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现代政治想象力贫乏的根源

福柯要求人们把政治想象力集中在癫狂、死亡、犯罪、性这样一些特殊的、局部的社会政治问题上，批判传统的宏观政治哲学思考，尤其把现代政治想象力贫乏的根源之一归咎于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福柯之所以对癫狂、精神病学、监狱和性等人类边缘的经验领域和“新的政治想象领域（nouvel imaginaire politique）”感兴趣，就是为了要唤起新的政治想象力（imagination）。在福柯看来，鉴于在18—19世纪，从卢梭到洛克或到空想社会主义者，西方社会充满着社会—政治想象力的丰富成果，而20世纪的人们则不幸地生活在政治想象力极其贫乏的世界上。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代政治想象力的贫乏呢？福柯直言：局限于研究宏观政治哲学问题并阐发普遍的政治理论和原则，而轻视甚至忽视特殊的、局部的经验问题和细小的但复杂的权力关系机制，是导致现代政治想象力贫乏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国家哲学和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又对当代政治想象力的贫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福柯强调把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的重要性。马克思只是一位历史人物，是一个正确无误地解释了某些事情并作为历史事件的确凿的、无法否认的存在，而马克思主义则有所不同，大致具有“历史科学”、“预言科学”和“国家哲学”这样三种形态，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厚实的政党、国家基础。当今不少国家仍需要利用马克思主义才能作为国家而运作。无论作为这三种形态的哪一种，马克思主义都不可避免地与整个权力关系内在相关，形成了权力关系的动力学。摆脱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开始成形的国家哲学，就是要摆脱与实施着三重功能的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权力关系的动力学。

福柯充分肯定马克思在19世纪的欧洲国家所起的几乎决定性的作用，甚至断言历史学中的马克思堪比物理学中的牛顿或爱因斯坦。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的这个决定性作用只限于19世纪的欧洲。这就否定了19世纪的欧洲的马克思能具有超越时空的预言作用，于是，福柯要削弱那些与预言特征相联系的权力关系，要削弱马克思主义作为权力样态所施加的影响，要削弱马克思主义作为政党的喉舌而标明的权力关系，以凸显癫狂、犯罪、性这些文化经验问题的政治意蕴。

福柯的政治想象力否认马克思与西方整个文化视域作了认识论决裂，从而拒绝拔高马克思思想及其革命内涵的重要性。基于人文科学考古学的探讨，基于对现代三大经验科学（经济学、生物学、语言学）的诞生、发展和衰变的梳理，福柯在《词与物》中把马克思归结为19世纪知识型内的一个插曲，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一般的话语规则属于一类在李嘉图时代成形的话语构成，马克思的经济学话语可以分享19世纪特有的科学话语之构成的标准。福柯反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圣经般欢呼，这种欢愉归功于马克思主义之诞生于19世纪却在20世纪仍有重大影响的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命运。在福柯看来，一个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知识分子的最低职责就是，要凭着完全不受制于马克思的真实情感，去系统地检验马克思主义对于与马克思本人的话语相联系的权力所作的每一个表述。

福柯不能接受作为预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的预言有些是错的，如马克思在分析1851—1852年间政变后的形势时作出的帝国即将崩溃的预言。而国家哲学往往用政党意志、集体意志取代了个体意志，从而忽视了斗争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偶然性。福柯批评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政治想象力的贫乏，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作为政党的喉舌仅仅关注阶级的划分以及参加斗争的阶级立场，而忽视了具体的、生动的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具有重要政治意蕴的历史事件和经验素材。权力机制、戒训体系并不仅仅存在于国家机器之中，像家庭、性生活、疯人、同性恋、男女关系等素来被认为是边缘的和次要的日常生活问题却在当代政治领域中占据着完全关键的地位。要改造社会，必须先改变这些新型的微型的政治关系。

福柯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主要分歧集中在对政治问题作微观的还是宏观的把握、对政治现象作历史的还是非历史的考察。福柯的政治想象力注重历史维度和经验层面，因而具有实证主义精神，开启了微观政治哲学思想维度。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也乐于人们称他为实证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