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序言

笔者最近几年一直以中国十三世纪（宋末元初）传统文艺发生的质变为主要课题，层层深入地进行研究。私以为，中国文学以这段时期为界线，开始正式进入“近世”。为使本稿议论更加流畅，笔者在正式论述前，先从目前为止已探论过的问题中简略梳理出与本稿直接相关的论点，有如下几点：

（一）如何认定“近世”文化特性的问题。首先，“近世”（Early Modern）是几种时代区分论中的一种，由于四分法“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的提倡，其重要性也得到强调，被定性为从“中世”（the Middle Ages）到“近代”（Modern）的过渡期。从政治社会上来说，“近代”是指 “国民国家”（Nation-state）这一世界通用的国家体制运行下大众文化全盛的时代。以此为准绳，“近世”也被看成一定程度上孕育了这种特征的时代。如果从文化层面进行限定的话，可以定位为一个庶民们作为社会阶层中的多数派正以文化接受者和创造者的姿态发挥着愈来愈大作用的时代。因此可以说，“通俗化”“世俗化”才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关键词。

（二）梳理中国近世特有的问题。根据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的观点，中国近世是从十世纪中期的北宋开始直至二十世纪初的清末为止。在这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共同的社会基盘是科举社会。不过还可以根据科举制度的变化分为：前期=宋元（约400年）、后期=明清（约550年）。前后期的区别在于：明初创设了“举人”（孝廉）、“生员”（秀才）这种新的官方身份，举子身份得到保障，其结果使得科举的事业规模以及社会影响力都得到增加。尽管有这种区别，中国近世时期的共通点是：由于科举这一制度的存在，促进了支配阶层“士”和被支配阶层“庶”这两种阶层间身份的流动。而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政治权力的“通俗化”和“世俗化”。

而且从言语文化上来说，中世为止的“文言”（以及“官话”）是“士”的象征，而近世时庶民也开始能够准确使用。如果将这点看成科举“投影”下的一部分便非常容易理解。每三年实施一次的科举产生的是极少数的及第者以及大量的落第者，尤其是后者，近世前期朝廷没有保障他们的身份，不得不沦落到民间。尽管落第了，但常年累月的学习使他们也具备了大体与及第者相当的文言运用能力。因此只要科举继续实施，就会最终创造出一种构造：具备“士”的言语文化素养的民间人不断增加。也就是说，科举也是一种将秦汉以来的“士”文化（传统文化）移植到“庶”身上的装置。中世为止对庶民来说本是毫无交集可言的上层言语文化，在科举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教育单位作用下，也成了与庶民们格外亲近的存在，而且实际上他们使用起来毫不逊色于士人，这部分庶民的增加明确体现出传统言语文化的“通俗化”“世俗化”。

（三）梳理近世言语空间的相关问题。“近代文学=国民文学=用口语俗语创作的小说”的文学史观起源于西欧，在“国民国家”（Nation-state）产生相对滞后的亚洲诸国，它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被动接受的思潮，但却仍然发挥着功能，各国的文学史都是按照这种观点进行构想和制作的。例如中国文学史中相当于近世的宋代至清代部分，代表作品是“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叙述时主要强调文体上“从文言到白话”，文学样式上“从诗到小说”的“进化”，为了与近代“用口语俗语创作的小说”这一既定目标达到无缝接轨而进行了一些人为操作。实际上这段期间各种样式的“文言”作品不仅没有被白话所取代，甚至直到清末为止一直处于量产状态。而且从言语阶层上的地位来说，“文言”也一直占据着顶点地位。这种实际情况与今天仍然通行的文学史描述之间显然存在明显龃龉甚至乖离。

为了解决这种矛盾我们应该持以下态度：并不是非此即彼地将中国近世的言语空间单一理解为文言或者白话，而是：“文言的通俗化”和“白话的高雅化”是分头并行的，一方面按照文、白的用途分栖共存，另一方面两者的融合也逐渐明显，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更为多样复杂的言语空间的时代。为此有必要对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文言系作品也予以强烈关注，将文、白都纳入视野进行总合研究。

不过在此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文言通俗化”并不简单意味着言语现象的通俗化。文言一直占据言语阶层顶点的原因，极端而言是为了能与孔孟相接续，确保作为书面语言的权威性和传统性，因为千载不变所以才尊贵。那么“文言通俗化”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它是随着使用人口的扩大，即不属于“士”的人们开始运用这种文体才成为一种现象的。这点从第（二）条中科举持续实施带来的变化也可以明了。

（四）这种变化究竟从何时开始显现的问题。根据史学界的判断，中国的近世是与北宋王朝的建立一起开始的，而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言语文化并没有与之相应地发生剧变，其变化更像静水流深，是一点点在暗中缓慢地进行的。作为一种显著现象突现出来是在十三世纪以后从南宋到元代这个时代。“白话高雅化”则是朱熹和他的门人强力推行的。他们频繁编纂并上梓儒家语录，使白话文体作为出版言语获得了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文言通俗化”的实现还鲜明体现在杭州书肆商人陈起以原则上一人一卷的小集形式陆续编刻当代小诗人的诗集。陈起策划制作的当代诗集（江湖小集）仅现存的传本就有60种以上，而且大多数作者都是布衣或者下级士大夫。

促成这种变化产生的因素目前已经非常清楚明了，即中国近世的象征——新媒介形式的雕版印刷的普及和出版业的繁荣。印刷出版从十一世纪的北宋以来，行业逐步正规化，并随着时代进步而发展，南宋中后期以都城杭州、福建建安、江西庐陵等地为中心，民间出版资本也急速成长起来。以这些变化为背景，陈起的出版策划才成为可能。虽然位于传统文化核心位置的士大夫们基本上对生前刊行自撰诗集持消极态度，但由布衣和下级士大夫构成的江湖诗人们却积极地刊行自撰诗集，其中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出版与当代诗歌紧密关连在一起的现象。这样在中国文学史上民间诗人首次作为重要诗人群体登上了舞台。笔者从这种现象中看到了文言文学通俗化的身影。也就是说，可以将这些看成是促使文言诗作为近世文学开始正式创作的标识。

本稿以上述四点为基础，重新审视宋末元初的“诗人”。在形势动荡的宋末元初，“诗人”是何种人物的认定发生了巨大变化。笔者倾向于将这种变化也看作近世一个重要标识。以下具体分析对“诗人”概念理解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