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的起源

探究我国史学的起源，应当从文字出现的时候谈起。因为有了文字才能有历史记载，有了历史记载才能编纂成为史书，在记录史实和编纂史书的过程中才产生了史学。

就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文字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所加的注文中指出：阶级斗争的历史，“即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说：“生产往前发展，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文字，出现了国家的萌芽，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在我国古书的记载里，也可看出这种情况，如《易·系辞下传》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就反映了文字对于国家管理工作的作用。

我国的文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若按照古书的记载，很难得到明确的解答。在春秋时代以前的著作里，还没有肯定何时才有文字。到战国时代的一些著作里，都说文字是仓（或苍）颉创造的。《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仓颉独传者，壹也。”《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仓颉作书。”也有说文字是沮诵和仓颉两个人制造的，如《世本·作篇》：“沮诵、仓颉作书。”（据雷学淇校辑本）但是，这些记载都没有说出仓颉是什么时代的人。到了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里才指出仓颉是黄帝时代的人，他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宋衷作《世本》注，也说：“黄帝之世，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初学记》卷二十一《史传·叙事》）可是在东汉、魏、晋间人对于仓颉所处的时代，又有许多不同说法，如“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农、黄帝之间。’谯周云：‘在炎帝之世。’卫氏云：‘当在庖牺、苍帝之世。’”（孔颖达《尚书序疏》）此后，又有人说文字是伏（或庖）羲氏创造的，如晋朝人伪作的孔安国《尚书传序》里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唐朝人司马贞补作的《史记·三皇本纪》里说：“庖牺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综上所引，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我们现在知道，所谓伏羲、黄帝等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仓颉造字的说法虽然到后来最为流行，但仓颉究竟有无其人，他所造的字是什么形状，都是没有确实的证据的。而且文字不是某一个人的发明。作为交流思想的手段、积累知识的工具，它是经过许多人的辛勤努力而产生的结果，决不是仓颉一个人创造的。所以，上述的那些说法，都不过是揣测附会之辞，不能令我们相信。

根据地下考古的材料，现在所发现的最古的文字，是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甲骨文是殷代武丁到帝辛（纣）时期的文字，我们由此确实知道殷代已有文字了。

然而，甲骨文是不是我国最原始的文字呢？可能不是。因为至少有两个理由可以推想在这以前还有更古的文字：其一，从甲骨文的形体结构和当时人运用文字的水平来看，虽然还处于文字发展的低级阶段，但并不是最原始的文字，而是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因为原始文字应当是图画式的繁复的象形字，字汇少，文字的组织和运用也极简单。而甲骨文则不仅有已简化的象形字，还有假借字和形声字；在已经发现的甲骨文里已有三千个以上的字汇，有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而且还有长达一百七八十字的记事文。这显然不是在初创文字时所能达到的水平。其二，甲骨文发现以后，经过专家们的研究，已证明《史记·殷本纪》中所记殷王的世系和事迹基本上是真实的，（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古史新证》，郭沫若《卜辞通纂》），可见司马迁记述殷代史事有可靠的文字根据。由此可以测度《史记·夏本纪》所记夏王的世系和事迹也应当有可靠的文字根据，那末，在夏代可能已有了文字。至于《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记述就不同了，显然是采用口头的传说，而司马迁也连连发出缺乏可靠资料的慨叹，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荐绅先生难言之！”“书缺有间矣！”我们可以设想，我国文字的出现可能开始于夏代，在殷代的甲骨文以前应有更古的文字，唯由于没有确实的材料可资证明，我们还不敢断言，只有期待于将来考古的新发现了。

殷代以前是否有文字虽不能断言，但殷代确实已有文字，所以谈到我国史学的起源，应当从殷代开始。

从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里，我们已可了解殷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概况，并且据以知道那时已经进入奴隶社会了。然而，殷墟的甲骨文不过是殷代统治阶级的文字记录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应有更多的文字记录。《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据《说文解字》及段玉裁注，册是由许多片竹简（或木简）编排而成，典是把许多的册放在架子上保藏起来。可见殷代除了甲骨文之外，还有竹简（或木简）写下的文字记载，只是没有留传下来或尚未被发现而已。

在殷代的奴隶制国家机构里，有一些记录时事、起草公文、掌管文书的官吏。甲骨文中的“作册”“史”“尹”等字，就是这种官吏的职称。这些职称，到西周初期仍然沿用。在西周的金文里，有“作册”“内史”“作册内史”“作册尹”“内史尹”等，据王国维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有时称“作册”，有时称“内史”，也有时称“作册内史”，其长官则称为“尹”，因而有“作册尹”“内史尹”的职称，并且从《尚书》和《逸周书》的记载里可以得到证明。（见《观堂集林》卷一《〈洛诰〉解》及卷六《释史》）这些官职，就是那时的史官。

为什么这些官职被称为史官呢？《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是。右中手，正而也。“中”正后”人为对抽于象“的中、，无正形也的”品这德个，解是释不多能不用同手意来，持因的为。那又末，“中”是指的什么呢？清代学者江永说：“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讼狱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周礼疑义举要》卷五《秋官》）吴大澂也说；史（）字“象手执简形”（《说文古籀补》）。由此可知，史字的原义是指用文字记事的人，因而在殷、周的国家机构里，凡是记录时事、起草公文、掌管文书的官吏都称为史官。

西周初期以后，随着阶级统治的加强、国家机构的扩大和官府文书的繁多，史官的职务也逐渐增加，并且有了更多的分工。据《周礼》的记载，在西周有许多称为“史”的官吏，其中职权最高的是王室的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这五种史官的职务很多，而主要的是掌管国家的各种文书以推行政令，如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又“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又“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又“掌书王命，遂贰之”。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周礼》卷六《春官宗伯》）据此可知，这五种史官掌管最高官府的各种文书，以推动周朝王室对全国的统治，也就是所谓“史掌官书以赞治”（《周礼》卷一《天官冢宰》），足见史官在西周统治机构中的地位是如何重要了。

西周的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由于职权的广泛和地位的重要，已成为国家的高级行政官，因而有的学者认为他们虽名为史官，但并不担任历史记载的职务，如朱希祖在《中国史学通论》一书中说：“周官之五史，大抵皆为掌管册籍起文书草之人，无为历史官者。惟五史如后世之秘书及秘书长，为高等之书记；府史之史，则为下级书记耳。”（《中国史学通论》第一篇《中国史学之起源》，三、再论书记官之史）其实，五史虽然担负着许多行政职务，但都以记录时事、起草公文、掌管文书为中心，而历史记载的工作就在他们的职务范围之内。《礼记·玉藻》云：“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注：“其书，《春秋》《尚书》其存者。”又《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可见左史和右史是掌管历史记载的官，而且把他们所记载的材料编纂成史书。但是，左史和右史的名称为什么不见于《周礼》，而且《礼记·玉藻》与《汉书·艺文志》所载左史和右史的职掌互有不同呢？黄以周《礼书通故》卷三十四：“《大戴礼记·盛德》：‘内史、大史，左右手也。’谓内史居左，大史居右。《觐礼》曰：‘大史是右。’是其证也。古官尊左，内史中大夫，尊，故内史左，大史右。《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右字今互讹。”据此，左史即内史，右史即大史，而记言、记事则是他们的分工。不过，所谓记言、记事的分工并非有绝对严格的界限，只是一以记言为主，一以记事为主而已。

在周朝不仅王室有史官，诸侯国也设置史官，从事历史记载。春秋时，随着诸侯国势力的强大，史官的设置愈加普遍。根据现存的典籍，各诸侯国史官所可考见的，如鲁国有大史（见《左传》文公十八年、昭公二年、哀公十一年，《国语·鲁语》）、外史（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国有大史、南史（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晋国有大史（见《左传·宣公二年》《吕氏春秋·先识览·先识》）、左史（见《左传·襄公十四年》）、史（见《左传》僖公十五年、襄公二十年及三十年、昭公八年及二十九年、哀公九年，《国语》晋语一、晋语四），郑国有大史（见《左传》襄公三十年、昭公元年），卫国有大史（见《礼记·檀弓》《左传·闵公二年》），楚国有左史（见《左传·昭公十二年》《国语·楚语》）、史（见《左传·定公四年》），秦国于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初有史以记事”（《史记·秦本纪》）。这些史官在记录时事、保存史料的工作上，都有一定的贡献。后人编纂史书时，主要依据他们当时的记载。

总之，自殷代起，在殷、周奴隶制国家机构中便有史官担任记录时事、起草公文和掌管文书的工作，他们当时写下的记载就是日后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又加以整理、编纂而成为史书。就在记录史实和编纂史书的过程中，逐渐取得了记言、记事和编纂的方法，产生了初期的史学。当然，这些历史记载都是直接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所谓“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柳诒徵《国史要义·史原》），其内容也就局限于奴隶主阶级的活动范围之内；至于劳动人民的生产及生活状况，只能从中得到一些反映，极少有直接的具体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