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国外城镇化发展规律及经验教训

18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世界城镇化也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目前，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基本都达到了成熟阶段。虽然各国的历史、文化环境不同，城镇化发展在各国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城镇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一定的共通性。

3.2.1 国外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3.2.1.1 城镇化发展的三阶段规律

世界范围内的城镇化进程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点。1975年，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R. M. Northam）通过分析各国城镇化推进的历史情况，发现虽然不同国家的城镇化起步时间、发展状况不尽相同，但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初始城镇化起步阶段、中期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和后期的城镇化成熟阶段，发展过程呈一条拉长的S型曲线（如图3-6所示）。各国在经历这三个阶段过程中，起始时间不同，持续时间和发展状态也各有差异，但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经历了起步、发展和成熟三阶段的过程是其共同的规律。

图3-6表明，全球范围内的城镇化发展都经历了如下阶段：第一阶段，初始起步阶段，城镇化率低于30%，推进十分缓慢。在该阶段，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但生产率低下，社会资本累积速度也受到限制。因此，由于该阶段工业化本身处于缓慢发展的初级阶段，其产生的推进效果非常有限，从而使得推动力不足，因此城镇化推进极其缓慢。

第二阶段，当城镇化率大于30%后，城镇化开始了中期加速的阶段，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业化也进入起飞阶段，当城镇化率小于70%时都处于这个阶段。本阶段工业在国民生产中的地位慢慢确立，农业退到次要地位，农业生产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相继上升，城市内涵的发展和各类服务业的发展使得城镇进入高速成长阶段。

第三阶段，城镇化率大于70%，城镇化达到成熟阶段，城镇化推进开始趋于缓慢，进入平稳时期。由于科技的进步，发达国家进入信息化和知识化的时代，农业也基本实现现代化，由于工业的生产率更高，工业过剩的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此时服务业为城镇化推进贡献的力量最大。由于农业多余人口已经基本转移完成，没有更多的人口进入城镇，“城市病”和“逆城市化”现象开始出现，部分城镇的人口甚至出现停滞和下降趋势，城镇质量的提升开始作为本阶段的主题。

就全球的城镇化而言，19世纪50年代，世界平均城镇化率为30%，此时城镇化初始起步阶段结束，开始了中期加速发展。目前，虽然很多的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早已达到成熟阶段，但实现全球的城镇化成熟还有很长的距离。

3.2.1.2 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

产业在区域中的集聚作用是城镇扩张和发展的基本动力。由于城市更加优良的资本、人才、技术和基础设施等，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向城镇，使得城镇的规模逐渐扩大，人口不断增长，有利于工业化的推进，第二产业在城镇发展初期阶段迅速发展，也带来了第三产业的兴起。城镇的集聚效应使得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有利于工厂的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城镇便捷的交通设施也使得运输成本持续降低，从而使得生产率迅速提高。由于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降低了水、电、煤气、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的单位成本。在城镇化的起步和发展阶段，更加便捷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吸引更多的人口向城镇集中，形成良性循环效应，集聚效应得到加强。集聚效应不仅使得城镇成为人口集中的中心，也使得城镇成为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带动周围腹地的经济发展。

当城镇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会带来一系列的“城市病”，人口的膨胀使得城镇生活成本上升、交通堵塞、房价过高、环境质量恶化，产生了“集聚不经济”，城镇化的矛盾凸显。在城镇化的发达阶段，当由于过度集聚带来的弊端大于其为人们带来的便捷时，人们开始向城市郊区迁移，产生“逆城镇化”现象。随着居民向郊区迁移，更多的工厂也向郊区转移，将资本、人才和技术带向城镇周边地区，扩散效应开始出现。一般而言，城市规模越大，扩散效应就越明显。

世界城镇化的发展历程，是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交替作用的结果。在发展初期，以集聚效应为主的城镇化推进方式，使得人口向城镇加速集中，城镇人口迅速提升，而在城镇化的发达阶段，由于“城市病”的出现，人们开始向郊区转移，扩散效应明显。在某些发达国家，城镇化推进到一定阶段还会出现再城镇化的过程，因此，城镇化进程最显著的特征是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

3.2.1.3 产业同步演化

国外城镇化的经验表明，产业结构的演化是城镇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主导产业一般由第一产业逐步演变为第二产业，然后向第三产业升级，就业人口也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因此，人口从农村逐步向城镇集中。产业的升级对人口的城镇化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城镇化的集聚作用加速了产业的升级换代，它们具有相辅相成的互动作用。

在城镇化的初期阶段，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升，部分农村人口从农业中脱离出来，向城镇转移，开始从事手工业和其他轻工业，为城镇的工业化积累了原始资本。同时，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城市和农村的生产率都随之提高，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剩余人口向城镇集中，城市规模的扩大为农产品和工业产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人口从农业向工业转移成为城镇化初期的基本特点。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工业替代农业成为地区发展的主导产业。由于集聚效应的存在，生产成本的降低和更优厚的工资待遇，工业化推动城镇化迅速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第二产业中的很多岗位被机械化和自动化技术替代，技术密集型成为工业化的发展方向，更多的劳动力开始转向服务业，服务业成为推进城镇化的新动力。由于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加大，城镇化的步伐也随之加快，金融、管理、信息、教育等的发展提高了劳动力对知识需求的程度，城镇人口的教育程度也随之提高，对随之而来的信息化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到来起到了重要积累作用，第三产业逐渐成为某些发达地区的主导产业。第三产业的发达也意味着一个城市文明程度和城镇化水平的深化。所以，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的关系。

3.2.2 国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城镇化在国外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最早期城市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古希腊出现，到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发生推动城镇化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扩张，国外城镇化走过的道路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习素材。

3.2.2.1 国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

通过对国外城镇化发展的历程和规律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国外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经验有：

第一，城镇化推进要以工业发展和产业集聚为支撑。国外城镇化发展历史表明，城镇化与工业化是相辅相成的，工业生产率的提升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转向城镇。发达国家城镇化加速阶段都出现在工业变革时期，说明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最大推动因素。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时期就会产生产业集聚现象，埃德温·米尔斯（Edwin Mills）认为，产业在区域中的集中发展是城镇化推动因素之一。城镇化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使得工厂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大量生产标准化的产品，由于生产和生活区位的靠近，人们的通勤成本大大降低，更多的人口向城镇集中。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城镇基础设施质量的提升，运输成本大大降低，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会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即集聚经济，集聚经济又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相关产业及人口更加集中，城镇化推进更加快速（如图3-7所示）。

第二，制定完善的政府干预政策。英国是全球首个实现城镇化的国家，它也是首个将城镇规划管理作为政府职能管理的国家。在城镇化的初期，由于城镇基础设施匮乏，城市环境质量持续恶化，尤其以“伦敦烟雾事件”最为有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危机促使英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解决城镇问题的规范法案，包括《公共健康法》（1848年）、《住宅补贴法》（1851年）等，采取公共干预政策引导城镇化有序推进。欧洲其他国家也继英国之后，颁布了各自的城市管理办法。日本政府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主要通过鼓励和引导技术进步，使得日本这个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国家在1950年后以高速的经济增长带动城镇化加速发展，大大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水平。为了缓解集聚经济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日本实施了多个全国综合开发规划方案，促进城镇化可持续推进。完善的政府干预政策大大提升了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质量，为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

第三，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西方发达国家城镇数量众多，而且中小城镇占较大比例。美国中小城镇个数占全国城镇数量的99%以上，并且集聚程度较高，德国的城镇人口主要分布在11个大都市圈，达到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法国、日本也均以中小城镇为主。大量中小城镇形成的城镇群不仅解决了由于大城市无限扩张带来的城市矛盾，也有利于产业在区域空间的布局，大、中、小城镇在空间上互相依存、互联互通，形成有序互补多层次的有机城镇体系。由此可见，合理的城镇体系是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3.2.2.2 国外城镇化发展的教训

19世纪以来，工业革命和世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为人类带来了技术进步，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各国也经历了不少的惨痛教训。国外城镇化走过的弯路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警惕，主要有：

一是缺乏政府调控。西方国家信奉的自由主义经济和市场调节，使得发达国家产生了各种“城市病”。由于对利润最大化的无限追逐，城市发展过程中缺少前期规划和中期管控，使得城镇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盲目性。城市生产和住宅片区分布混乱，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大量贫民窟和城中村大大降低了城市发展的文明程度。由于缺乏前期的规划，政府对城镇人口发展不加限制，对城镇的发展缺乏管控，使得人口膨胀、交通堵塞、环境污染成为城市发展后期的常态，城镇秩序的混乱使得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恶化，大量的城镇人口向外迁移，又造成了一些城镇的“空心化”。这一系列的问题在城镇化的发达阶段才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但由于问题庞杂，积重难返，也为政府后续的调控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二是过度城镇化。城镇化水平增长过快，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而配套设施未能及时提升，转移的农村人口未能在城镇得到稳定就业。过度城镇化多存在于拉美地区，以巴西最为严重，巴西用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一半的时间完成了城镇化中期到后期的所有过程，但过快的城镇化为巴西带来了沉重的伤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城镇产业布局不合理、城镇体系结构不合理、城镇内部贫富人口高度分化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巴西的城镇改造，抑制了巴西经济的健康发展，大量的失业人口成为城镇质量提升的负担。

三是缺乏城乡统筹。从古至今，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在城镇化的初期阶段，工业发展初始资本的积累基本都是靠来自农村的资金，而工业的发展带来的科技进步却并未带动农业的技术进步，工业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远远高于农业。由于很多发达国家都采用了“城市偏向”的政策，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开始向城镇转移，农业投入大大减少，大量农村土地开始荒废，农业逐渐被边缘化。“三农”问题也成为阻碍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城镇的繁华与农村的衰落形成强烈对比，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时间内困扰着发达国家，直到城镇化发展后期，更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农业与农村的重要性，各国纷纷出台了利于“三农”发展的政策，并推进城乡互动，促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才有效缓解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

分析国外城镇化推进的弊端，究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于政府对城镇规划、管理的缺失和缺乏城乡统筹。规划是城镇化科学推进的先导，合理的规划能有效降低城镇化推进中各种社会问题的发生概率。在城市发展的各个时期，政府对城市发展和公共服务的管理应成为政府日常行政工作的重要内容。要以工业化和产业集聚为支撑，要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警惕过度城镇化，进行城乡统筹才是城镇化稳定可持续推进的科学有效途径。以史为鉴，国外城镇化的发展是一面历史的镜子，认真分析西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可以让我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认真审视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必须坚持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注意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引导作用，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