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为苏联作者弗·谢·阿法拉西耶夫的《西方经济学发展阶段》（1971年初版，1986年再版）；下部为《亚当·斯密与现代政治经济学》。上、下两部的文章作者都是苏联和当时东欧国家的学者，他们具有共同的学术倾向和观点，属于同一类型。最重要的是，两本书都代表了苏联经济学界的最高水准。上部《西方经济学发展阶段》主要阐述了苏联久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学各个发展阶段的权威性分析与批判，作者不仅将西方经济学划分为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而且认为后者已经从内涵的（经济的）庸俗化进一步蜕变为外延的（非经济的）庸俗化。这种分析在一些人看来是独创之见，其实不然。20世纪60年代在我国经济学史著作中就已经提出了早期庸俗和晚期庸俗之说，只不过没有冠之以内涵与外延之类名称罢了。至于这种划分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则应以实践为标准，根据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作出判断。可是，如同我国当时的某些经济学史著作一样，读者从本书的论述中也看不到这种判断，能看到的同样也是对马克思在19世纪40～60年代所做相关划分的引申和发挥。问题在于，西方国家经济及其经济学，在历经一百多年之后，同当初情形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和深刻的变化；否则，按照马克思当初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行将灭亡，庸俗经济学也早该寿终正寝了，哪有什么晚期庸俗化的余地。西方经济学当然绝非完美无缺，但视之为不断庸俗化显然是言过其实，不足为信了。

下部《亚当·斯密与现代政治经济学》收集了1976年苏联和东欧学者纪念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200周年研讨会的主要论文，这些论文探讨了亚当·斯密学说的各个主要方面，反映了苏联学界对亚当·斯密学说研究的主要成果。此外，还提供了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版亚当·斯密著作的情况。不过，在评论亚当·斯密学说时，作者们囿于传统的理论立场和观点，大多聚焦于将亚当·斯密学说同马克思主义学说两相比较，指出孰高孰低、谁是谁非，而对《国富论》的核心思想及其政策主张即经济自由主义则有意无意地完全忽视或一带而过了。

在苏联解体多年后的今天，重温苏联解体前不久问世的这些著作，相信会给人诸多启迪。集中到一点，可以说，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西方经济学，只能导致研究模式的凝固化和认识水平停滞不前；至于当作者们满足和陶醉于其传统的理论立场和观点，对西方经济学大加贬抑之时，竟然对即将爆发于他们自己脚下的社会大地震浑然不知，更令人感到震惊和可悲。这究竟是为什么？人们从中应该得到怎样的教训？值得深思。如果考虑到苏联此类学术观点和研究思路对我国学界影响至深，至今仍难说完全绝迹，则在当下重读这些著作并思考这些问题，也许不会显得多余。

本书此次出版，得益于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编辑同仁的认真细致工作，还有幸得到黄秋锦和张俊辉等先生的友情襄助，谨在此一并致谢！

是为序。

晏智杰

2019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