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虏论》

李纲不因迁谪而消沉，时刻注视着北宋形势发展。这时，他撰有《制虏论》、《御戎论》（《宋李忠定公文集选》卷十），精辟分析了北宋、辽、金等三国的关系和形势，并引用大量历史上正反经验教训，阐明联金灭辽是失策，充分显示出其卓越的政治远见。

我国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之间，居住着一支女真族，长期以来，深受契丹贵族的压迫，12世纪初，以完颜部为中心的女真部落，与其他部落结成联盟。政和五年（1115年），女真奴隶主的首领阿骨打，建立金国，自称皇帝。随即，女真贵族向辽国进攻，屡次打败辽兵。这时，西夏支持辽国抗金；北宋朝廷为了转移百姓斗争目标，宋徽宗赵佶与其大臣蔡京、童贯密谋，欲联金灭辽，企图收复燕云十六州：幽（北京）、蓟（天津市蓟县）、瀛（河北河间）、莫（河北任丘）、涿（河北涿县）、檀（北京市密云）、顺（北京市顺义）、新（河北涿鹿）、妫（河北怀来）、儒（北京市延庆）、武（河北宣化）、云（山西大同）、应（山西应县）、寰（山西朔县东北）、朔（山西朔县）、蔚（河北蔚县）。政和八年，北宋派武义大夫马政，以买马为名，从海上前往金国探听虚实。从此，宋、金使者往返联络。宣和二年（1120年），签订了“海上联盟”。宋、金商定：金兵攻取辽国的中京大定府（辽宁昭乌达盟宁城县境），宋兵攻取燕京析津府；辽国灭亡以后，北宋将原来每年输与辽的“岁币”，全部献给金国。

联金灭辽，李纲持有不同政治见解，他认为金国强大，对北宋威胁大，是“中国之坚敌”；联金灭辽，仅为了“一时利害”^[1]，不是远略。李纲在《制虏论》中，借鉴历史经验教训，阐明联金灭辽是失策。

秦始皇嬴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灭六国，在我国历史上，建立第一个统一封建王朝。但是，秦所能管辖的地区，仅是汉族地区和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尚未归秦统辖，尤其是北方的匈奴，经常与秦军作战，掠夺秦朝边疆地区。于是，秦始皇派蒙恬为将，率兵三十万人，北击匈奴，收复了河南地（今黄河河套地区）。为了防御匈奴的侵袭，便在战胜匈奴后，大规模修筑长城，把原来秦、赵、燕三国的长城，接连起来，形成西起陇西郡的临洮（甘肃岷县），东至辽东，长达一万多里的城防。从此，匈奴北迁，不敢南下。

秦朝灭亡，在楚、汉战争期间，匈奴乘虚南侵，结寨于故地。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有轻匈奴之心”，结果三十万汉兵被匈奴围困在平城，险些全军覆灭。至汉惠帝刘盈时，选宗室之女，与匈奴单于和亲，并“岁奉金缯甚厚”，匈奴却认为汉朝示弱，经常违背和约，遣兵犯境。汉文帝刘恒能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发展生产，练兵讲武，国势日益强盛，才改变对外妥协政策，迫使匈奴不敢轻举妄动。至汉武帝时，国家“财力有余”，“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一时将帅人材众多”，国力极盛，汉武帝刘彻派卫青、霍去病为将，率兵数十万，北上征伐，经十余年战争，取得胜利，迫使匈奴再度北迁。但是，由于长期战争，汉朝国库蓄备全被耗尽。以历史证实，秦、汉两代，“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者，有用武而克伐者，皆非全策”。

李纲认为：论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宋、辽“澶渊之盟”才是“御夷狄之全策”。他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在天福元年（936年），石敬瑭推翻后唐，建立后晋。石敬瑭为了巩固地位，向契丹（辽国）称臣、称子，主动割让燕云十六州，换取契丹对他的支持。次年，契丹统治者耶律德光，得到燕云十六州，把幽州（北京西南）改称燕京，改国号为辽。燕山山脉变成了辽国的腹地。从此，黄河以北的平原，失去防御辽国骑兵的地理优势。建隆元年（960年），北宋立国后，宋太祖赵匡胤正全力统一内部，顾不上收复失地，仅派重兵驻守，迫使辽兵不敢南犯。至宋太宗赵光义时，为了夺回燕云十六州，曾两次攻辽，均告失败。从此，辽国骑兵不断侵扰北宋，掳掠人口和财产。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国承天皇太后、圣宗率兵二十万，经过保州（河北保定市）、定州（河北定县），南犯澶州（河南濮县附近），北宋“京师震动”，宋真宗赵恒慌乱失措，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江苏南京）；参知政事陈尧叟主张迁都成都（四川成都市），“以避其锋”^[2]。北宋君臣展开激烈争论，寇准力主抗战。经寇准说服，宋真宗赵恒决定亲征抗辽。同年十月，辽兵攻打瀛州（河北河间），被宋兵击退，辽国死伤数万人马；辽兵又转道，相继攻陷天雄军（河北大名）、德清军（山东德州），从而包围了澶州；同年十一月间，辽国统军大将萧挞览在攻城时中矢而亡，辽兵败退。在取得军事胜利后，宋真宗赵恒才抵达澶州北城，派曹利用为使，到辽军营中议和；同年十二月，辽国派韩杞为使，到北宋军营议和，经宋、辽磋商，签订“澶渊之盟”，规定北宋每年输与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辽边境的州、县，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宋辽城池各自依旧修缮，不得增建新的城堡，改移河道。至和二年（1055年），辽道宗耶律洪基即位后，辽国统治集团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导致国力衰落，无力向外扩张，加上北宋对辽忍辱屈服，于是百多年以来，宋辽之间，“谨守盟约”、“结欢修好”，“民不识兵革”，和睦相处。如今传说辽国内部分裂，“畜牧之凋耗，人卒之羸弱”。李纲认为，这一传说，不可置信，如果联金灭辽，“能保女真之不为患乎？”他分析宋、辽、金三国形势，认为金国最强，富有侵略性，是北宋之“坚敌”^[3]；辽国国力弱，对北宋不构成威胁。北宋欲联合强国，欺负弱者，就会促使金、辽结盟，共同对付北宋。届时后果不堪设想！以地理位置而论，李纲认为：当辽国灭亡后，具有战略防御地位的燕山山脉却变成金国的腹地，于是北宋便失去有利于防御的地形，一旦金兵南犯，北宋欲进行自卫战争，困难更大。因此，李纲极力反对联金灭辽，主张坚守“澶渊之盟”，才能确保国家安全，呼吁宋徽宗赵佶绝不能“见小利而败大事”。

但是，宋徽宗赵佶及王黼等人，不采纳李纲等有识之士的意见，企图依赖金国力量，乘机取利。宣和四年（1122年），金兵攻陷辽的中京、西京（山西大同），辽国的天祚帝逃入夹山后，留守燕京的耶律淳被大臣拥立称帝。此时，宋徽宗赵佶授童贯为统帅，蔡攸为副统帅，率十五万人马伐辽。辽国虽然处在灭亡的前夕，仍然击败宋兵，迫使童贯退守雄州（河北雄县）。宋军败北，宋徽宗赵佶急忙下诏班师。不久，辽国耶律淳病故，宋朝又命令童贯、蔡攸出兵，以刘延庆为都统制，派辽国降将郭药师为向导，发兵十万，攻取燕京。宋兵至良乡，却被辽将萧干所部截住。当时，郭药师领兵五千，偷渡芦沟，袭入燕京，但因刘光世（刘延庆之子）援军违约，没及时赶至，郭药师被辽兵打得大败而逃。刘延庆所部驻扎在良乡，在次日凌晨见到辽兵军营起火，误认为敌兵进攻，自行烧营出逃，辽兵乘机追击，直到涿水。宋军溃败，沿途死伤甚多。经此一战，北宋积存军需，几乎全部折损。

宋兵败退雄州（河北雄县），童贯为了逃避罪责，秘密遣使至金军兵营，请求金兵攻打燕京。同年十二月，金太祖阿骨打亲自领兵一举攻下燕京，派人指责北宋不出兵夹攻辽兵，于是不肯将燕京交还北宋。嗣后，经宋、金多次磋商，北宋确认：把输与辽的岁币银四十万两转纳给金，同时，再增加一百万贯，称“燕京代租钱”，金国才同意把燕京交给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四月，金兵撤退时，在燕京城内大肆洗劫，北宋仅得一座残破不堪的空城。但是，宋徽宗赵佶及王黼、童贯等大臣，却自吹是“不世之功”，大肆庆贺，北宋危在旦夕，坐待灭亡，李纲“为之寒心哉！”^[4]

[1] 《宋李忠定公文集选》卷十《制虏论》。

[2] 《宋李忠定公文集选》卷十《制虏论》。

[3] 《宋李忠定公文集选》卷十《制虏论》。

[4] 《宋李忠定公文集选》卷十《制虏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