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公中
呜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争于文，则言可得而私矣；实不充而争于名，则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则争心起而道术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后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于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后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后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与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操术不可不慎也。”古人立言处其易，后人立言处其难。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于中而不得不笑，疾被体而不能不呻，岂有计于工拙敏钝而勉强为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学以趋之；学之所在，类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传之其人，能得我说而变通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穷毕生之学问思辨于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为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为之辅，其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师之智，务为无实之文，则不喜而强为笑貌，无病而故为呻吟，已不胜其劳困矣；而况挟恐见破之私意，窃据自擅之虚名，前无所藉，后无所援，处势孤危而不可安也，岂不难哉？夫外饰之言与中出之言，其难易之数可知也；不欲争名之言与必欲争名之言，其难易之数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后而相与公之之言，与私据独得必欲己出之言，其难易之数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将有志于道而从其公而易者欤？抑徒竞于文而从其私而难者欤？公私难易之间，必有辨矣。呜呼！安得知言之士而与之勉进于道哉！
古未有窃人之言以为己有者，伯宗、梁山之对，既受无后之诮，而且得蔽贤之罪矣；古未有窃人之文以为己有者，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既思欺君而且以谗友矣。窃人之美，等于窃财之盗，老氏言之，断断如也，其弊由于自私其才智而不知归公于道也。向令伯宗荐辇者之贤，而用缟素哭祠之成说，是即伯宗兴邦之言也，功不止于梁山之事也；上官大夫善屈平，而赞助所为宪令焉，是即上官造楚之言也，功不止于宪令之善也。韩琦为相而欧阳修为翰林学士，或谓韩公无文章。韩谓：“琦相而用修为学士，天下文章孰大于琦！”呜呼！若韩氏者，可谓知古人言公之旨矣。
窃人之所言以为己有者，好名为甚，而争功次之；功欺一时而名欺千古也。以己之所作伪托古人者，奸利为甚，而好事次之；好事则罪尽于一身，奸利则效尤而蔽风俗矣。齐丘窃《化书》于谭峭，郭象窃《庄》注于向秀，君子以谓儇薄无行矣。作者如有知，但欲其说显白于天下而不必明之自我也。然而不能不恫心于窃之者，盖穿窬胠箧之智。必有窜易更张以就其掩着，而因以失其本指也。刘炫之《连山》，梅赜之《古文尚书》，应诏入献，将以求禄利也。侮圣人之言而窃比河间、河内之搜讨，君子以为罪不胜诛矣。夫坟、典既亡，而作伪者之搜辑补苴，如古文之采辑逸书，散见于记传者，几无遗漏。亦未必无什一之存也。然而不能不深恶于作伪者，遗篇逸句附于阙文而其义犹存，附会成书而其义遂亡也。向令易作伪之心力而以采辑补缀为己功，则功岂下于河间之《礼》，河内之《书》哉！王伯厚之《三家诗考》，吴草庐之《逸礼》，生于宋、元之间，去古浸远，而尚有功于经学；六朝古书不甚散亡，其为功较之后人，必更易为力。惜乎计不出此，反藉以作伪。郭象《秋水》、《达生》之解义，非无精言名理可以为向之亚也。向令推阐其旨，与秀之所注相辅而行，观者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岂至遽等穿窬之术哉！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为功，大道隐而心术不可复问矣。
学者莫不有志于不朽，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言公于世，则书有时而亡，其学不至遽绝也。盖学成其家而流衍者长，观者考求而能识别也。孔氏《古文》虽亡，而史迁问故于安国，今迁书具存，而孔氏之《书》未尽亡也；韩氏之《诗》虽亡，而许慎治《诗》兼韩氏，今《说文》具存，而韩婴之《诗》未尽亡也；刘向《洪范五行传》与《七略》、《别录》虽亡，而班固史学出刘歆，歆之《汉记》，《汉书》所本。今《五行》、《艺文》二志具存，而刘氏之学未亡也。亦有后学托之前修者，褚少孙之藉灵于马迁，裴松之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又有道同术近，其书不幸亡逸，藉同道以存者，《列子》残阙，半述于庄生；杨朱书亡，多存于《韩子》；盖庄、列同出于道家，而杨朱为我，其术自近名法也。又有才智自骋，未足名家，有道获亲，幸存斧琢之质者，告子杞柳湍水之辨，藉孟子而获传；惠施白马三足之谈，因庄生而遂显；虽为射者之鹄，亦见不羁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琐细之言，初无高论，而幸人会心，竟垂经训，孺子濯足之歌，通于家国；时俗苗硕之谚，证于身心。其喻理者即浅可深，而获存者无俗非雅也。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后人难也，古人巧而后人拙也，古人是而后人非也。名实之势殊，公私之情异，而有意于言与无意于言者，不可同日语也。故曰：无意于文而文存，有意于文而文亡。
今有细民之讼，两造具辞，有司受之，必据其辞而赏罚其直枉焉。所具之辞，岂必乡曲细民能自撰哉？而曲直赏罚，不加为之辞者而加之讼者，重其言之之意，而言固不必计其所出也。墓田陇亩，祠庙宗支，履勘碑碣，不择鄙野，以谓较论曲直，舍是莫由得其要焉。岂无三代钟鼎，秦、汉石刻，款识奇古，文字雅奥，为后世所不可得者哉？取辨其事，虽庸而不可废；无当于事，虽奇而不足争也。然则后之学者，求工于文字之末而欲据为一己之私者，其亦不足与议于道矣。
或曰：指远辞文，《大传》之训也；辞远鄙背，贤达之言也；“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辞之不可以已也！今曰求工于文字之末者非也，其何以为立言之则欤？曰：非此之谓也。《易》曰：“修辞立其诚。”诚不必于圣人至诚之极致，始足当于修辞之立也。学者有事于文辞，毋论辞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为文具者，皆诚也。有其故而修辞以副焉，是其求工于是者，所以求达其诚也。“《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易》以道阴阳”，《诗》以道性情也。其所以修而为奇与葩者，则固以谓不如是则不能以显阴阳之理与性情之发也。故曰：非求工也。无其实而有其文，即六艺之辞犹无所取，而况其他哉！
文，虚器也；道，实指也。文欲其工，犹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御寇，亦可以为寇，非关弓矢之良与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陈琳为袁绍草檄，声曹操之罪状，辞采未尝不壮烈也。他日见操，自比矢之不得不应弦焉，使为曹操檄袁绍，其工亦必犹是尔。然则徒善文辞而无当于道，譬彼舟车之良，洵便于乘者矣，适燕与粤，未可知也。
圣人之言，贤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贤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而曰言托于公，不必尽出于己者，何也？盖谓道同而德合，其究终不至于背驰也。且赋诗断章，不啻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与其言意或相反，而古人并存不废也。前人有言，后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于己也；前人有言，后人从而扩充焉，是以己附古人也。仁者见仁，知者见知，言之从同而异、从异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遍举也。是以后人述前人而不废前人之旧也，以为并存于天壤，而是非失得自听知者之别择，乃其所以为公也。君子恶夫盗人之言，而遽铲去其迹以遂掩着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传，不得已而取裁后人之论述，是乃无可如何。譬失祀者得其族属而主之，亦可通其魂魄尔。非喻言公之旨，不足以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