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周之“南國”與“二南”

周人崛起於西方，故每以“西土”、“西土之人”自稱—這也許是為了鞏固族群內部的認同意識而特別提出的。“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因為天命降臨，所以義無反顧，“燮伐大商”，奉有天下。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大雅》中的述史追懷之作，常常充滿了這樣的矜誇與自信。

周室之興，第一步是征服西方，於是先有斷虞芮之訟，“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稱誦之辭見於《緜》。繼有伐密伐崇，“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大雅·皇矣》追述其事，頗見生動。此際周人的影響大約也已經到了西南，所以後來的牧野之戰，才會有漢水中上游的八國參加。

第二步，便是東出。以周人的觀念，凡孟津以東的廣大平原，黃河中、下游流域之地，皆視之為“東”。“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是極見應天順人、廓清六合之概，而七十年代出土於陝西臨潼的利簋，銘文所述，正與《大明》中的情景相合。不過這時候武王尚只做到誅紂，此後周公的三年東征，方真正滅商；又伐東夷、靖東國，“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逸周書·作雒》），“小東”和“大東”，才都有了一個時期的平靜。

其後，是對南土的經營。雖然時或“玉帛”時或“干戈”，但總是從克商以後就已經開始⁽³⁴⁾。南至江漢，封建諸姬，周之開南國，當是一件經歷很長久的事。而主其事者，則是與周公並為周室股肱的召公。

西周時的所謂“南土”、“南國”、“南邦”（《大雅·崧高》《小雅·四月》）、“南諸侯”（駒父盨蓋銘），主要包括今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的漢淮流域一帶。這裏很早就是南北文化交流與東西交通匯集的重要區域，也是沿海東夷各族向內地發展、滲透乃至爭奪土地的會聚之所⁽³⁵⁾。漢水自西北向東南，必有利於渭水流域與長江中游間的聯繫，而汝、穎諸水東南入淮，也必有益於黃河中游與長江下游的交通⁽³⁶⁾，因此，這裏不能不成為眾多部族及各種文化相互競爭的旋流中心。更重要的是，長江中下游有一條蘊藏豐富的銅礦帶，此中出產的“南金”，正是中原地區青銅器製作的原料來源⁽³⁷⁾。

陝西岐山縣劉家原的召公祠清代曾出土一件成王時的“太保玉戈”，戈上有銘，細字二十八，分作兩行：

六月丙寅，王在豐，令太保省南國，帥漢，遂殷南，令（濮）侯辟，用束貝走百人⁽³⁸⁾〔1·4〕。

銘文中的太保，必為召公，這是出土地點說明了的。召公任“保”官久，故周人稱召公，前面常加保字，如保奭、召太保、保召公，或直稱太保，即如此銘。“令太保省南國”，便是命召公省察周朝的南土。漢指漢水；帥，循也，由豐京往南土，自是沿漢水南下。殷為殷見，即諸侯會集向王朝見。銘曰“殷南”，則召公巡省南國，乃為召集南土諸侯來朝。或推定此事當在周公東征平定三監以後，是鞏固王朝南方統治的一項措施⁽³⁹⁾，是合乎情理的⁽⁴⁰⁾。

昭王時代，乃對南土大舉干戈。這一時期的青銅器，銘文記述南征者，很不少；詩有《小雅·鼓鍾》，低迴諷詠，情事宛然。至昭王親自南征，殞命漢水，所帥六師全軍覆沒，則成周朝經營南方的一個重大挫折。不過，漢淮流域間有許多小諸侯國，仍然可以作為中原以南的屏障，如地在南陽之南的鄂，便曾是重鎮之一。鄂為姞姓，甲骨、金文作噩，其立國遠在殷商之世。由若干西周鄂器銘文，可知周人滅商之後，鄂又作為周的封國立於諸侯之林，周王室且倚以控制南淮夷、東夷諸國。夷孝時器鄂侯簋銘“鄂侯作王姞媵簋”，是周王乃與鄂通婚以示寵異。又大抵同時的鄂侯馭方鼎銘載王與鄂侯飲宴，賞賚優渥，知楚國興起以前，鄂為南土大國，備受周室重視。但是後來鄂與淮夷聯合，違背了周封鄂於南陽要地的初衷，周在南土及東南地區的防禦佈署因遭破壞，股肱之寄頓成心腹之患，於是王室採取斷然措施，傾兵滅鄂，且有“勿遺壽幼”之嚴命，事見夷厲時器禹鼎銘⁽⁴¹⁾〔1·5〕。而此役之後，王室仍須另建防綫以為關中南蔽，因此，有“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宣王乃改封元舅申伯於南陽盆地，建立“南申”，使為侯伯，以圖“南土是保”，《大雅·崧高》《小雅·黍苗》都記述了這一重要的史實。而“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是召伯營謝定申，亦寓有威武南國之意。而召公奭之後，南土之要務，似繫於召穆公虎一身⁽⁴²⁾，正所謂“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到了平王時代，王室已無力號令四方、調遣侯國，於是不得不以畿內之民戍申、戍甫、戍許，以保中原門戶⁽⁴³⁾，而王畿之民，奔走不遑，更代無期，是有《王風·揚之水》之怨。顧棟高《毛詩訂詁》卷七：“商周之世建都在西北，其受患多在南方。《商頌》‘奮伐荊楚’，《易》稱高宗伐鬼方，此詩（按指《崧高》）云‘南國是式’、‘南土是保’、‘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大抵皆以南方為兢兢。春秋時楚滅申，營方城，後遂桀驁不可制，乃知宣王之封謝，平王之戍申，皆是地勢不得不爾。蓋南陽為天下要膂，所當首重，諸儒皆以戍申為平王罪，余謂申侯可仇，申之地自不可棄，但不當使畿內之民戍耳。”《商頌·殷武》“奮伐荊楚”，所詠並非殷商事，不必去論，此說周事自見得透徹。

1∙4　太保玉戈銘

1·5　禹鼎銘　右起六至十一行云：“嗚呼哀哉！用天降大喪于下國，亦唯鄂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至于歷內。王乃命西六師、殷八師，曰：‘撲伐鄂侯馭方，勿遺壽幼。’”

《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詩作於幽王時代，先王即宣王，召公即召伯虎，所謂“辟國”、“蹙國”，當對南方及《江漢》中說到的東南方的疆界而言。召公與南國的關係，很可以說，是反映了周王朝與南諸侯的一段錯綜複雜的歷史〔1·6〕。

但對召公的追思尚不止於此，詩中更有《召南·甘棠》之作，即所謂“召公遺愛”，詩之“本事”且不止一說。於是，可以說到與召公有關的“二南”。

《鄭譜·周南召南譜》：“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此曰文王作邑於豐，遂分岐邦國周、召之地為周公、召公采地，原本不錯，但此事與詩之二南其實無干。岐邦之周、召既為采地，則不得名為國風；而且，岐周對豐京而言，在西，不在南。周南、召南，明指南地，毛傳：“南，南土也”（《召南·漢廣》），所釋至為明確。二南所涉地名，有河，有汝，有江，有漢，而南不逾江，北不逾河，西不涉岐周之域，當是黃河南、長江北，即前所舉西周之南土的範圍。所謂“周業興於西岐，化被於江漢汝蔡”（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一），王朝盛時開闢的這一片疆土，有通過分封制從天子處“受民受疆土”（大盂鼎銘）而立國的諸侯，有原來的方國首領，因懾於周王朝的政治軍事力量而稱臣，於是由天子冊命而領土一方的諸侯。分封為諸侯者，係出王室，曰周南；冊命為諸侯者，因多出於召公之經營，故命之曰召南⁽⁴⁴⁾。如此，二南之稱，正好表明了周與南土的這樣一種歷史關係。從西周封建的角度來理解，這問題原來很清楚，它之不始於文王時代，也一目了然。而周、召之地界，便沒有一個整齊的劃分。《周南》《召南》，原本同風—季札觀樂於魯，“為之歌《周南》《召南》”（《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知二南作為一個大的地域概念，是可以不分的。至於所謂聖人、賢人之“化”，則或可稱之為“影響”。南土與王室的密切關係，已如前述，則周之禮樂制度影響於此，也是情理中事。二南諸篇，與其說近《風》，毋寧說其風神近《雅》。《關雎》《葛覃》，《鵲巢》《采蘩》，俱見身分，而所詠之事，也多與當日的禮制有親切之關係。《論語·陽貨》：“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此時雖然已是“引詩之志獨彰”的時代，但二南之中，毋須“誤讀”，便可直會得“發乎情止乎禮義”之精神的篇章，已經不少。二南於是用之為燕樂，用之為鄉樂，用之為射樂，於是與大、小《雅》並行，成為不同等級之儀禮中的“正歌”、“正樂”之部。它被編排在“詩三百”之端，從這裏或許也可以得出一種解釋。

1·6　周代南土諸侯國形勢（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書中原圖）

此外，“南”指南土，而南土之樂，也名之為“南”，正如“夏”指中原，中原之樂，便名之為“夏”。《小雅·鼓鍾》“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江蘇丹徒背山頂春秋墓出土一套編鐘，其中一件銘文有“我以夏以南，中鳴媞好，我以樂我心”⁽⁴⁵⁾〔13·12:1〕，銘中之“夏”，便是詩中之“雅”。作為鐘銘，雅與南自然都是指樂而言，這是沒有疑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