斯鸠在第十七章给出了第三条线索：君士坦丁（Constantine）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了基督教。这一章主要论述君士坦丁的统治以及他对帝国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一部分的讨论略微复杂。根据章节的题目，我们知道读者会将注意力放在“帝国的变化”上。在前两页中，孟德斯鸠提及的变化似乎是皇帝重新建立的安全，以及随之而来的僭政性质的变化（页164-165）。但是，孟德斯鸠转而讨论君士坦丁促成的巨大变化，将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这样，本章的论题就变得令人困惑了——到底什么是（is）孟德斯鸠提到的“帝国的变化”？是一种新的僭政形式吗？是帝国的分裂吗？在这个问题上，孟德斯鸠故意将读者们悬在半空中，从而发现第三种可能性的存在，存在一种在根本上比另两者都重要的变化：君士坦丁承认了基督教。那么，他对君士坦丁分裂国家的评论，可以被理解为，他用一种隐秘的方式处理了君士坦丁提高基督教地位的问题。

读过他对君士坦丁的描述及其动机之后，我们很容易发现，为何孟德斯鸠必须隐秘地表达他对君士坦丁和基督教关系的看法。君士坦丁常常被视作一个伟大的皇帝，首要原因就在于他建立了新宗教。孟德斯基很谨慎却又极其肯定地反对传统观点。在花了十个自然段谈论君士坦丁之后，他突然又用非常平淡的语气作出了一般性的观察：

统治的短暂、不同的政治党派、不同的宗教、这些宗教的特殊派别，使得我们对于这些皇帝的性格有一种极端不正确的观念。我只需给出两个例子。希罗狄安（Herodian）时期非常懦弱的亚历山大，在拉姆普里迪乌斯（Lampridius）统治时期却十分勇敢；被狄奥多罗斯（Theodorus）高度赞扬的格拉提安（Gratian），却被皮洛斯托尔戈（Philostorgus）比作尼禄（Nero）。（页169）

孟德斯鸠既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给出任何清晰的暗示，但是上下文清楚地揭示了他的意图：君士坦丁不是一个值得称赞的角色。仅仅由于基督教拥有的权力，从君士坦丁的时代一直到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他才一直被视为伟大的人。基督徒们保护了他的名声，因为他们的名声与之息息相关。孟德斯鸠无法公开地表达他的真实想法，他唯一能够公开表达的是对君士坦丁分裂帝国的批评。正是为了个人的虚荣心，为了用他的名字命名一个新城，君士坦丁才会“将帝国的宝座移到东方”，他对帝国造成的伤害将引起无休无止的争论。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论断。孟德斯鸠非常清楚地知道，君士坦丁从未打算将宝座移到东方，他建君士坦丁堡，不过是为了建造一个新的宗教之都。[5]在这一点上，孟德斯鸠为什么偷偷地“溜”过去了？毫无疑问，他希望读者看到，他对君士坦丁政治变革的评论，对事实上更为重要的宗教变革同样适用：君士坦丁“建立”基督教和建立新城一样，完全出于个人的虚荣心，完全为了传播他的名声。君士坦丁在世界上确立了牢固的地位，并非因其卓越之处，而是因为基督教可以为一位罗马皇帝的私人利益服务。基督教也在世界上获得了突出的地位，不是因为罗马人的奴隶性格以及帝国缺乏宗教正统（religious orthodoxy），同样也是因为皇帝的力量太大，因而能为了私人目的塑造某种特殊宗教的命运。

如果我们接受孟德斯鸠对君士坦丁建立君士坦丁堡以及同时建立基督教的意图的讨论，我们就会遇到一个困难的问题。孟德斯鸠对建城后果的讨论，是否同样表明了他对基督教如何影响帝国的观点呢？孟德斯鸠是否相信，基督教用建立君士坦丁堡时采取的同样方式来削弱帝国？第十七章对君士坦丁的讨论让读者们做好了准备，而在第十九章开头，孟德斯鸠做了一个毫无预兆的（unannounced）关于基督教对罗马政治影响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