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两宋的三教圆融思想与画学

宋代新儒学弘扬儒家正统，视佛老为异端，但为什么这种文化背景下却出现了道释画获得突出发展的情况呢？

我们不得不承认，两宋诸儒有强烈的反道佛的思想倾向，这与他们弘扬儒家正统、以儒家一脉道统承接者自居的心理有关。大唐王朝对三教的兼融，在宋代的思想家们看来是偏离儒家正道的做法，他们甚至认为梁武帝的佞佛是导致国祚衰微的根本原因。而他们推重韩愈，认为他辟佛道、振儒学，儒家道统至此有继。宋代反对佛老的风气在宋初就达到高潮。宋初三先生均反佛老，石介做出反佛老的一件事还与绘画有关。宋景祐元年（1034），他去南京做应天府的学官，其时在此留守任上的工部员外郎刘随嗜佛老之学，将释迦牟尼和老子、孔子像并列挂在府学书库中，石介见此极不高兴，就派人将释、老像拆下，而独留下孔子像，令学生每天早上到孔子像前行跪拜之礼。

宋代理学家反佛老的思想非常浓厚。张载说：“自古诐、淫、邪、遁之词，翕然并兴，一出于佛氏之门者五千年。”欧阳修、王安石、李觏、二程等都视佛老为异端之学，反对佛老的斗争和当时的党争交织在一起。王安石虽反佛老之学，但他认为，佛老中也有合理之处，他对佛家著作很有研究，曾进“二经”于神宗，这“二经”就是他所注释的《维摩诘经》和《金刚经》。旧党上台后，为了从文化上彻底否定王安石，司马光斥安石不尊儒家之道，哲宗元祐二年（1087），诏令“主司不得以老、庄书命题，学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南宋朱子从多种角度全面排诋佛老之学，贬低佛老哲学的思想价值。

似乎很矛盾的是，两宋儒学复兴始终伴随着反对佛老的思想运动，但佛老思想在当时具有相当的位置，人们越是反对它，就越有人研读佛老，以找出和当时思想界对话的内容。可以说，佛老思想始终影响着宋代思想的发展。太祖开宝四年（971），就诏令刊刻《大藏经》，历时13年，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而成，这是我国第一部佛教思想总集。天禧三年（1019）《大宋天宫宝藏》七藏成，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道教词典《云笈七签》。宋真宗在崇尚儒学的同时，也反对佛学，但他作过《崇儒术论》后，又作《崇释论》。宋神宗从王安石议，在科举中杂以佛老之说。宋徽宗虽独尊儒术，但对佛老之学也有偏好。在反佛诋佛的同时，也常常不忘从佛老中汲取思想养分。

在宋代，诋佛反老之声不断，但嗜佛谈老之风也不绝，并一度靡然成风。司马光在《哀横渠诗》中写道：“释老此尤炽，群伦将荡然。先生论性命，指示令知天。”又在《戏呈尧夫》中写道：“近来朝野客，无坐不谈禅。”而二程也说：“浮屠之术，最善化诱，故人多向之。”苏轼说：“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鬻书于世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

两宋新儒学家虽反佛老，但其思想多受佛老影响。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无极而太极”就受到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其名作《爱莲说》又明显有佛家的影子。邵雍受到当世道教大师陈师夷的影响。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因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犹未以为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程颐《明道先生行状》说其兄明道之学：“泛滥于诸家，出入于释老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二程就公开说道：“释氏之学，又不可道不知，亦尽极乎高深。”而朱子诋佛最力，但其学术中的佛老痕迹也很明显，如其“理一分殊”哲学就受到华严宗的影响。他自己也说：“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

宋代新儒学是在糅合儒道佛三家的基础上形成的。三家思想的长期争执和交融，促进了宋代新型时代哲学的产生。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三教合一的交汇中，儒家思想始终占主导地位，出入佛道是学习之途径，返归六经是本旨。忽视了这个本旨，就会溺于“异学”，与复兴儒学、赓续道统不类。如苏轼，他的弟弟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他：

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但就是这样一位“杂家”，在本质上也是一位儒家学者，他也不忘记以儒家思想去统领诸家学说，他在《庄子祠堂记》中说庄子“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此知庄子之粗也”。在《子思论》中他说：“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庄周、杨朱、墨翟、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之徒，各持其私说，以攻乎其外。”其倾向儒家之思想很明显。宋代画学的发展也映照着宋学发展的脉络，以儒为主、三教合一的思想在绘画中有着清晰的反映。从这一思想基点出发，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宋画，揭示一些表面矛盾的现象之中的肌理。

宋画对释道非但不排除，而将其放到突出位置上。宋时画分“十三科”，人物居其先，而在人物画中，道释又为先。《图画见闻志》将“于绘画，驰名当代者一百四十六人”分为人物、山水、花鸟、杂画四类，在四类中，人物居先，在人物画中，他所述及的画家大都“工画佛道人物”，该书记述了从太祖太宗以来，一大批精于佛道的画家遭遇荣宠的事。如孙知微在成都寿宁院画壁，“知微凡画圣像，必先斋戒疏瀹”，称佛道人物也为“圣像”，表现了一种兼融的态度。道佛思想的脱俗高逸一面，正是宋代理学所追求的崇高境界。正如《宣和画谱》卷三所说，“道家则仙风道骨，要非世俗抗尘之状；释氏则慈悲枯槁，与世淡泊，无贪生奔竞之态”。道释画以其嶙峋傲世之态、落落不凡之容，表现对清心寡欲世界的向往，如梁楷的泼墨人物画，泼墨画出一个个得道的高士，与唐五代纤秀温丽的仕女图有根本不同：一是出世的，一是入世的；一是淡雅的，一是富丽的。

宋初著名画家高文进、高益于太宗朝画京都大相国寺院墙壁，一时称盛。王霭画开宝寺文殊阁壁画和景德寺九曜院弥勒像，也受到重视。《宣和画谱》记载，宋徽宗曾颁布过废佛法法，但于次年又废除了废佛法法。徽宗本人也嗜佛法。在《宣和画谱》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宣和主人对道释思想的高度重视。该书在诸画科中，专列释道一科，而且高居于诸画科之上，占有四卷的分量。《道释叙论》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也者，虽志道之士所不能忘，然特游之而已。画亦艺也，进乎妙，则不知艺之为道，道之为艺，此梓庆之削，轮扁之斫轮，昔人亦有所取焉。于是画道释像与夫儒冠之风仪，使人瞻之仰之，其有造形而悟者，岂曰小补之哉！故道释门因以三教附焉。”

也就是说，正因为要体现三教合一的思想，所以才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画谱中，给道释以相应的位置，道释画与“儒冠之风仪”的教化内容具有同等价值。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两宋绘画可以说是其时以儒为宗、三教合一思想的一种形象诠释，反映了以理学思想为主干的绘画主流并不反对道释之作。黄山谷认为宜“置之丘壑”的李伯时，在思想观念上更接近于蜀学。他与苏轼的关系很密切，他的思想也受到蜀学的影响，他在作《孝经图》《女孝经图》《慈孝故实图》等的同时，又作《老子新沐图》《三教图》等。在《三教图》上，高宗曾题有这样的话：“闻王诜家旧藏李公麟《三教图》，卿可取进来一阅。”可见，高宗对此图也很重视。被明代理学家宋濂称为宋朝第一名臣的李纲题此图道：

祖师西来，亿劫谁伍？眷焉摩尼，烛此下土。沧海津梁，脱离幽苦。至哉流宗，以振聋瞽。

丈人之德，藐焉犹龙。吐纳新故，婴儿在中。鼎水静绿，飞丹夜红。大德不德，河上遗踪。

素王峨峨，万世所师。太和元气，逝者如斯。吾侪小人，有喙何施。稽首顿首，念兹在兹。

元黄公望认为：伯时画、李纲评乃是“超凡入神之笔，驱今迈古之文”，所看重的正是二人对三教精神的拈发。

南宋李唐曾作《虎溪三笑图》，画一历史故事，东晋时陶渊明、陆修静去看望佛学大师慧远，慧远送别朋友，边走边语，不觉已到虎溪，破了慧远自己所立下的送客不过虎溪之戒，故而三人相视一笑。《石塘集》载胡长孺评此图曰：“元亮缵孔业，修静研耽玄，远公学瞿昙，高居著幽禅。人异道岂殊，万散固一全。”一崇儒，一崇道，一崇佛，虎溪一笑正是三教之和融处，李唐通过此图表达的就是这一层意思。

“人异道岂殊，万散固一全”，可以视为对宋代画家三教合一思想的概括。

南宋画家马和之作过《三教图》，也博得好评，人们从其中发现了“儒释老聃无二道”的精神。元白珽题此图曰：“人谓三教一家，以其迹异而心则同也。何谓异？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佛居一方，以空寂化流天下，盖求其善善之心本同也。但常人不能同其同，惟能异其异，故瞻前顾后，忽有高下，后身而先之论兴焉。”黄公望以调侃的语气也表示了相同的意思：“昔在姬周时，养得三个儿。不论上中下，各各弄儿嬉。胡为后世人，彼此互瑕疵。”

当然在两宋之时，负笈画苑之人多受儒学浸渍，虽可容忍三教共融之势，但并不放弃以儒为本这个基本思路。他们所看重的道释思想，是因为其与儒家思想有共通之处，真正能达到“不论上中下”的境界，毕竟还是不多的，加上朝廷多次贬抑道释，思想家则从不同的角度指言二教的“瑕疵”，因而三教圆融思想并没从根本上动摇以儒为主的本旨。

元开国之初的理学家许衡在题李伯时《三教图》时说：“三教何？志本也。本虽三，一而已矣。人知其所以一则不惑于三，知所本虽万犹一也。矧三乎哉？吾知吾之所宗，则彼二宗犹是也。若后世流入技能幻妄者，其果本之使然乎！”在他看来，儒为本，这是基本前提，二教之所以和儒教相通，就在于它们同于这个本，这样才会“虽三，一而已”。宋董逌《广川画跋》所评的130多幅作品中，属于道释画作的就占相当的分量，虽然他对二教如此感兴趣，但总以“儒学者”（其评《马嵬坡》语）的目光来审视，不离这个本。《宣和画谱》更是如此，是书注意道释绝俗而独立的思想，主要是寻找和儒学这个“本”的相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