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近来有不少的人，正在提倡晚明公安、竟陵派的文字，尤其是他们的书牍和小品文。《袁中郎全集》的翻印，以及明代散文小品的钞选，一时成了风尚。所有旧刻明人的集子，一般书贾，莫不以为“奇货可居”。据我看来，这一派的文字，虽然打破了古文家的所谓格局，以抒发性灵、复返自然为主，说了许多的俏皮话，却有时不免于尖酸刻薄，少沉着浑厚之趣。公安派的代表作者袁宏道，他是反对模拟古人的。可是他生平所宗尚，和他的朋友陶石蒉之流，都很爱好苏东坡的文字。他的尺牍里面，有过这样的一套话：

宏近日始读李唐及赵宋诸大家诗文，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是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而学语之士，乃以“诗不唐、文不汉”病之，何异责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颦乎？（《与冯琢庵师》）

这可见他对东坡是何等的赞佩。明代王圣俞选了一部《苏长公小品》，他所采录的评语，要算陶石蒉的占最多数。更可证明公安派的人物，都在《东坡全集》里用过苦功的。此外，如李卓吾（贽）、陈眉公（继儒）、茅鹿门（坤）的话，也采的不少。我们再来翻翻明人选刻的书，有杨慎的《三苏文范》，附了袁中郎的评点。又有茅坤的《苏文忠公文钞》、钟惺的《三苏文盛》和《东坡文选》、陈仁锡的《苏文奇赏》、陶石蒉的《精选·苏长公合作》、钱士鳌的《苏长公集选》。这一类评选的工作，很可藉以推测当代文人所受的影响，多少对东坡，是曾经“沾丐余馥”的。至焦竑校定的《东坡二妙集》，索性把他的书牍和小词抽出单行。他的意思，是说东坡最妙的作品，要算这种小品东西。虽然这话未必确当，却是我们可以从这上面参透晚明文坛的消息。我们与其提倡公安、竟陵一派的小品，何如直截了当的，把他们的老祖宗抬出来，岂不更好吗？

近人周作人在他做的《重印袁中郎全集序》里面，曾经说过这样的几句话：

尺牍虽多妙语，但视苏、黄终有间。……不知怎的，尺牍与题跋，后来的人总写不过苏、黄。只有李卓吾特别点，他信里那种斗争气分也是前人所无，后人虽有而外强中干，却很要不得了。

“外强中干”这句话，我说是深中晚明文人之病。不但尺牍如此，其他各种的小品文字，又何尝有能和苏、黄“真气流转”的作品相提并论的呢？尺牍这件东西，本是家常便饭，是要信手拈来，自然语妙天下，不容有丝毫矫揉造作的。要他写的好，全凭平日的修养。有了渊博的学问，超旷的胸襟，真挚的性情，伟大的抱负，涵蓄酝酿，自然出语不凡。这种信笔写来的东西，后来的人总写不过苏、黄的道理，也就在平日的修养不足罢了。

苏、黄尺牍的合刊，不知起自何时？至于把他们的尺牍，从全集里抽出单行，山谷反较东坡为早。据《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存目》，有《山谷刀笔》二十卷，云：“此乃所著尺牍也。以年为次，自初仕至馆职四卷，居忧时三卷，在黔州三卷，戎州七卷，荆渚二卷，宜州二卷，皆于全集中摘出别行者。然是编向有宋椠本，非后人所为。”可见尺牍一门，在宋代就很重视。《东坡二妙集》里的尺牍，共是二十卷。他的编次，也和通行本吴门黄始所编的《苏黄尺牍》不同。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够把《四库》本的《山谷刀笔》拿来同校，这是编者所引为憾事的！

苏、黄并称，原来是因为都善作诗的关系。《宋史·文苑传》说：“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尤长于诗。蜀、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故称‘苏黄’。轼为侍从时，举庭坚自代，其词有‘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语。其重之也如此。”我们由此可以见到苏、黄文字所以能够“冠绝一世”，并不是偶然幸致的。他们的品性和修养，都有过人的所在，所以他们信笔写来的东西，特别是书信一类，尤其“天趣盎然”。能够打动人们的心坎。这两家的尺牍，各有各的好处，我们且把他分开来谈谈。

提到东坡，大家都晓得他是一位天才冠绝的诗人。据朱弁的《风月堂诗话》，有这样一段记载：

参寥尝与客评诗，客曰：“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入诗者，有不可以入诗者，惟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便用。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其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参寥曰：“老坡牙颊间别有一副炉鞲也，他人岂可学耶？”

我们读了东坡的文字，就会觉到“老坡牙颊间别有一副炉鞲”这句话，不但是他的诗如此，他的尺牍小品，特别见出“点瓦砾为黄金”的手段。《宋史》本传也说过：

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这种纯任自然，游行自在的精神，的确只有东坡一人才能办到。他那超旷的襟怀和卓荦的天禀，果然是“绝尘拔俗”，高不可攀。但是，他的作品也颇受他的思想和环境的支配。我们要了解他的尺牍的妙处，必得先把这种种关系提出略加说明：

东坡弱龄的时候，就颇崇尚风节。《宋史》本传说：

轼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

范滂是东汉时候最有气节的人，曾遭党锢之祸。我们看了上面的记载，就可以证明东坡的性格是讲究砥砺节操的。至于他的思想，受庄周的影响最大。他开始读《庄子》的时候，就这样说：“昔吾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他的哲学基础，就在这时确立。后来他更泛览佛教经典，又欢喜和一般和尚做“方外之交”。所以他的思想是极其超脱的。有人说他的文章得力于《维摩诘所说经》，大致也有几分可信。

讲到东坡的身世，他名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他的父母都是很有学识的。他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就举了进士。二十二岁，赴试礼部。这次的考官便是鼎鼎大名的欧阳修，把他取在第一，又对他的朋友梅圣俞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他的声名，从此就震耀一世了。做了几年的小官，到过荆楚、凤翔等地。三十一岁，在京师直史馆。旋丁父忧，归蜀。三年，免丧，还朝，因和王安石论事不合，求外任避之，改官杭州通判。在杭州三年，放浪湖山，纵情诗酒。这在东坡的生活史上可算是一个最快乐的时期。他和和尚往来，也是从这时期开始，思想上就不免要受他们的影响了。四十岁，移知密州，旋改知徐州。在这几年中，他颇为得意。四十四岁，自徐州移知湖州。到任不久，就有人害他，说他做的谢表诽谤君上，突然把他逮赴台狱。一面派人搜查他的书籍。他家的妇女吓得要死，把他著的书都烧了，还骂他说：“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后来案子了结，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住在黄州五年，天天和一般田父野老找他的“穷开心”。到了这时，他的涵养工夫日加精进了。虽然是在危疑困苦的环境里，他却能“乐天安命”，并且不改他那平日的诙谐风趣。他初到黄州，有这样的几句诗：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这很可看出他的襟抱，是何等的洒脱啊！四十九岁，有量移汝州之命。沿长江而下，便游庐山。旋自泗州求居常州。五十岁，复朝奉郎，知登州。逾年，入京，官翰林学士。在任四年，请郡，得知杭州。杭州本是他的旧游之地，这次重来，自然是得意极了。在杭州三年，疏浚西湖，筑苏堤，直到今日，还为世人所乐道。后又移知颍州。五十八岁还朝。任端明、侍读二学士。逾年，出知定州，就任落两职，追一官，知英州。未到任间，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从此就过他的南迁生活了。这回得罪的原因，也是关于文字方面。御史说他掌内外制日所作的词命有诋斥先朝的嫌疑。所以东坡在南迁以后，绝对不敢轻易动笔。这在他的尺牍里面，是处处表现着这种隐痛的。他在惠州住了三年，《宋史》说他“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后来又贬作琼州别驾，叫他住在昌化。那个地方，就是现在广东的海南岛，那时还是一个半开化的所在。一切应用药品都没有，那真亏了他。一般官吏们连房子都不给他住，他弄得没法，只好自己买点地皮，造起土屋子来。他的感化力真是了不得，那地方上的人都出来帮助他。听说惠州一带的人士至今还是称颂不衰呢！他这时年龄过了六十，在这荒岛上又差不多住过三年。到了六十五岁，才有量移廉州之命。又自廉州移舒州节度副使，永州居住。他经由广州北行，刚到英州，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算把他恢复自由了。后来过韶州，度大庾岭，由赣州出江西境，行至真州，瘴毒大发，赶到常州暂住，就在常州病死了。看他在病中给米元章的信说：

某两日病不能动，口亦不欲言，但困卧耳。……河水污浊不流，薰蒸益病。今日当迁往通济亭泊。虽不当远去左右，且就快风活水一洗病滞，稍健，当奉笑谈也。

又另一封里面说：

某食则胀，不食则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耳！

他到了临危的时候，吐属还是这般的饶有诙谐风趣；他的胸襟的超旷，和平日的修养，也就可以窥见一斑了。

我们对于东坡的生平史实，既经大致明了，再去看他写给朋友和亲戚们的书信，更可证明他的天才卓绝，和他的尺牍为他人万万写不过的道理，并不是偶然的了。

东坡的全部尺牍，可以说是“信手拈来，都成妙谛”。他虽然处处表现着“诙谐的风趣”，可是他那萧洒的态度、超旷的胸襟和真挚的感情、热烈的抱负，都是值得我们万分赞佩的。试看他在黄州写给李公择的信：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失，付与造物。

你看，这是何等的硬汉！中国文人的特质，就是讲究骨气，也就是孟子所提倡的“浩然之气”。这一方面也就表现东坡的为人，颇受儒家的影响。再看他写给蔡景繁的信：

……情爱着人，如黐胶油腻，急手解雪，尚为沾染。若又反复寻绎，更缠绕人矣。区区愿公深照，一付维摩、庄周，令处置为佳也。

这又可见他的思想是出入于释、道之间。至于他那超旷的胸襟和萧洒的态度，到处都可见到。譬如他在黄州，所处的环境是很恶劣的，他却能“处之泰然”，到处找他的穷开心。现在把他抄出几段：

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见议优劣也。

——《答言上人》

但有少望，或圣恩许归田里，得款段一仆，与子众丈、杨文宗之流，往来瑞草桥，夜过何村，与君对坐庄门，喫瓜子、炒豆，不知当复有此日否？

——《与王元直》

岁行尽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间，得少佳趣。无由持献，独享为愧，想当一笑也。

——《与毛维瞻》

这都可以看出他的修养功夫。可是到了南迁以后，他的感伤气分增多了。有时淡淡的一两句话，叫人读了为之黯然。且看他在儋耳的作品：

新春海上啸咏之余，有足乐者。岛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

——《与张朝请》

新酿四壶，开尝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风。逐客何幸得此？但举杯属影而已！

——同上

轻描淡写的“春色所不到也”和“但举杯属影而已”这么两句寻常的话，他那感伤的气分，确就敌过人家的数百千言。试把眼睛闭着一想，这是何等难堪的境地！像这种“弦外之音”，在他的尺牍里，是应该到处细心领略的。

再说他的诙谐风趣，特别善于调侃。例如他给徐得之贺生子的信：

得之晚得子，闻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为贺，所用石砚一枚送上。须是学书时矣。知似太早计，然俯仰间便自见其成立，但催迫吾侪日益潦倒尔！恐得之惜别，又复前去，家中阙人抱孩儿，深为不皇。呵呵！

再看他给贾耘老的信：

贫固诗人之常。齿落目昏，当是为双荷叶所困，未可专咎诗也。

双荷叶是贾家的小妓。这个玩笑，可是开得不小。总之，东坡的尺牍无论关于那一方面，都是富有诗意，而且一任自然，没有半点做作。我们读了它，大可开拓胸襟，化除滞相。可是，要想做到这种程度，那就要靠平日的修养，不是这本小册子所能奏功了。

山谷是东坡的得意门生。他名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人。曾经举过进士，起初做叶县尉，后来教授北京国子监。东坡看见他的诗文，夸奖他说是：“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宋史·文苑传》）旋知太和县。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逾年，迁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后又累迁国史编修官，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说他修的《实录》不合事实，坐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又移戎州。他在戎州，泊然不以迁谪介意。蜀中人士多仰慕他从他讲学，造就不少的人才。徽宗即位，起监鄂州税，知舒州，以吏部员外郎召，皆不行。丐郡，得知太平州。到任才九日，罢主管玉龙观。因为和赵挺之有宿嫌，挺之说他做的《荆南承天院记》有些“幸灾乐祸”，又坐除名，羁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闻命就死了。他的生平，也是矜尚气节的。因了文字得罪，又和东坡相同。虽然齐名不忝，可是我们不能不替他感叹啊！

讲到山谷的尺牍，多半是教人怎样做人和治学的，对于青年修养方面是有很多的益处。可是论起风趣来，似乎不及东坡。他对东坡南迁后的文字是佩服到“五体投地”的。看他答李端叔的信：

老来懒作文，但传得东坡及少游岭外文，时一微吟，清风飒然。顾同味者难得尔！

这可得到他晚年的趋向。他的尺牍，有时也仿佛东坡风度。例如《答李端叔》：

数日来骤暖，瑞香、水仙、红梅皆开，明窗净室，花气撩人，似少年时都下梦也。但多病之余，懒作诗尔！公比来亦游戏翰墨间耶？

这种笔调，是很近东坡的。

他教人治学和做人的道理，比较在全部尺牍里占的成分最多。他是注意躬行实践的学者，所以他在给洪甥驹父的信上说：

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极当加意。养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后枝叶茂尔。

又在给徐甥师川的信上说：

学有要道，读书须一言一句，自求己事，方见古人用心处。如此，则不虚用功。

又在给秦少章的信上说：

作文字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榷精尽，检阅不厌勤耳。

又在答王子予的信上说：

古人有言曰：“并敌一向，千里杀将。”要须心地收汗马之功，读书乃有味；弃书册而游息时，书味犹在胸中，久之乃见古人用心处。如此，则尽心一两书，其余如破竹节，皆迎刃而解也。

这些看去似老生常谈，可是立身治学的要道，不外乎此，也是值得我辈当作“座右铭”的。

总之，尺牍是应世的主要文字，而《苏黄尺牍》又是古今尺牍中第一部杰作。两家的风趣，虽然各有不同，而信手拈来，都是作者全部人格和修养的表现，“超凡入圣”，读了可以启发人们的天机。这里面有的是妙语真情，挹之无尽。倘若把他当作寻常书信来看，那又不免“失之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