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论》

北宋末期，“邦用之所以匮，我知之矣”^[1]。原因是宋徽宗赵佶，是位信奉道教，擅长书画、蹴鞠，对理国一无所知的帝王。自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赵佶登上皇位后，重用蔡京、王黼、童贯、朱勔、杨戬、高俅、李彦等人，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尽情地侈靡挥霍。为了防范百姓的反抗，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豢养大批军队。于是，从“科举取士越来越多”^[2]；发展到“恩荫”更滥。凡是贵族、赵氏宗室和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甚至门客，均以恩荫授官，发展到“入粟免试注官”^[3]。宋徽宗赵佶公然卖官鬻爵，宰相蔡京上行下效，“视官爵财物如粪土”，肆无忌惮地拍卖官爵，他“拔用从官，不论途辙，一言合意，即日持橐”^[4]。赵佶的亲信宦官童贯、梁师成、朱勔等人，受贿卖官更加露骨，“凡所请求，皆有定价”^[5]。于是，从朝廷至州县，官吏人数，急趋增加。为了对辽国、西夏战争，镇压农民的反抗，不断补充兵员，禁兵从宋初十九万三千人，增至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用于养官、养兵的费用，由宋初每年支出一百五十万缗钱，增加了十倍。由于“爵禄滥，而冗食多，耗蠹使然”。

北宋末期，“每患财用之不足者”，每年国家的收入，“宰执不任其责，朝廷不知其数”。宋徽宗赵佶不仅不“罢去烦费，而量入以为出”，却反其道而行之，集中前代“刻剥之法”^[6]，对百姓横征暴敛。宋徽宗赵佶依仿三司条例司旧例，设置“讲议司”，讨论各项法令制度，由太宰蔡京任提举，打起绍述神宗改革的旗号，但方田法由原来抑兼并的法令，变为对人民群众的敲诈剥削。虽然恢复免役法，但后来又增加各种名目的雇役钱，任意勒索百姓。在崇宁元年（1102年），先恢复旧时的榷茶法，禁止私人贩茶，设官场专卖。崇宁四年，又罢官场，允许商人向园户买茶贩卖，由官府“抽盘”（抽税）后批给“茶引”。从此，朝廷每年的茶税，从原来三十三万余贯，增加到四百余万贯，其中以一百万贯专供“御用”。随之，又改钞盐法，由商人先向朝廷出钱买盐钞，盐钞屡次变易，朝廷获利，大小商人亏损，最终转嫁给老百姓。同时，任用宦官杨戬设立“西城括田所”，在各地“括公田”达三万多顷。宋徽宗赵佶根据《周礼》记载，建造专供祭祀的“明堂”。这项工程规模宏大，每天有万名工匠服役，用铜二十万斤，铸造九个大鼎，饰上黄金，建造九座大殿安放。随之又在皇宫附近，再建“延福宫”，由宦官童贯等五人，统领工匠，分别各造一区，互不沿袭，“各视力所致，争以侈丽高广相夸尚”^[7]。各区之间，再建殿阁亭台，凿池修泉，布满奇花异石，雕梁画栋，高楼邃阁，不可胜计。同时，开凿一条人工河，取名景龙江，在江边模仿余杭凤凰山的式样，堆成人工山，取名万寿山（后更名艮岳），山峰高达九十多尺，周围十余里。上述几项工程，所用的大石、材料，均由各地限期运来，山上又建造亭、馆、楼、台，穷奢极丽。崇宁元年（1102年），在苏、杭设置造作局，由童贯主管，每天役使几千名工匠，为皇室造作牙角、金玉、竹藤、织绣等各种奢侈品，所用的原料，向当地民间征敛。崇宁四年（1105年），又设苏杭应奉局，由宦官朱勔统管，搜括东南奇花、异石和竹木（通称“花石纲”），运至东京，供宋徽宗赵佶玩赏。同时，又置御前生活所、营缮所等机构，专供朝廷、皇室享乐。大学士蔡攸曾向宋徽宗赵佶进言：“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几何，岂徒自劳苦！”^[8]宋徽宗赵佶很欣赏这句话，终日与蔡京、王黼一伙人“相为诞谩”、“日行无稽”^[9]。每年，在各种节日中，聚集文武百官，大摆酒宴，表演各种乐舞、百戏、杂剧，享乐办法层出不穷。为了宠络亲信大臣，经常赐给豪华宅第，每座宅第造价达百万贯。宋徽宗赵佶如此挥金如土，其亲信大臣也不逊色。宰相蔡京过生日，各地官府均要“贡献”大宗礼物，称“生辰纲”；蔡京住宅宽敞豪华、花园内植树如云；其生活享用同样侈靡，做碗羹，要杀数百只鹌鹑，留一次讲议司官员吃饭，单是蟹黄馒头一项，花费一千三百多贯。宦官童贯家中，金币宝玉堆积如山。朱勔占有的甲第名园，遍布吴郡（今江苏苏州市）。大学士蔡攸和翰林学士王黼，在宫中着短衫、窄裤，涂抹青红，与艺人戏笑取乐^[10]。北宋君臣，整日醉生梦死、挥霍无度，是“虚国罢民之本”^[11]。李纲针对北宋弊端，借鉴历史上正反经验教训，呼吁朝廷不要仿效秦二世胡亥，对老百姓“收大半之赋，头会箕敛”，应该学习汉文帝刘恒，过着“恭俭”生活，当“国用富饶，往往弛租税，以宽民力”。为了使北宋“可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李纲要求宋徽宗赵佶学会理财，亲自掌握国家每年赋税收入数额，对于“天子、后妃赐予，游燕玩好之费，官吏廪禄、祭祀、宾客军旅调度”、“河防、边计、营缮、力役舆夫水旱不时之资”，必须控制在一定数额之内。“罢去烦费，而量入以为出”。其二，朝廷应裁减冗官，“清入仕之源”，把好科举取士关，制止荫封泛滥、废除“入粟免试注官”。这还可促使现有官吏不至于失职。其三，“耗蠹邦用者，其源有五，一曰营缮、二曰花石、三曰制造、四曰力役、五曰赐予”^[12]，靡费国家财力，应该裁损罢省。其四，李纲认为山和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希望宋徽宗赵佶拟定政策，轻赋薄税，让老百姓“煮海、采山、铸钱”，可使国家富裕。李纲极力主张垦拓荒山，种植茶叶，以增加国家财税收入。

在探索挽救北宋经济危机时，李纲虽然有些独特见解和措施办法。但是，因为位低职微言轻，无法进奏。

[1] 《宋李忠定公文集选》卷十《理财论》下。

[2] 蔡美彪等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册，第120页。

[3] 《宋史》卷一九《徽宗纪一》。

[4] 《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5] 《宋史》卷一五九《选举五》。

[6] 《宋李忠定公文集选》卷十《理财论》。

[7] 《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8]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六《宋徽宗》，四库全书本。

[9] 《宋史》卷二二《徽宗本纪四》。

[10] 宋徽宗赵佶挥霍享乐这节史料，取自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第194—202页。

[11] 《宋李忠定公文集选》卷十《理财论》下。

[12] 《宋李忠定公文集选》卷十《理财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