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里式的王子哈利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是一本献给梅迪奇（Lorenzo de Medici）的关于如何成功统治的指南。既然是献给梅迪奇的，而且马基雅维里也想要面对最困难的问题，所以这本书最初关注的问题就是：一个新的君主——特别是一个合法性还不清楚的君主——如何才能巩固他的地位。马基雅维里总结说：“如果能严谨地遵守上述各项事情，一位新君主就能同旧君主一样，并且比立国久远的旧君主更加安全和稳定……他们比古老的贵族更吸引人们，更使人们感激”（Machiavelli书，1979，页157）。[1]实际上，一些评论家已经确定，马基雅维里对统治的合法性这个实践问题的关注是他的创意和影响的根源。比如，珀珂克（J.G.A Pocock）就写到：“他伟大的创造性在于，他研究的是那种丧失了合法性的政治。”（Pocock书，1975，页136）。那么，马基雅维里的作品，尤其《君主论》，正好说到哈利的处境，哈利于是紧紧遵从着它的规则。

《亨利五世》的主要情节当然是对法国的战争，这很可能是开始探究哈利政治策略的最好地方。根据莎士比亚的描写（他跳过了亨利统治时期最初的两年［1413-1415］，包括罗拉德［Lollard］叛乱），哈利的整个政策就是立刻对法国开战——亨利在第二幕宣布：“现在我想的只有法兰西。”（I.ii.302）哈利残酷地追求一场征服战，从而有些嘲讽性地完成了他父亲临终时给他的马基雅维里式的忠告：“到国外去行动，让心怀叵测的人忙于境外的争执。”（《亨利四世》下篇，IV.V.213-14）哈利的父亲曾在一种罪恶感的驱使下不断地谈起到圣地去的十字军东侵，而哈利却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更为实际的目标——法兰西。

莎士比亚把哈利描写成一个特别专注于战争的人，这正好符合马基雅维里对君主们的总体建议：“除了战争、训练和军事制度之外，君主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目标和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任何事情作为自己的专业，因为这是做统帅的人应有的惟一专业……”（Machiavelli书，1979，页124）而且，“对于一个君主来说，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从事伟大的事业和做出卓越的功绩更能赢得人们崇高的敬意”（页150-151）。马基雅维里把阿拉冈（Aragon）的费尔迪南多（Ferdinand）当作有道德的“新君主”的范例，因为费尔迪南多“由于自己的声望与光荣，从一个弱小的君主，一跃而成为基督教世界中独一无二的国王”。根据马基雅维里所言，费尔迪南多成功的关键是迅速地袭击他的邻居格拉纳达（Granada），以便巩固他在国内的地位。马基雅维里进一步强调说，“他［费尔迪南多］能用教会的金钱来维持他的军队”。那么，一个新君主，特别是一个自己的地位还很成问题的君主，就应该找到一个借口，立刻对一个容易攻击的邻国发动战争，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让教会来为这个冒险承担责任。

《亨利五世》一开始就很清楚地提出了哈利关于对法战争政策的策略性，莎士比亚在那里指明了开战原因。第一幕的第一场一开始，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和伊利（Ely）主教在讨论众议院极力主张的一项议案：没收“［教会的］大部分财产”（I.i.8）。然而，这事很快就被具体化了，大主教就“关于法国的”问题，给新国王提了建议，想获得新君对这个议案的反对（I.i.79）。首先，大主教提供了一大笔战争基金：“一笔巨款，那数目比教会在以往捐给他的列祖列宗的任何一次都要多。”（I.i.79-81）接下来的一场里，大主教为哈利的要求作了很模糊而旋绕的辩护：要在法国要求“某些公国领土”（I.ii.247）。最后，哈利绕过所有的这些空话而问到重要问题——“我可以合理合法、良心无愧地提出这个王位要求吗？”这时，坎特伯雷意味深长地回答说：“倘若有什么罪，就让它落在我头上吧。”（I.ii.96-97）哈利没有直接使用任何力量，就不仅得到了教会对他的经济支持，以便对弱小易攻的邻国发动战争，而且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战争责任还由教会来承担。在处理这些事件的时候，莎士比亚在一些重要细节上脱离了历史资料，这带有明显的意图，他想要指出的是：这次侵略一直都是哈利的计划（Holinshed书，1974，页64-65；Bullough书，1962，页352）。

一旦哈利的要求被这个国家最高的精神权威所肯定，他就让法国大使进来了，而大使则传达了法国皇太子轻蔑的拒绝。于是，哈利大为愤怒，这时，他的要求已经扩大为“登上法兰西的宝座”了（I.ii.275）。在此之后，哈利没有再进一步提到战争的原因（尽管这场战争的不公正性继续在此剧中萦绕）。然而，到最后一幕时，哈利公开对凯瑟琳（Catherine）坦白，他一直都有这样一个意图：“我要使它完全属于我。”（V.ii.173-76）

然而，不管怎样强调哈利的狡诈，都仅仅再次证实了一个事实——莎剧的观众们，甚至任何看过前几个剧目的观众们都知道：哈利要做法国国王，这个要求显然毫无道理；哈利甚至连个合法的英国国王都不是。而他在多佛尔（Dover）登陆时竟还骄傲地宣称“我决不做英国国王了，倘若不能称帝法兰西”（II.ii.193），上述事实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呵。

然后，莎士比亚要让人对哈利的战争的正义性产生怀疑时，遇到了一些麻烦。哈利确实需要一场战争，因为他自己的合法性成问题，而困扰他父亲统治时期的种种政治上的不稳定也造成了相应的威胁，而且他也感觉到了法国的弱小。因此，他把马基雅维里的建议和一种狡猾的政治机会主义紧密揉合于一个“伟大的事业”之中，以便展示他已经开始在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所展现出来的军事天才。随后，哈利便正式开始施行马基雅维里所拥护的大胆而现实的尚武政策（Machiavelli书，1979，页94、159-62）。的确，一旦哈利的策略开始变得清楚，我们就会注意到，他多么谨慎地导演了宫廷那一幕啊（I.ii）——他把自己扮演成受伤的一方，借此为战争制造了一个可信的借口（Sullivan书，1996，页135-39；Spiekerman书，2001，页129-31）。比如，我们注意到，哈利很狡猾地把自己的专横要求告诉给法国皇太子（他肯定会给一个轻蔑的回答）而不是告诉给真正能决定这个要求之是非的查尔斯国王。我们也注意到，坎特伯雷微妙地暗示出，哈利在正式接见大使之前其实有机会知道法国大使馆那边要带来的消息的基本内容。于是，我们就怀疑，整个这一幕可能没有得到细心的安排，就像很久以前福斯塔夫（Falstaff）对他父亲所进行的欺骗那样（《亨利四世》上篇II.iv）。

的确，莎士比亚在亨利系列剧作中，一直把哈利塑造成一个采取欺骗和诡计的人，有时候带着点幽默色彩，有时候又非常严肃——比如，在《亨利四世》上篇II.ii、II.iv、III.ii、III.iii等处（实际上，类似的塑造极为频繁，以至于苏利文［Vickie Sulivan］恰如其分地把哈利称之为“道貌岸然的马基雅维里式王子”。参Sullivan书，1996，页125）。在哈利最初出现那一场结束的时候，他有一段独白，揭示出了他那精心策划的计划，即欺骗所有人，隐藏自己（放荡的）性格：

亲王：……我就会大大高出人们的期望。

我用这些过分的行为让人们产生错误的估计，

那样，我的改过自新就会像深色背景衬托下寒光飕飕的刀剑，

经过我缺点的衬托显得分外美丽耀眼，

比没有陪衬更能抓住人们的注意。（《亨利四世》上篇I.ii.197-215）

在亨利系列其余的作品中，他继续精心实现他的计划。这样，哈利立刻就把马基雅维里的忠告——“一个想要实现伟大目标的君主，就必须学会欺骗”（Machiavelli书，1979，页315）——付诸实践了。而且，用布兰派德（John Blanpied）的话来说，把哈利刻画成一个“天生的演员”、一个擅场操纵的“戏剧天才”，这种做法似乎完全是莎士比亚自己的发明（Blanpied书，1983，页163；比较Holinshed书，1974，页53-62）。

根据马基雅维里所言，要想巩固权力并让国家备战，首先需要使自己的潜在威胁势力中立化。首先，马基雅维里强调，一个头衔还不稳固的新君主需要赢得人民的支持，因为贵族们往往容易“觉得他们是平等的”，新君主因此就不能有效地命令他们，除非他“受到民众的喜欢”，这样，他就会发现“没有人或者只有极少数人，不想服从他的指挥”（Machiavelli书，1979，页107-8、136-38、158、376）。这同样也是哈利计划的一部分。哈利表现得好像是他们中的一员，借此，他作为王储就赢得了人民的热爱和信任。年轻的哈利曾走访贫民窟，却主要是通过与一个臭名昭著的小偷团伙伊司奇普（Eastcheap）相勾结而完成的；这个团伙的领导人就是他喜欢的朋友、“邪恶的、可憎的、败坏青年的”福斯塔夫爵士（II.iv.462-63）。的确，哈利出场的地方是福斯塔夫客栈，而且几乎专门出现在《亨利四世》上篇中。用福瑞（Frye）的话来说，通过深入“这个王国里社会的方方面面”，哈利“渐渐地以个人形象代表整个国家，而这正是一个国王的样子”（Frye书，1986，页78）。换句话说，哈利刻意地创造自己与人民之间的纽带和联系，而根据传统，一个君主通常凭借自然获得（天然地具备）这种纽带。有两个例子可以充分触及哈利所激起的热爱的深度。

在《亨利五世》第二幕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伊司奇普同伙剩下的一些人——巴豆夫（Bardolph）、尼姆（Nym）、皮斯托（Pistol）正在和旅店老板娘争吵，也在为他们的领导福斯塔夫突然病倒而悲伤。老板娘很恰当地说：“国王把他的心伤透了。”（II.i.88）他们有很好的理由对哈利生气，对他心生怨恨，因为哈利残忍地抛弃了他们和福斯塔夫。然而，稍后我们却听到了这样一些话：

老板娘：啊，可怜的人！他得的病是“见天热、隔天热”，又发烧，又发抖，谁看了都伤心。好人们哪，来看看他吧。

尼姆：国王对这位爵士发了好大一顿脾气，这是实情。

皮斯托：尼姆，你说得不错，他的心破碎了，受亏损了。

尼姆：国王是位好国王，可是事已如此，也没有法子。他也有使性子、发脾气的时候。让我们去安慰安慰这位爵士吧，因为，小羊羔们，咱们还得好好活下去呢。（II.i.118-28）

他们对福斯塔夫的谋杀者太关心了，以至于都不会责备他。

此外，（乔装打扮的）哈利在阿金库尔战役之前的那个晚上去见老皮斯托。哈利表面上看来是带着他的军队走向了某种毁灭，而且他刚刚批准了对他们共同的老朋友巴道夫执行绞刑，因为他犯了一个小错。然而，哈利把话题转到国王身上时，皮斯托却宣布：

国王是个好样儿的，有金子一般的心，是位活泼的小伙子，一位高贵祖先的后人，父母都不错，他的拳头也厉害。我愿意亲吻他的脏鞋，打心眼儿里爱这位可爱的好汉。（IV.i.44-8）

因此，通过进行一种精心的表演，哈利为自己赢得了民心，成功地把马基雅维里的建议付诸了实践。结果，哈利控制了他的贵族们：就如威斯摩兰（Westmoreland）[2]在第一幕宫廷场景时向他说的那样，“英格兰的国王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富足的贵族、现在这样忠实的臣民”（I.ii.126-27）。

然而，“由于人就是一种可怜的东西”（“自私自利”、“目光短浅”、容易上当受骗、常常很“邪恶”、还背信弃义），而且爱是可以变化的，所以，马基雅维里强调在被爱时应该比在被敬畏时更谨慎（Machiavelli书，1979，页86、95、123、131、134、181）。

对一个君主来说，被人畏惧特别有价值，因为它“永远不会抛弃你”（页131）。尽管马基雅维里承认，“要把［受人爱戴和被人畏惧］合而为一是很困难的”，但他还是坚持，一个君主“最好是二者兼备”。为了既让人民爱戴又让人民畏惧，哈利很努力。哈利的公正很严厉（想想在阿金库尔战役中他曾下令屠杀法国囚犯，也曾绞杀巴道夫），完全抛开他对被宣告有罪的人的个人感情（IV.vi.37-38；III.vi）。他总是迅速地进行威胁（比如，迅速入侵法国），而且他的有些威胁的确很残忍——比如在哈弗娄（Harfleur），他高叫道：

……所以，哈弗娄的诸公，你们就怜惜一下你们的城市和你们的人民吧……［就是说，投降］否则，嘿，你们看吧，转眼之间，那些无法无天、嗜血成性的大兵就要用脏手一把抓住你们那些尖声叫喊的女儿们的头发了。你们那些长辈父老就要被大兵揪住他们飘飘的银须，把他们最可敬的脑瓜往墙上狠碰了。你们那些光屁股的婴儿就要被挑在长矛尖上，那些发疯的母亲们会狂呼乱嚎，她们的惨叫声直刺云霄……你们有什么话说？你们究竟是愿意投降，避免这种下场，还是继续顽抗，自取灭亡？（III.iii.27-43）

幸运的是，面对如此栩栩如生的前景，这个城市投降了，于是哈利不用实施这样的威胁。然而，很清楚的是，他让他的敌人和他自己的臣民心中都滋生了畏惧心理。剑桥伯爵（Cambridge）肯定了国王的成功，他说“从来没有哪一位君王像陛下这样受到臣民的敬畏和爱戴”（II.ii.25-26），这话刚好印证了马基雅维里的观点。

马基雅维里进一步给君主提出了“对待他的臣民和朋友”（Machiavelli书，1979，页126）的强硬建议。鉴于政治的紧急情况，“当遵守诺言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做出诺言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页134），君主必须做好准备打破他的职责、甚至他的诺言的束缚。马基雅维里最经常赞扬的一个历史事件是：勃鲁托斯（Junius Brutus）发现自己的孩子们计划要推翻国家，就立即把自己的孩子判处了死刑（比如，页219、221、353、356）。勃鲁托斯的姿态有力地说明，一个领导人对共同利益有何奉献。这也正是哈利在他加冕之后第一时间内所做的事情。福斯塔夫为哈利加冕一事而星夜兼程骑马赶到，并宣布：“英格兰的法律就要由我指挥了。跟我做朋友的人有福了，大法官大人可是倒了霉了！”（《亨利四世》下篇V.iii.136-38）他从加冕礼之后的游行的人群中冲出来，大叫“我的国王，我的神灵！我在向你说话呢，我的心肝”，而国王却回答：

我不认识你，老头儿，跪下来祈祷吧！你已经满头白发，却还是个傻瓜兼小丑，多不像话！在梦里我曾长期看见这样一个人，因为嘴馋，长得臃肿不堪，年已衰迈却还十分荒唐，醒来之后我便鄙弃了这个梦……别用天生丑角的俏皮话来回答我，别以为我还是原来那个人，因为上帝知道，世人也将眼见，我已赶走了过去的自己，也要赶走过去的朋友。（V.v.47-59）

哈利继续说话，命人赶走约翰爵士，让他离自己十英里远；而那个老骑士，遭到公开的拒绝之后，羞愧难当，很快就死了。哈利在最后两行所用的比喻——赶走过去的自己，也赶走过去的朋友，这话特别具有启示性。这个形象与弗洛伊德关于压抑的定义惊人地呼应：“压抑的本质仅仅在于避开某事，并让它与意识保持距离。”（Freud书，1957，页147）哈利成为国王之后，就摒弃了他自己过去的一部分，这可能证明，他心理上的创伤远远比他所意识到的要多得多。另一方面，与任何其他事情相比，这种公然拒绝的姿态更能说服那些重要的贵族，让他们以为哈利真的变了，从而能赢得他们的信任。因此，尽管哈利的残忍是情感上的而不是身体上的，指向的是父辈级的人物而不是小孩子，但是，两者的政治效果几乎是相同的。

哈利遵循着马基雅维里的忠告，致力于公众利益，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畏惧以及贵族的忠诚，之后，哈利处于这样一种位置上：就职登基，并且发动一场战争，以便最终巩固国内的统一并使自己的王朝合法化。在这个事业的进行过程中，哈利再一次遵从了马基雅维里的忠告（I.i.6）。首先，他必须“找出”并且“消灭”那些有权力的臣民中所有力量较弱的人，因为这些人可能会与他的敌人一起搞阴谋来反对他（Machiavelli书，1979，页80-84、136-39、357-74）。马基雅维里特别奉劝，应该仔细审查“那些他曾经给予过太多恩惠的人”（页362）。一旦找出来之后，就应该把这些敌人一举“消灭”，因为“犯罪……应该一次犯完，以便人们少受一些损害，减少他们的积怨”（页106-7）。当君主不得不做出如此残酷的决定时，他“务必要把承担责任的事情委任给他人办理，而把施恩布惠的事情留给自己”（页139）。一个突出的例子将足以说明，哈利熟练地使用了这些原则。

哈利在离开骚桑普顿（Southampton）之前，凭着自己的聪明，揭开了一场害他性命的密谋，这密谋就酝酿在他最喜欢的顾问们中间。哈利发现，斯克鲁普（Scroop）爵士、剑桥伯爵和格雷（Thomas Grey）爵士接受了法国的贿赂，要杀死他们的国王。不过，哈利在此表现出了他的特点，他并不是简单地把他们抓捕起来，而是假装对此事一无所知，然后给他们上演了精心安排的一幕，在这个场景里，他建议宽恕一个被指控辱骂国王的人。哈利诱使斯克鲁普、剑桥和格雷做出他预料之中的反对：他们说他太仁慈了。就在这个时候，哈利告诉他们，他已知道他们的密谋，然后，当他们又如其所料的那样请求他宽恕时，哈利回答道：

我的仁慈，刚才还在心中活着，已经被你们自己的劝告给扑灭了、扼杀了。如果你们还有羞耻心，一定不敢再谈什么仁慈，因为你们的论点反过头来扑向你们自己的心窝，就像恶狗反扑自己的主人……（II.ii.79-83）

而后，哈利才宣判，把他们立刻处死。然而，他不仅发现并消灭了贵族中的敌人，而且还设下圈套，使他们为他们自己的残忍处决负责。实质上，哈利把他们被判罪的责任转移到了受害者自己身上。实际上，哈利在哈弗娄城的时候就已经使用过这种伎俩，那时候他坚持说，如果城市不投降，“继续顽抗”，就会招致可怕的“凶杀、抢掠和恶行”，而他们自己就将为此负责（III.iii.32；Sullivan书，1996，页139-40）。哈利清楚地表现出了马基雅维里式的智慧：残暴和即刻的惩罚是必要的，但是责任应该转嫁到别处。

哈利不断地把自己残酷决定的责任转到别处，从而保护了自己的纯洁名声，特别是在他自己的人民的眼中。然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马基雅维里教导过：“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君主，不必要去做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做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统治国家，经常被迫背信弃义，不讲仁慈，违背人道，违反神道。”（Machiavelli书，1979，页135）但这并不是毫无限制的邪恶的许可证。马基雅维里认为：“假如可能的话，他还是最好不要背离善良之道；但是一旦需要，他就要学会如何为非作歹。”在他自己的人民的眼里，“要注意使那些看见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非常慈悲为怀、笃守信义、讲究人道、虔敬神灵的人。君主表现出上述最后一种品质，特别必要”。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美德（virtu）——特别是对一个新的君主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欺诈艺术；在这个技巧上来说，哈利是出类拔萃的。剧情解说人说，哈利是“基督教国王中的完美典范”（II.o.16）。的确，莎士比亚笔下的国王没有一个像哈利那样经常公开地表现出对上帝的服从。

战争实际进行的过程中，哈利小心翼翼地遵循着马基雅维里的准则，这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几乎在每一个重要方面，哈利的策略和行动都真实地反映了马基雅维里的忠告。尽管这种一致并不证明什么（当然，它可能仅仅是巧合），但是，通过系统的分析，我们有一些依据来说明：第一、莎士比亚对马基雅维里的作品，至少对他实际文本的要点很熟悉；第二、莎士比亚故意把哈利表现为马基雅维里式美德（virtu）的化身。两个简单而深入的要点——一个是文本的，一个是主题的——可以帮助我们巩固这些意见。

第一点关于文本的两个元素，它们在此剧中的作用长期以来都让评论家们感到困惑：其一，在官员中，特别是军官弗鲁爱林（Fluellen）频繁而迂腐的关于“战争真正的纪律”的讨论，即“罗马战争”；其二，把哈利与古代那些伟大的军事领袖作对比，这在整个战争中得到延续（比如，III，ii.72、58、81、96-97、129、140）。

弗鲁爱林一直觉得很沮丧，因为哈利的部队不用“古罗马人的用兵之道”（III.ii.81-82）。比如，在阿金库尔战役前夜，哈利的部队吵吵闹闹地扎营，弗鲁爱林就责备哈利——这话很能表现他的特点：“只要你肯费点心思去研究一下庞培大将的战史，我向你保证，你定会发现在庞培的军营中既没有人嘁嘁喳喳，也没有人嘀嘀咕咕。”（IV.i.68-71）在战争中，弗鲁爱林令人难以理解地停下来，广泛而散漫地比较了哈利与亚历山大大帝。首先，他用了大概三十行介绍哈利和亚历山大都出生在一个城中有河穿过的城市。然后，他详细阐述了第二点对比：

弗鲁爱林：如果你仔细考查亚历山大的生平，就可以看出蒙穆斯的亨利的生平跟他也相当类似，因为在万事万物当中都有相似之处嘛。上帝明鉴，你也明白，亚历山大在他的狂怒之中、激怒之中，以及怒火之中、闷闷不乐之中、不高兴之中，以及愤慨之中，而且那时他脑子里也有些醉醺醺的，于是酒意夹着怒气，你瞧，他就把他最好的朋友克莱斯特杀死了。

高厄：我们的国王在这方面可不像他——他从来也没有杀死过自己的哪一个朋友。

弗鲁爱林：你要注意，我的故事还没有说完，你就从我嘴里把话抢过去，这可不大好。我不过是把类似之处比较一下而已：正像亚历山大在一杯酒的影响之下杀死他的好朋友克莱特斯，亨利·蒙穆斯在他神志清醒、判断正常之时，把那个身穿大肚子紧身上衣的胖骑士赶走了——他满肚子都是笑话、嘲讽话、鬼点子和挖苦话，只是他的名字我忘了。

高厄：约翰·福斯塔夫爵士。（IV.vii.31-51）

弗鲁爱林不合时宜的思索显然是设计出来的，是为了提供一些滑稽的调剂，而且它也让我们再次想起哈利对福斯塔夫的背叛。但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要用这种奇怪的学究式的形式来提醒我们呢？

我想这个答案是：这些段落是为了嘲讽马基雅维里的独特方法——通过研究和模仿古代的伟大领袖人物来学习王侯的品德。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告诉我们：

君主还应该阅读历史，并研究历史上伟大人物的作为，学他们在战争中是如何做的，思考他们胜利与失败的原因，以便避免重蹈其失败的覆辙。最重要的是他应当像过去那些伟大人物那样做。（Machiavelli书，1979，页126）

这当然是马基雅维里自己的方法，而且，他相信，他在这个领域（包括庞培和亚历山大的典故）的知识和技巧恰恰赋予了他的作品以特殊的价值（页78）。对马基雅维里作品的刻意参考，为此剧中许多奇怪的段落提供了一种似乎合理的解释，尤其解释了《亨利五世》中对弗鲁爱林这个新人物的介绍。马基雅维里的方法也可以从反面（eductio ad absurdum）支持在接下来一部分中所概括的一般批评。然而，这种参考不仅证明莎士比亚熟悉马基雅维里的主要思想和方法，而且也证明莎士比亚熟悉马基雅维里写作的特有结构。

第二点进一步加强了此剧对马基雅维里式政治的关注，不仅仅限于方法层面，而且对马基雅维里的主题有敏锐的理解。如果，就如我已经提出的那样，莎士比亚特意把哈利刻画成马基雅维里式君主的一个典型，那么一个有力的事实就是，与其他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或者那个时代著名的马基雅维里批评家）相比，莎士比亚对马基雅维里作品的理解更深刻、更敏锐。比如，帕瑞尔（Anthony Parel）强有力地表明，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如马洛维（Marlowe）和琼森（Jonson）——遵循最有影响的学术原则，把马基雅维里视为一个冷酷无情、没有道德的教师，教人们不择手段地去实现个人权力地位的提高——比如，马洛维的《马耳他的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的开场人物或琼森的准政治爵士（Sir Politic Would-be）就都是“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然而，这些人物反映出的只是对马基雅维里粗陋而简略的阅读（Parel书，1972，页22）。

实际上，如上所见，马基雅维里强调，除非“当需要所需”，君主决不应该偏离“善”。他没有（不道德地）否认，有时候“所需要”的实际上是罪恶。的确，马基雅维里严厉地谴责那些不必要的邪恶：“屠杀平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是不应该被称作有能力的，以这样的方法虽然可以赢得统治权，但是不能赢得光荣。”（Machiavelli书，1979，页104）

于是，对马基雅维里的批评就是，什么样的目的和需要确实能够证明残暴或邪恶的方法是合理的。他说：“我认为，这是由于拙劣地使用或者巧妙地使用残酷手段造成的。巧妙使用的意思是……能为臣民谋取尽可能大的利益。”（Machiavelli书，1979，页106）因此，马基雅维里原谅罗穆卢斯（Romulus）谋杀他弟弟瑞摩斯（Remus）的行为，[3]因为这对罗马的建立和稳定来说是必需的，会使罗马最终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共和国。简而言之，君主应该努力从善，但是当公众的需要要求时，他至高的职责又强迫他要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从恶。

哈利不仅从政治策略上来看是一个马基雅维里主义者，而且他从恶也是为了公众的迫切目的，从这一更深的意义上来看，他也是一个马基雅维里主义者。毕竟，他的那些伟大目标——征服法兰西、从政治上统一英国、保证他自己兰开斯特家族的王权——似乎全部都是为了英国的大众利益。的确，他父亲统治下是血腥的叛乱和镇压，他儿子统治时期是野蛮的国内战争，这都表明，哈利的计划——王权合法化和英国的统一——是十分必要的。简而言之，哈利的马基雅维里政策是为爱国主义目的服务的。贝克敏锐地评论道：“当他实现他的爱国主义任务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看见的是最好的一个哈利”。比如，作为将军，哈利激励不屈不挠的英国人抗击他们传统敌人即法国：“向前，向前，最高贵的英国人，你们的热血都是从久经战争考验的祖先们身上遗传下来的。”（III.i.17-18；Baker书，1974，页933）在阿金库尔一战中，面对“敌众我寡”的危急场面，他可能是最值得人们记住的了：

凡是在今天跟我一起流血的人就是我的好兄弟，不管他出身多么微贱，今天这个日子就要把他提高到上流人士的地位。这个时候正在英格兰睡大觉的那些绅士们，却要因为自己没有到这里来而感到倒了大霉，因为每当任何一个曾在克里斯品节跟我们一起作战的人开口讲话，他们就觉得自己未免太缺乏丈夫气概了。（IV.iii.56-67）

莎士比亚如此强烈地把哈利描写成一个现实主义的爱国者，在追求公众目的的过程中，能够有力地操纵（甚至邪恶），由此，莎士比亚比那个时代任何一位剧作家（或者批评家）都更引人注目地表现出了马基雅维里关于政治美德（virtu）的理想。这个成就不仅证明莎士比亚熟悉马基雅维里最著名的文本，也证明他对这些文本有深刻的理解。现在，我想转向下一个问题：关于这种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美德（virtu），莎士比亚给我们展现了些什么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