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12年版）
1925年3月24日，卡莉·拜恩斯写道：
新秩序从昨天开始，也就是说，昨天我们进行了讲座的第1讲。讲座就像学校的教科书中描述的远古战争，都有着它们直接和遥远的原因，而直接原因都可以在荣格的信函中看到。据说当科瑞小姐收到说明信的时候，她感觉像是自己的父亲去世了一样。
“四风”（Four Winds）虽然给忠实的听众带来哀痛，但也带去了愉悦。由于在12月的第一次分析之后我只有两个小时的分析，因此这似乎是一个黄金机会。
我们在周一和周四的下午4：30～6：00在自治大街（Gemeinde Strasse）的教室里听讲座。昨天参加的人有：萧博士、凯博士（大约28岁，来自澳大利亚，我第一次看到他，他的笔记做得很精美）、萨金特小姐、克里斯汀·曼、沃德博士、高顿博士、贝克威思（他看上去像被蜜蜂蜇过一样，相信参加荣格的讲座就意味着减少接受荣格分析的时间，事实并非如此，而是他的阿尼玛使他确信分析的时间越久越好）、莫瑞（他大约32岁，不久前刚从英国剑桥来到这里，但有时候也从美国过来，带着他的60个问题。他能够理解类型理论，比我做得还无可挑剔。他以药剂师为业，在佛蒙特州拥有一片荒野，他希望荣格能到那里开会。在谈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时候，他说那里不合适，因为那个地方日新月异，如果将会议地址定在那儿，说不定两周之内就会建起一座公寓，而佛蒙特州则不同，佛蒙特州在之后的80年都会一直保持原样。我觉得这个估量过于保守了，他应该说800年）、奥德里奇、邓纳姆小姐（芝加哥）、我、辛克斯小姐和科瑞小姐。我们按照顺序靠着墙坐下来，感觉很不错。
荣格讲，他会从对分析心理学的历史回顾开始，然后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就像我们在康沃尔的讲座中那样，之后他会筛选一些合适的问题进行讨论。我提醒他说我们一致同意听一个一般的主题（移情），并问他是否愿意选择这个主题。他说他不会，他更愿意谈论我们在个人分析中感兴趣的话题。萧博士说她想了解更多关于对立转化原则的内容，而非只局限在关于席勒的章节中。荣格说，可以讲那个以及它产生的效应，但需以某种问题的形式提出。奥德里奇先生说，他想听荣格是如何发展自己的人生哲学的，那些想进行分析实践的人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留到和荣格做分析的时候再问。我反对他的提议，因为我们其中一些人并没有接受荣格的分析，人们会对不自由的讲座氛围感到失望。于是荣格说，奥德里奇不过是在对抗起主导作用的女性元素，此时响起热烈的欢呼声。从奥德里奇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他大概饱受那些准备进行分析实践的人之苦。荣格说，他自己的人生哲学的形成是个太大的问题，不能一下子讲清楚，奥德里奇需要把它拆分成多个小问题。接着，科瑞小姐对历史回顾提出反对，并说她更想听关于荣格自己的内容。我对她的提议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也以为荣格已经计划重复他在康沃尔给我们讲的引言部分，当然这很遗憾，但他这次要讲的是不一样的内容，他的意思是要讲自己的分析思想发展的过程，当然这是一个我们都愿意听的主题。他说他一直对分析心理学领域所涉猎的范围之广感到吃惊，因此他认为对该领域进行概述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他开始讲座，我会尽可能地记录荣格的原话，因为也许只有这样才能重现他话语的生动……
卡莉·拜恩斯对这愉快的系列讲座的生动记录在这里中断。很明显，听众并没有弄清荣格将要讲什么。但是，在此之前，我们需要看看荣格在1925年的状况。
1925年的荣格
《心理类型》（Psychological Types）在1921年出版，并广受好评。英译本在1923年面世，也获得大量的好评。在《纽约时报》图书评论的两页内容中，马克·伊沙姆写道：“这部作品非常严肃、积极、令人深思、经典，而且非常有启发性。它带来能量、解放和创意。作者对内倾思维类型表现出惊人的同情，对其他类型也是如此……荣格非常巧妙地揭示出灵魂的内在王国，并发现幻想的显著价值。他的作品有多重维度和理解方式，并能够从多个维度上进行评论。”就出版而言，从《心理类型》出版之后直到现在举办讲座的这段时期是荣格职业生涯最安静的一段时间。1921年，他为英国心理协会举办的会议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宣泄”的心理治疗价值问题》；1922年，他出版了在苏黎世德语语言和文学协会的一篇讲稿，即《分析心理学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与他往日的特点不符的是，他在1923年和1924年没有发表新的作品。这或许和他母亲在1923年1月去世有关系。他在1925年发表了两篇文章，包括在1923年瑞士泰里特的国际会议上报告的总结“心理类型”的文章，以及被收入赫尔曼·凯泽林伯爵所编讨论婚姻的文集中的文章《作为一种心理关系的婚姻》。当时荣格的创造性重心明显在别处，也就是誊抄《红书》，同时开始建造在苏黎世湖畔的波林根塔楼。
接下来笔者简要概括一下这部作品的起源。在1913年冬季，荣格刻意释放自己的幻想思维，并记录浮现的内容。他后来将这个过程称为“主动想象”。他将这些幻想写到《黑书》（Black Books）中，这些并非是他的个人日记，而是自我实验的记录。形成主动想象的对话，可以看作思维的戏剧化形式。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荣格认为他的很多幻想能够预测这个事件。这促使他开始创作《红书》的第一稿，其中包括对《黑书》中主要幻想的誊抄，还有诠释性评论以及抒情性的阐述。荣格在这里试图从这些幻想中推导出一般的心理学原理，并理解幻想中刻画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以象征的形式呈现出现实世界中的事态发展过程。虽然荣格想要出版这部作品，但他在生前一直未能将其付梓。这部作品的整体主题是荣格如何重新找回自己的灵魂，并克服当代精神异化造成的心神不安。最终，通过使新的上帝意象在他灵魂中再生，以及以心理学和神学的宇宙学形式发展出新的世界观，他达成了这个目标。《红书》呈现的是荣格的个体化过程这一概念的模型。
书中的材料经过多次誊抄，有多份草稿，接着荣格又将这些内容以花体字的形式誊抄到一部红色皮革卷中，同时他还用图案装饰了每页的首字母，为每页加上装饰边线以及大量的绘画。荣格在1915年完成了《红书》前两部分的手稿，并在1917年完成了第三部分“审视”。此后，他又继续进行细致的誊抄。这些画作最初是书中幻想的插画，后来可以被视为主动想象本身，有时候也指同一时期在荣格的《黑书》中的幻想。荣格在1930年左右停止誊抄。到1921年1月，荣格的花体字卷已经有127页，到1925年8月，他已经写到第156页的末尾。
1920年，荣格在波林根的苏黎世湖畔购置了一些土地，他感到自己要在石头上呈现自己最深的思想，并建造一座完全原始的住所：“波林根对我很重要，因为文字和纸张远远不够。我需要在石头上告解。”塔楼是“个体化的表现”。多年来，他在塔楼的墙上创作壁画和雕刻。因此，塔楼可以被视为《红书》的三维延续：它的“第四部分”。
在1924年和1925年，出版这部作品已经成为荣格脑海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在1924年年初，荣格让卡莉·拜恩斯重新将文本的内容打印出来，并探讨将其出版。卡莉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你让我抄《红书》的内容，你之前已经誊抄过，但那之后你又添加很多材料，因此你想再抄一遍。在我抄写的时候，你会跟我解释其中的内容，因为你几乎了解自己所说的一切。这样，我们能够讨论很多在我的分析中从未出现的东西，我也能从根本上理解你的思想。
同时，荣格也在和自己的同事沃尔夫冈·斯托克迈尔讨论可能的出版形式。1925年，彼得·拜恩斯将《向死者的七次布道》（Septem Sermones ad Mortuous）翻译成英文，并在英格兰由沃特金斯出版社以非公开形式出版。
在誊抄的过程中，卡莉·拜恩斯催促荣格做一个关于这部作品的讲座。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当我问拜恩斯（彼得·拜恩斯）是否想听一个关于《红书》的讲座时，我只是想知道你在和他做什么。自从我开始读它，我就在想，如果不仅像你所说的那样是我们一起讨论，而是将蒙娜·丽莎包含在内，那么它将成为一个美好的东西。或许她也知道书中的所有内容，而且完全理解它，以至于她对此并不感兴趣，但我想她会……他（彼得·拜恩斯）问我……为什么出版《红书》会成为我的一个问题。我会狠狠地反驳他说，这是因为你呈现它的方式给我造成很大的困难……接着你告诉他你对它的想法，他完全不知所措……当我说我想听到你在外面讲《红书》的时候，你以为我想要搞个社交茶会，我以善意的方式回击你说，如果《红书》没有重要到需要在外面谈论，那么你需要为它做些什么了。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讲座是否举办了。但这些讨论在荣格决定第一次公开谈论自己的自我实验以及《红书》中的某些幻想时很可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此期间，荣格离开了他在1916年创立的心理学俱乐部。1922年11月25日，他和艾玛·荣格以及托尼·伍尔夫一同离开俱乐部。在荣格离开俱乐部之后，他于1923年在英格兰康沃尔郡的波尔泽斯举办了自己的系列讲座。几年前，分析心理学俱乐部在伦敦已经创立。这次讲座是由彼得·拜恩斯和埃斯特·哈丁组织的，有29个人参加。该讲座有两个主题，即分析的技术和基督教的历史心理效应。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英格兰人和美国人到苏黎世接受荣格的分析，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侨民小组。1922年8月22日，杰米·德·安古洛在写给昌西·古德里奇的信中提出“一个对所有神经症兄弟的挑战——走，兄弟们，去麦加，我说的是苏黎世，去饮生命之泉的水，所有形同行尸走肉的人啊，去寻求新生吧”。
1923年4月30日，尤金·施莱格尔提议俱乐部应该再邀请荣格加入。同年晚些时候，荣格和阿方斯·米德对此事情展开通信讨论，荣格的立场是，只有全体一致明确地渴望和他合作，他才会回归。俱乐部内部也就这件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例如，1923年10月29日，冯·穆拉尔特认为，荣格用俱乐部成员实现他的个人目的，如果成员不接受他的理论就很难与他相处，而他对他人的态度也不是一个分析师应有的，等等。不难想象，当荣格看到依据自己的理念所创立的机构已经“误入歧途”，而他自己则被看作一个故意阻碍别人的大家长时，他会有何反应。1924年2月，汉斯·特吕布不再担任俱乐部的主席，俱乐部给荣格写了一封信请他回到俱乐部，在一个月后，荣格回归了。
同年稍晚一些的时候，荣格举办了一个用德语讲授的关于梦的心理学讲座，该讲座由三部分构成（1924年11月1日、12月8日，以及1925年2月21日），紧接着在1925年5月23日又有一次讨论。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尽管本书中记录的这些英文的讲座是在心理学俱乐部举行的，但他们并非是官方的“俱乐部”讲座，俱乐部纪要和年度报告并没有提及它们，而1925年时的52个成员和3个客座成员中只有一部分参加了这些讲座。相反，这些讲座更像是荣格安排的私人活动，只是恰好在心理学俱乐部举行。而且，那些参加了荣格在波尔泽斯讲座的人和参加这些讲座的人有更大的一致性（讲座小组的人数基本相同）。因此，在那些重新将荣格接纳到他们中间的本地俱乐部成员和荣格英文讲座的更加国际化的听众之间存在着差异，他们也有不同的心理动力。在随后的岁月中，英文在荣格的作品传播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讲座
荣格在《心理类型》的开篇中评论的是知识的主观条件，即“个人差异”。他指出，在心理学中，概念“永远是研究者主观的心理集聚的产物”。认识到个人差异所造成的效应，即知识中由主观决定构成的部分，是对其他个体进行科学评估的前提。在这个讲座中，荣格很坦率地说了自己的个人差异，但并不是他自己的传记，而是他自己的取向、他自己的心理学立场的形成，即自己的主观取向。这是荣格第一次讲自己的心理类型。荣格开始讲到自己想给出一个分析心理学“领域宽度”的“概览”，接着他先大致概括了自己的概念的来源，从他对无意识问题的关注开始。尽管荣格的作品有着弗洛伊德中心化的特点，但与之截然相反的是，荣格并没有直接将自己的作品和弗洛伊德联系在一起，而是将其与他之前阅读的叔本华和冯·哈特曼的著作以及参与的灵媒表演联系在一起，从而将自己的作品置于一个完全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思想和经验的轨道上。荣格明确地指出，他仅仅是在形成自己最初的无意识和力比多概念，并完成了自己的心理病理学实验研究之后才与弗洛伊德取得了联系。尽管他觉得自己独立地验证了某些弗洛伊德的理论，但他坚持认为自己从一开始就对其理论持保留的态度。在他已经出版的作品中，荣格已经指出了他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差异。在这里，荣格第一次坦率地说出他和弗洛伊德的关系，以及弗洛伊德的个人缺点，即弗洛伊德对自己的个案不诚实、不能接受批评，最重要的是，他将自己的权威置于真理之上。这是荣格第一次对弗洛伊德在1914年所写的《精神分析运动史》（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中带有个人偏见的记述进行回应。
接着，荣格讲到弗洛伊德不能正确理解的强大的梦，这使他对无意识的自主性有新的理解。然后，他意识到他在《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Transformations and Symbols of the Libido，1912）中分析的是他自己的幻想功能。因此，他开始以一个更加系统的方式进行分析。随后，荣格叙述了他在1913年10月去沙夫豪森的路上看到的幻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认为这些幻象具有预测性，并开始自己的主动想象。他开始专注于1913年秋和自己灵魂的对话、12月12日的第一次视觉的下沉（visual descent）、12月18日杀掉西格弗雷德（Siegfried）的梦，以及不久之后和以利亚与莎乐美的相遇。总而言之，荣格在讲座中讲到的自我实验从1913年10月持续到12月，这些构成了《红书》的第一部分，即“第一卷”（Liber Primus）。这些内容再加上讨论，就构成这次讲座的主体部分。这是荣格第一次，实际上也是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谈到这些材料。重要的是，虽然荣格在讲述这些情节的时候，从未直接提到《红书》，但很明显激发了听众极大的好奇心。这次讲座可被视为以第一人称的形式报告分析心理学的实验，他将他自己的“个案”作为他理论中最清晰的案例。同时，他直接向参加讲座的听众讲：“我已经告诉了你们很多内容，但不要认为我已经告诉你们所有！”他在这里的报告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卡莉·拜恩斯要他开展一次《红书》讲座请求的回应，而且荣格的兴趣应该是将听众的反应和他对出版该作品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荣格对这些情节的讨论绝不是他在《红书》的第二层中的评论，但可以被视为第三层的评论。与《红书》中第二层的抒情性和唤起共鸣的语言相反，荣格在这里使用的是心理学的概念，更加确切地讲，他试图展示他如何从自己对这些相遇的反思中获得心理学的概念。就像他生动地指出的：“我从我的患者那里获得所有的经验材料，但我从内部，从对无意识过程的观察中获得问题的解决方法。”同时，他的报告又起到了教育的效果。大多数听众都是接受他分析的人，我们可以假设主动想象的练习在他们的工作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他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素材作为教学的例子，展示他自己的心理类型学如何在他的幻想中被刻画和表现出来，他如何遇到阿尼玛和智慧老人，又如何和他们达成和解，以及解决对立冲突的超越功能的起源。除此之外，这次讲座中有一个重要的部分集中讨论了现代艺术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它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创造性工作的问题在荣格心目中似乎是背景般的存在。
在报告和讨论完他的素材之后，荣格接着展示了一个关于如何理解这些形象的概括性框架。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很遗憾参加讨论的人并没有让荣格报告更多他的个人素材并对其进行评论。这次讲座以班级任务的分配结束，参与者被要求研究三部通俗小说中的阿尼玛主题，包括赖德·哈格德的《她》（She），伯努瓦的《亚特兰蒂斯》（L'Atlantide），以及麦林克（Meyrink）的《绿面》（Das grüne Gesicht）。在学生的要求下，一部关于阿尼姆斯的作品，玛丽·海（Marie Hay）的《邪恶的葡萄园》（The Evil Vineyard）取代了麦林克的作品。就像荣格所讲，这个练习的目的是使他能“很好地了解你们在讲座中学到了什么”。这并不是荣格第一次使用通俗作品阐述自己的工作。《心理类型》的第5章主要讲述了他对瑞士作家卡尔·斯皮特勒的作品《普罗米修斯和埃庇米修斯》（Prometheus and Epimetheus）的分析，斯皮特勒在1919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赖德·哈格德的《她》自1887年出版以来，一直都是畅销书。由小说改编成的无声电影也在1925年完成，赖德·哈格德亲自为其编写字幕。将通俗小说用于阐述个体化过程，说明了其中的心理动力绝非是纯粹的秘传事件。
在这次讲座于7月6日结束的几周后，荣格在7月25日到8月7日之间在英格兰多塞特的斯旺纳奇开展了新的英文系列讲座。这次讲座同样也是由彼得·拜恩斯和埃斯特·哈丁组织的，讲座的主题是梦的分析，差不多有100人参加。荣格以报告梦的诠释的历史开始，紧接着对一位53岁孀妇的一系列梦进行了分析。
后续
卡莉·拜恩斯在讲座中做了笔记，并在讲座结束后对是否出版笔记的内容与大家展开了讨论，最初似乎是哈瑞特·沃德博士提出出版的。在1925年9月26日的日记开篇中，拜恩斯写下了一些深思熟虑的记录：
在与艾玛讨论过这些笔记之后，我发现她对印刷它们的反应和我一样，我对那个想法的所有阻抗又涌上心头，因此我想再次把这个问题摆在你面前。我认为你在今年春季所做的讲座是这个世纪的心理学中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你在这些讲座中给出了一种思想如何从它原型的本质，到达其抽象的位置或者一个概念的过渡，你会说这是人类心智最后的细微改良。这样的事情之前从未在世界上被梦到过，更不用说做了，因此我认为这些讲座理应用与它们的重要性相符的方式被对待。但你会说，还有什么比将它们印出来更好的方式呢？我觉得将它们印出来正是在以一种非常令人痛苦的方式歪曲它们。人们普遍认为当一个东西被印刷出来时，它就会或多或少被视为处于一种永久的形式中，但这些笔记根本没有形式，它们也不会有，它们只是对你所讲内容的概括练习。这些笔记本质上就像雕塑家在玩弄的泥土，因此它们有魔力，但一旦它们被强制做成面目全非的样子，魔力就会离开它们，同时它们也变得平庸。而且，如果你把要做的事情讲出来，你就能够在有限的时空中建造出众的结构，但当你把它们写下来或印成文字的时候，如果这些文字结构要承载起自身的意义，那么它们必须有看得见的根基，这属于科学的领域。现在所有三个系列的讲座，斯旺纳奇的、这里的和康沃尔的，都充满难以捉摸的思想，当你把它们讲出来的时候，它们就能够迅速地飞起来，而在这些笔记里只能以残缺的形式浮光掠影般地呈现。如果你记下它们，它们又会飞起来，但如果将其制成笔记就不会，因此这是另一个我认为不应该将它们正式出版印刷的原因。它们应该被原封不动地保存起来，就像实验室的原材料，直到你将它们写到你书中的观点里，毫无疑问你需要为此工作很长时间。最好是将它们保存好，并用打字机誊写出来，只发给班内的部分成员，像拜恩斯、萧等……今年春天我跟你谈到这一点，你觉得沃德提出出版的想法也就只是一个无害的幻想。毫无疑问，当欣克尔提出要翻译《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时，你也是这样想的，但那个幻想被证明并非是无害的。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些讲座以及其中与荣格的自我实验相关的细节在那个时候出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卡莉·拜恩斯敏锐地强调了这些讲座最重要的一面，也就是荣格的讲述方式为进入创造性过程提供了一扇独特的窗户，该创造性过程起始于幻想中涌现的序列，到他自己对这些幻想的反思，最后以一种新的人文心理学构想中的心理抽象形式结束。
卡莉·拜恩斯关于在有限范围内传阅这些讲座内容的提议被采纳。荣格在去非洲的途中带着这些笔记从而进行评论。10月19日，荣格的信“从里斯本”被送到她那里：“你会看到我在如实地阅读这些笔记，我想它们整体上非常准确。有些讲座很流畅，也就是说没有阻止力比多的流动。”与大多数其他讲座的笔记不同的是，荣格仔细地核对了这次讲座的文本，以确保它们的可靠性。
根据卡莉·拜恩斯要分发笔记的55人名单，包括那些参加讲座的人，收到讲座文稿的有：彼得·拜恩斯博士、西格女士、昌西·古德里奇、冯·舒里小姐、弗格里特勒女士、弗达兹教授、詹姆斯·扬博士、厄玛·普特南博士、伊丽莎白·惠特尼博士、沃尔夫冈·克兰菲尔德博士、阿尔塞尔女士、N.泰勒小姐、弗朗西斯·威克斯、威尔弗雷德·雷、海伦·萧博士、威拉德·达勒姆、阿德拉·沃顿博士、M.米尔斯小姐以及心理学俱乐部成员。在准备这些讲座笔记后，卡莉·拜恩斯又回到了《红书》的誊抄工作上，当时荣格在非洲旅行。荣格在1926年4月从非洲回到瑞士，随后他又继续将《红书》誊抄到花体字卷中。但从这一刻起直到他在1930年停止誊抄时（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最后一次尝试继续誊抄），他只完成了10页完整的花体字页面的誊抄，以及两幅完整的绘画（“永恒之窗”和“黄金城堡”的曼陀罗绘画和一幅未完成的画）。
荣格在1926年出版了《灵魂的正常和病态生活中的无意识：分析心理学的当代理论和方法概述》（The Unconscious in the Normal and Sick Life of the Soul：An Overview of the Modern Theory and Method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这是他1917年的著作《无意识过程的心理学：分析心理学的实践和理论概述》（The 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 Processes：An Overview of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的修订版。这一版与1918年第二版主要的差异是对心理类型材料的修订，对无意识论述的扩展和修订，以及新添加的论述个体化和心理治疗的材料。他在1928年出版的《自我和无意识的关系》（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I and the Unconscious），是对他1916年的论文《无意识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the Unconscious）的大幅度修订和扩展。关于直面阿尼玛、阿尼姆斯和超自然人格的章节详尽论述了他在这次讲座中的一些内容，他还引用了赖德·哈格德和伯努瓦的作品，但没有提供任何个人的背景。1929年，当荣格在《黄金之花的秘密》（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的评论中附上自己在《红书》中的三幅画作为“欧洲曼陀罗”的例子时，这三幅画也都是以匿名的形式出现。之后，荣格不再使用第一人称，不论是以这次讲座中的形式，还是在《红书》中。
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当阿尼拉·亚菲开始她的传记项目，并最终出版《回忆·梦·思考》（Memories，Dreams，Reflections）时，她在“直面无意识”一章中使用这次讲座中的内容来补充自己采访荣格的材料，特别是荣格对他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自我实验的论述。很不幸，这一章中的材料组合和排列方式使人无法确定这一时期的时间轴，同时又使这次讲座中的讨论失去了连贯性。这一章也没有把1925年荣格在誊抄和绘画的过程中对素材的讨论和其30多年后的回忆和反思区分开。
此修订版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这次讲座在荣格经典中的独特性，尽管本书在1989年出版过，但没有得到广泛的理解。2009年《红书》的出版使这部作品有了新的意义，并可以被视为《红书》的姊妹篇——进一步将这些材料和详细论述转化成概念的形式，同时还有教育的实验。个人的、历史的和概念的独特结合使其成为介绍荣格心理学的最清晰的单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