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解中

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则可以意僭之矣。盖自官师之分也，官有政，贱者必不敢强干之，以有据也；师有教，不肖者辄敢纷纷以自命，以无据也。孟子时以杨、墨为异端矣，杨氏无书，墨翟之书初不名经，虽有《经》篇《经说》，未名全书为经。而庄子乃云“苦获、邓陵之属，皆诵《墨经》”，则其徒自相崇奉而称经矣。东汉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经。佛经皆中国翻译，竺书无经字。其后华言译受，附会称经，则亦文饰之辞矣。《老子》二篇，刘、班著录初不称经，《隋志》乃依阮《录》称《老子经》，意者阮《录》出于梁世，梁武崇尚异教，则佛老皆列经科，其所仿也。而加以《道德真经》，与《庄子》之加以《南华真经》，《列子》之加以《冲虚真经》，则开元之玄教设科，附饰文致，又其后而益甚者也。韩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则名教既殊，又何妨于经其所经，非吾所谓经乎！若夫国家制度，本为经制。李悝《法经》，后世律令之所权舆；唐人以律设科，明祖颁示《大诰》，师儒讲习以为功令，是即《易》取经纶之意，国家训典，臣民尊奉为经，义不背于古也。

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经界始。”地界言经，取经纪之意也。是以地理之书，多以经名。《汉志》有《山海经》，《隋志》乃有《水经》，后代州郡地理多称图经，义皆本于经界，书亦自存掌故，不与著述同科，其于六艺之文固无嫌也。至于术数诸家，均出圣门制作。周公经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传。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则有习其说者，相与讲贯而授受，亦犹孔门传习之出于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学，不能历久而不差，则著于竹帛以授之其人，说详《诗教》上篇。亦其理也。是以至战国而羲、农、黄帝之书，一时杂出焉。其书皆称古圣，如天文之甘、石《星经》，方技之《灵》、《素》、《难》经，其类实繁，则犹匠祭鲁般，兵祭蚩尤，不必著书者之果为圣人，而习是术者奉为依归，则亦不得不尊以为经言者也。又如《汉志》以后，杂出春秋战国时书，若师旷《禽经》、伯乐《相马》之经，其类亦繁，不过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托古人以鸣高，亦犹儒者之传梅氏《尚书》与子夏之《诗大序》也。他若陆氏《茶经》，张氏《棋经》，酒则有《甘露经》，货则有《相贝经》，是乃以文为谐戏，本无当于著录之收。譬犹毛颖可以为传，蟹之可以为志，琴之可以为史，荔枝牡丹之可以为谱耳。此皆若有若无，不足议也。盖即数者论之，异教之经，如六国之各王其国，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窃而据也。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术艺之经，则各有其徒相与守之，固无虞其越畔也。至谐戏而亦以经名，此赵佗之所谓“妄窃帝号，聊以自娱”，不妨谐戏置之。六经之道，如日中天，岂以是为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