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取代李嘉图经济学的各种学说

4.1 法国学派

萨伊

【34】萨伊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向欧洲读者详细解释了斯密的《国富论》——许多人认为这部著作包含着十分惊人的思想，但编写得很差。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在1803—1826年出了好几版。不过，萨伊并不仅仅是一位斯密思想的传播者和通俗化者。除了广为人知的市场定律之外，他还发展了一种效用价值论，以及与此相关的生产观点，这种观点与李嘉图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

萨伊争辩说，价值不决定于成本，而决定于效用和稀缺。成本只是通过影响供给和价格的下限而影响价值。萨伊用这种价值决定于效用的理论得以说明，生产的实质在于创造效用，而不创造商品。商品是合乎要求的，只是因为它们带来了效用。这样，萨伊就既反驳了重农主义者，也反驳了斯密的生产性劳动概念。他指出，各种服务，正像工业和农业一样，也是生产性的，因为它们也带来效用。

与此有关的是对生产中各要素所起作用的不同观点。依照萨伊的看法，生产是三类要素（即人的勤劳、自然和资本）共同合作生产产品的过程。这三类要素因其在生产中的作用而各有其价值。从这种生产观点出发，萨伊看到了企业家的重要和突出作用，认为正是他们把各种要素带到一起并组织生产的。

不过，萨伊没有完全采纳主观价值观点。因为在他区分价值的两种类型时，他把价值视为物品内在的某种东西。“自然财富”的价值是自然界赋予的，而“社会财富”是由资本和劳动的劳作而创造的。萨伊争辩说，只有社会财富必须被支付，因此只有社会财富才给予商品以交换价值。自然财富不反映在交换价值（价格）中。正因为如此，萨伊在批评斯密时指出，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与经济学是不相干的。

萨伊虽相信效用价值论并用这一理论攻击过李嘉图，但没有以解决价值难题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他的效用论确实是以排除了导致边际效用理论的研究路线来表述的。他对李嘉图学说（认为效用不过是商品价值的一个前提而不是原因）的挑战是无效的。【35】但萨伊却因此而在法国经济学中树立了一种很不同于英国李嘉图传统的传统；在法国，劳动价值论从未能扎根。萨伊强调稀缺性是价值的决定因素，他把生产看成各种不同要素协同合作的过程，以及他对企业家作用的强调，直到19世纪70年代瓦尔拉斯著作问世时，都仍然是法国经济学的特点。

古尔诺

古尔诺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1838），是19世纪上半期经济学方面最有名的著作之一。他拒绝萨伊关于效用和稀缺性的观点，认为它们对经济学过于含糊不清。对他来说，价值纯粹是相对的：“我们只能以同其他商品的关系来确定一种商品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只有相对价值。”衡量价值的尺度是任意选择的。他决定“不像大多数理论家那样回到人类的摇篮时期”，而把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D=F（p），作为他的出发点。他认为，在需求曲线既定条件下，售卖者将会从其产品出卖中追求最大限度收入。古尔诺用下述公式表示只有一个售卖者时利润最大化条件：

D+（dD/dp）{p-d[ϕ（D）]/dD}=0，

其中，ϕ（D）表示作为产量函数的成本。这同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的条件是一样的。

如果古尔诺就此停止，他将会预见到后来的经济学家煞费苦心重新发现的许多东西。但是他更进一步，用不同的特殊的方法去分析竞争。在分析了垄断以后，古尔诺进而研究双头垄断，假定每个垄断者都以对方的产量为已知。然后他逐渐增加生产者人数，达到一定足够数量时，均衡价格就出现了：

p-ϕ′k（Dk）=0，

这表示对厂商K来说，价格必须等于边际成本。他以此结果，用代数公式和供求曲线得出比较的统计结果，例如成本增加对价格的影响。其中一些结果常同马歇尔联系在一起。

跟他的大多数同代人不同的是，古尔诺不把垄断和竞争看成是两个彼此分开的必须给予不同分析的现象。对他来说，垄断和竞争是寡头垄断受到限制的场合。此外，古尔诺还领悟到了一般均衡思想，即所有的价格和数量都是相互依存的，可用联立方程式加以描述。但他以为分析这种相互依存关系超出了数学分析的能力。【36】

杜普特

杜普特是对经济学做出过贡献的众多法国工程师中的一位。在涉及估价诸如道路和桥梁这类公共工程项目的价值问题时，杜普特得出了边际效用概念以及与它有关的需求曲线。虽然他和古尔诺是同时代人，但彼此似乎都不知晓对方的著作。在试图解决公共投资项目的价值问题时，杜普特确定，萨伊错误地排除了斯密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按萨伊的逻辑，成本下降，得自某物品的效用也会下降。杜普特则争辩说，效用至少同价格一样大，而不会等于它（原文如此——译者注）。其次，一种商品之不同增量会有不同的效用。杜普特以这些思想得出了消费者剩余的概念，他称之为“留给消费者的效用”，如需求曲线下方的面积所示。

此外，杜普特还提出了垄断问题。他用需求曲线和他的效用尺度研究了成本变动对垄断价格的影响，垄断对消费者的代价以及价格歧视。

4.2 英国人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

贝利

李嘉图的《原理》是直接讨论的对象。马塞特夫人获得极大成功的《政治经济学对话》（1817）和詹姆士·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以更易理解的形式阐释了李嘉图的思想。麦克库洛赫为《爱丁堡评论》和《不列颠百科全书》撰文推进了李嘉图思想的传播。但是，李嘉图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被批评的对象，不过，早期的这些批评大部分都被忽略了。马尔萨斯从未设法有效地阐明他的观点。萨伊的《概论》可能为反对李嘉图提供了一个焦点，但该书的译者普林塞特所强调的却是看法一致的一面，而不是存在分歧的一面。李嘉图的主要追随者则千方百计地想在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求得统一，以便增强它的权威性。托伦斯表述了当时（1821）广泛抱有的一种期望，他写道：“关于政治经济学，争论的时期正在过去，一致的时期即将到来。20年中难得对其任何基本原理发生怀疑。”【37】

使这种希望破灭的著作在1825年问世了，它就是塞缪尔·贝利的《对价值性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考察：主要是关于李嘉图先生及其追随者的著作》。贝利在这里批评了价值问题上的主要著作家——李嘉图、马尔萨斯和詹姆士·穆勒，批评他们没有充分注意到他们所使用的术语的含义。在贝利看来，其结果是混乱和含糊不清。贝利指出：“混乱和含糊不清是这些重大课题的大多数作者的特征，这足以使学生在这门科学的入口处放弃他的研究。用词没有确定意义，不加适当的解释引进术语，往往刚刚提出定义就马上放弃了，起初不加检验的原理，以口头上的简化代替实际的简化——所有这些障碍是到处可见的。”

贝利以下面的论述开始他的论证：“价值，在其终极意义上，应该意味着对持有某物品的估计。”他由此出发不是得出一种效用概念，而是得出以下结论：“只有当物品同时被看作选择或交换的对象时，这种特有的价值感觉才能升起……价值除了仅仅表示两个物品作为可交换的商品相互间的比例之外，不表示任何肯定的或内在的东西。”因为价值是商品之间的一种比例，不是商品内在的东西，所以研究不变的价值尺度就是虚幻的了。

当贝利进而揭示价值的原因时，他把商品分成三类：[1]出于自然的或偶然的条件而被垄断或免除了竞争的商品。[2]某些人比其他人占有更大的方便，因而，除非以更多成本，否则其他人的竞争便不可能增加生产的商品。[3]竞争不加限制地发生作用的商品。值得指出的是，贝利的“垄断”不仅包括“真正的”垄断即只有单一供给者，而且包括商品有限供给的情形，即使这种供给是由若干人提供的也罢。他的第二和第三类商品是分别以增加的和不变的成本加入竞争的商品。

贝利认为，价值存在的原因在不同场合是不同的。这个论断的新奇之处不在于他断言不同类型商品的价值由不同的要素决定，因为李嘉图在其《原理》一开始就指出，某些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稀缺性。但李嘉图把稀缺性的作用限于“劳动不能增加其数量”的商品，大多数商品的价值仍依存于生产所需之劳动。贝利的贡献在于表明稀缺性是一种普通的情形：“稀缺性，换句话说，【38】垄断或免除竞争，并不是不重要的价值源泉……我们已经看到，它是价值的一种最广泛的源泉，交换的许多最重要物品的价值必须以此作为它的来源。”例如，地租即可以稀缺性加以解释。李嘉图所谓特殊场合被包括在贝利的更一般的理论之中。

西尼尔

尽管贝利的攻击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李嘉图经济学仍有生命力；许多经济学家在赞扬贝利的同时，又发现了使李嘉图的道路得以延续的理由。一般的看法是，贝利企图毁灭政治经济学，却没有提供什么取而代之的东西。然而有一位经济学家看到了贝利观点的意义，他就是纳索·威廉·西尼尔。

可以说西尼尔想把以李嘉图为代表的一方与以萨伊和贝利为代表的另一方显然分歧的思想路线协调起来。对西尼尔来说，价值取决于具有效用的物品，取决于它们能从一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人手中，还取决于它们的供给有限。他附和贝利说，价值取决于限制商品供给的那些原因，因为这给它们以效用。在需求方面，他发挥了萨伊的效用观点，对边际效用递减做出明确的陈述。西尼尔说：“很明显，我们所向往的主要不是在于量的增加，而是在于内容的多样性。不但任一类商品所能提供的愉快总有其一定的限度，而且在达到这个限度之前，它所能提供的愉快早已在迅速地递减。同类的2件物品所提供的愉快，很少会比1件所提供的增加1倍，10件所提供的，更不会达到2件所提供的5倍。”但是，西尼尔没有把这同需求曲线联系起来。

在市场的供给方面，西尼尔研究了成本和供给的联系，因为他明确分析了稀缺性和递增生产成本之间的关系。生产成本提供了价格调整的范围：现有生产者的成本是价格的下限，潜在生产者的成本是价格的上限。在不变成本的场合（这两种成本相同），成本和价格必定相符合。同贝利一样，西尼尔以垄断来定义供给无弹性的场合，不管其原因是递增成本还是单一生产者的存在。在分析商品分类的各种情形时（受到贝利分析的影响），西尼尔强调了需求的重要性。例如，随着成本递增，价格会与边际的成本相一致，而这个边际的位置是由需求决定的。

朗菲尔德

提出李嘉图经济学代替物的另一位经济学家是朗菲尔德（1834），他通过供给与需求把效用和成本联系起来，朗菲尔德指出：“每件物品的价值决定于需求和供给……任何商品的生产成本以及它的效用对其价格则有间接的影响。生产成本通过对供给的影响而影响价格，因为除非预期售价超出生产成本，否则人们便不会生产商品。效用有一定作用（尽管不易计算），因为需求完全归因于效用（在该词广义上）。”【39】

朗菲尔德明确区分了效用和价格，理由是，个人将只会为那些“对他更有效用”的东西而交换商品。他比同时代著作家更明确地把交换看作效用最大化过程。但在分析需求时，朗菲尔德转向了马尔萨斯的“需求强度”概念。需求强度是某人愿为1单位商品支付的最高价格。他以此明确解释了价格和需求量之间的反方向关系。他甚至进一步指出（以不同的说法），富人的需求弹性小于穷人的需求弹性。这样，朗菲尔德就把马尔萨斯的需求强度概念“作为一种绕过发现效用对价格影响的困难的方法，因为他尽管像许多人一样看到了边际效用递减现象，但是他未能以表明效用对交换价值精确影响的方式从中做出结论”。交换价值的所有主要因素这里都有了，但是没有把它们聚拢到一起。

4.3 工资与利润

西尼尔

除了对劳动价值论的这些攻击之外，还试图对李嘉图分配论提出替代物。这样做的背景是，从1830年（特别是1831年）户口调查结果来看，马尔萨斯主义是不太恰当的。于是一些经济学家谋求发展一种工资理论，是一种利润论，使之不依存于下述假设：人口迫使工资保持在生活资料水平。做出这两种尝试的是西尼尔和朗菲尔德。

同他的价值论相一致，西尼尔看到，稀缺性也会影响生产要素的价值。土地之要求地租即因其稀缺，即使它们具有相同的产出能力。同样理由也适用于其他要素，例如资本品。土地不再被看作是生产要素中的唯一要素。为了解说利润，西尼尔提出了“忍欲”一词，以之表示“不同于劳动和自然作用的一种行为，其报酬对资本是必要的，它对利润的关系，犹如劳动对工资的关系”。忍欲是资本供给的基础，而其需求则受资本生产率的影响。【40】

朗菲尔德

朗菲尔德也完整地提出了地租论、利润论和工资论。仍是通过他的供给与需求结构，他得出了边际生产率结论：“资本家或设备所有者获得的利润，将是劳动者借助资本和不借助资本所能完成的工作员之差额。”当资本量增加时，资本家不得不使用“较低级的”劳动者。他说：“利润率一定是由资本效率最低的场合来决定的……单独一件工具的利润将等于最弱的劳动者使用或不使用此工具所达到的工作量的差额。”朗菲尔德后来又引进了两个要素，随着资本量增加，这些要素会使资本的生产率下降；为了给增加的资本寻求使用场合，不得不提高机械化程度，这样，资本成本便会比资本效率提高得快；当生产增加时，该产品的价格将下降。这种说法尽管不完整（因为他简单地假定资本的供给是有限和既定的），但朗菲尔德仍然得出了一种供求利润理论，依此理论，对资本的需求取决于边际生产率，它会随资本增加而递减。

朗菲尔德的工资论同样基于供给与需求，而对劳动的需求则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的供给被看作是既定的——“现今存在的劳动者子孙后代”——马尔萨斯主义所关注的事情被抛在一边。他的创新之处在于假定工资取决于打了折扣的劳动生产率。朗菲尔德说：“（劳动者的）劳动的最终价值，可以说是被雇主打了折扣的……（资本家）获得利润只同下述时间长度成比例，这段时间是资本家支付工资和获得该物品的价格（在他处理该物品情况下）之间所经历的时间。”因此，朗菲尔德推翻了李嘉图的说法，现在，工资成了剩余，是从劳动的生产率中减去利润之后剩下来的。

4.4 几位德国人的贡献

好几位德国经济学家也对效用和需求的生产率理论做出过重要贡献，特别是赫尔曼、曼戈尔茨、杜能和戈森。从后来发展的观点来看，杜能和戈森的两本著作具有重要意义。【41】

在《孤立国》（出版于1826年）一书中，杜能发挥了一种被熊彼特称为辉煌的创造性的经济理论。如书名所示，他提出的是一个区划问题。他的出发点是一个孤立的地区，那里的土地有同等肥沃的程度，没有迁移的障碍，中心是个城镇。由此出发，像李嘉图运用抽象法一样，杜能运用微分法得出了边际生产率利润论和工资论。他还像古尔诺一样，看到了所有经济量的相互依赖，以及用联立方程式表示这一关系的必要性。

戈森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效用最大化的数学理论（1854），从而预示了杰文斯后来著作中的许多内容。戈森第一定理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并以代数和几何图式表示之。戈森第二定理是效用最大化的最重要条件：物品必在其各种用途之间做这样的分配，使其边际效用在各种用途上都相等。但他的著作直到杰文斯1878年发现它之前，一直遭到冷遇；杰文斯之后若干年，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4.5 约翰·穆勒

穆勒的“中途建筑”

本章要讨论的最后和最重要著作是约翰·穆勒的书。尽管穆勒在保持李嘉图传统的活力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他在这样做时也加进了许多其他观点，致使李嘉图理论发生了几乎超出人们认知的转变。熊彼特恰当地描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是李嘉图经济学和马歇尔经济学之间的“中途建筑”。

价值对穆勒来说，也像对贝利和西尼尔一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决定是以供给和需求来分析的。他没有用代数或几何图式，而以表格明确分析了供给和需求，从而澄清了早先争论中出现的许多混乱。尽管他仍然只把效用看作价值的一个条件，而不是价值的源泉，从而表明他还坚持生产成本论，但穆勒承认稀缺性（通过需求）对价值的影响。

在分析稀缺性对价值的影响时，穆勒步斯密之后尘，区分了市场价值（只依存于供求）和自然价值（市场价值围绕它而波动）。他认为自然价值是符合于生产成本还是取决于稀缺性，这要视供给的条件而定。可见，穆勒尽管还保留了李嘉图理论的痕迹，但他的思想已发生了重大改变，以致失去了原有的意义。【42】在他看来，地租不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除非它代表一种稀缺价值（土地在农业内部有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或土地被用于农业以外的其他用途。同样，虽然生产所需劳动量是成本中最重要的要素，但其他各要素也是重要的。

生产与分配

在生产论与分配论方面，李嘉图的影响是最强大的，然而，即使在这里，穆勒也引进了一些新的东西。他的讨论依然限于斯密的增长论框架内，而且继续保持着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以之作为解释资本积累的关键。资本积累率，穆勒和斯密都认为取决于生产性地使用劳动力的比例。因为穆勒声称生产劳动进行的是财富的生产，而不仅是商品的生产，产品的关键特征在于它的耐久性，而不在于它的物质特性，所以他延展了这个概念，把获得熟练技能也包括在内了。一方面，得自生产劳动的效用可以体现在自然物品中，也可体现在人自身之中；另一方面，他又声称，把生产劳动界说为物质产品的生产也无妨。

在分配论上，穆勒接受了西尼尔的忍欲说，即把忍欲说成对现在消费的节欲。忍欲不仅包括决定不消费现在的收入，而且包括决定抑制对所继承的资本的消费。时间偏好被用来解释为什么这种忍欲需要得到报酬。接受西尼尔的观点同穆勒强调价值存在的原因是生产成本而不单是劳动的观点是吻合的。然而，穆勒分配论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他的工资理论。尽管侧重点很不相同，但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的强调在穆勒著作中还是有颇多反映。工资基金被作为限制家庭人口的理由，因为人口增长势必减少工资。这是对古典传统中强调完善分配的可能性而不强调工资减至生活资料费用的一种蔑视。

然而，穆勒的确采用了被证明是李嘉图工资理论重要弱点的学说：非竞争集团理论。非竞争集团指的是这样的工人集团，在每个集团内部存在竞争，但在各集团之间不存在竞争，因为工人不能从一个集团转移到另一个集团。尽管这在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是次要的，但由于加尼斯（1874）而变得突出了，后者以该理论对抗后来对李嘉图体系的攻击。【43】这个理论的意义的增强是因为假定劳动同质性（或至少假定工资差别是外因所造成）对李嘉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工资基金论提供了一种平均工资本理论。劳动价值论只有在劳动是一种同质的要素时才有意义。同质劳动的假定一旦被放弃，整个李嘉图的价值和分配研究（不单是工资论）就为诸如杰文斯的攻击敞开了大门。

4.6 结论：1870年的政治经济学

从本章所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是，李嘉图经济学即使在英国也不是没有遇到挑战。在贝利和西尼尔的影响下，李嘉图经济学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虽然李嘉图主义是吸引人的，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比李嘉图经济学更令人鼓舞。李嘉图经济学在英国以外的国家并没有完全立住脚。尽管李嘉图经济学的成功是有限的，但也未出现某种严密的替代物，最接近于这种替代物的是受萨伊鼓舞的法国传统。出现某种替代的、以效用为基础的价值理论的障碍，是无法解决斯密的价值反论。除了某些个别的经济学家以外，把效用和价值联系起来的有关问题尚未解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部分地可归结为方法的局限，而且，萨伊研究效用和价值的方法，即把价值反论作为与经济学不相干的问题予以排除，不可能是有助益的。

可以得出的另一个有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结论是斯密的地位。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正像李嘉图的一样，是从《国富论》发展而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价值和分配的许多观点，都可以在《国富论》中找到（即使仅仅是萌芽）。穆勒对价值论的陈述十分清楚地表明，古典经济学受惠于斯密之处远远超过受惠于李嘉图之处。尽管穆勒本人受惠于李嘉图，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基于斯密的《国富论》模式甚于李嘉图《原理》的模式。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说：“说到底，古典经济学没有李嘉图是可以理解的（他的影响从1830年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不断减弱），然而，若没有亚当·斯密和《国富论》，古典经济学便全然不可理解了。”

尽管李嘉图学说结构的许多部分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李嘉图体系仍延续到19世纪60年代。这应归功于穆勒的影响。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能同斯密的《国富论》相媲美的第一部著作。不过，同样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在这一时期已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尽管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者们在许多技术问题上有意见分歧，但他们具有同样的自由价值观，对经济政策持有大体相同的态度。在还没有任何一种令人信服的替代学说的情况下，政治经济学和李嘉图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一的，后者从前者的巨大声望中获益匪浅。

然而，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形势发生了变化，政治经济学四面楚歌。政治经济学，不管对不对，向来是同自由放任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随着对社会问题的日益增长的关注，对国家干预的日渐增长的要求，上述态度就显得不太恰当了。还出现了来自主张更多历史方法的作者对演绎理论的攻击，而李嘉图经济学是这种理论的一个典范。以此为背景，【44】10年来或更早时可能被撇到一边的一些理论批评在这时也有了更大的意义。1869年穆勒对工资基金理论的放弃，其意义就在这里。批评穆勒的论据并不比数十年来提出的许多理论更有说服力。同样，穆勒的让步本身也并不比20年前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一些非李嘉图主义者所做的让步更重要。只是在变化了的环境下，穆勒在工资基金论上的让步被抓住罢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不合时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