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云间词派概述

云间，即今上海市松江县的古称。清置华亭、娄县二邑，并隶松江府，属江苏。以陈子龙、宋征璧、宋征舆兄弟以及李雯等为领袖的云间词人不尽松江一县籍贯，尚有青浦、奉贤等县，唯均属当时松江府治。

对于云间词派，清代词论家多有评骘，对陈子龙《湘真阁词》尤为推崇。较早的如邹祗谟、王士禛合编的《倚声初集》的评论云：

词至云间《幽兰》《湘真》诸集，言内意外，已无遗议，所谓华亭肠断，宋玉魂销，称诸妙合，谓欲专诣。所微短者，长篇不足耳。北宋名家，大率如是。正如嘉州、右丞不能为工部之五七排体，自足名家。

又如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水村琴趣序》说：

琴趣者取诸涪翁词集名也。夫词自宋元以后，明三百年无擅场者。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腔，难与谱合。至于崇祯之末，始具其体。

邹、王之评着眼在词旨意蕴，朱氏则偏重在体格音韵的合于谱调。而沈雄《古今词话》又是从情韵风格上予以赞称：

有赞大樽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者。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传称河南亮节，作字不胜绮罗；广平铁心，梅赋偏工清艳，吾于大樽益信。

后来影响最大的要推谭献《复堂日记》中的论断：

有明以来，词家断推《湘真》第一，《饮水》次之……蒋京少选《瑶华集》，兼及“云间三子”。周稚圭有言：成容若，欧晏之流，未足以当李重光。然则重光后身唯卧子足以当之……词自南宋之季几成绝响。元之张仲举，稍存比兴。明则卧子直接唐人，为天才。

谭献援引为据的周稚圭，名之琦，号退庵，河南祥符人，是嘉庆、道光年间的名词人，有《心日斋词》多种。周氏词宗南唐北宋，心摹手追则实际只是元人张翥（仲举）的风格。周稚圭词学指归是折衷浙派而接近常州词学观，谭氏借以引申己见是不奇怪的。问题在于谭献等论词，动辄横亘“唐人”、“宋辙”于胸间，而且好言“比兴”寄托，每不顾“气运、人心”的推移，所以很难揭示具体作家或流派的艺术个性。这可以说是前人论词通同习见的弊病。然而，复堂所作论定几乎成为近今词学界的圭臬，“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的断语就屡见不鲜。事实上，指出云间词派与近三百年来词风演变的关系是必要的，认定陈子龙开清词“中兴之盛”则不甚吻合史实。

陈子龙，字卧子，一字人中，明亡后一度改名，自号大樽。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明季几社领袖，与夏允彝齐名。他是崇祯十年（1637）的进士，初任浙江绍兴推官，擢升兵科给事中。“甲申”变后曾事福王于南京，为权奸马士英辈所嫉乞归。南都弘光政权沦亡，他奋起抗清。顺治四年（1647）于太湖地区事败被缚，不屈而投水殉难。其所作词今存见于《幽兰草》中为一卷，又《棣萼香词》（又名《倡和诗馀》）存其《湘真阁存稿》一卷。通常所见的他的弟子王沄辑存于《焚馀草》中的词仅是上述两个集子的部分作品和集外零篇，后来乾、嘉年间王昶所编《陈忠裕公全集》中所收长短句即王沄所辑部分。《幽兰草》及《棣萼轩倡和诗馀》因清初文网酷密、禁忌森严，极少流传。

陈子龙和他的云间词友们是在明中叶以来词学宗风倾坠的情况下求觅“词统”，以廓清迷雾的。他们所标举的是南唐、北宋之旨意。对此，陈氏和宋征璧兄弟均有明确的辩说。先看陈子龙在《幽兰草词序》中所说：

晚唐语多俊巧而意鲜深至，比之于诗，犹齐梁对偶之开律也。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淡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词，兹无论已。明兴以来，才人辈出，文宗两汉，诗俪开元，独斯小道，有惭宋辙。其最著者为青田、新都、娄江。然诚意音体俱合，实无惊魂动魄之处；用修以学问为巧，便如明眸玉屑、纤眉积黛，只为累耳。元美取境，似酌苏柳间，然如凤凰桥下语，未免时坠吴歌。此非才之不逮也，巨手鸿笔，既不经意；荒才荡色，时窃滥觞。且南北九宫既盛，而绮袖红牙不复按度，其用既少，作者自希，宜其鲜工也。

这是云间词派具有纲领性的一篇词学论文，也是词学理论史上很可珍贵的文献之一。陈子龙作此文时明王朝尚未沦亡。他主张词应“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追求纯情自然的“高浑”之格，以此他推尊李璟、李煜父子和周邦彦、李清照为词的“最盛”期之典范，这些无疑是卓有识见之论。他对明词之所以凋敝的分析，对刘基（青田、诚意）、杨慎（新都、用修）、王世贞（娄江、元美）等明前中期代表作家的评估也都要言不繁、深中肯綮。所以，陈子龙等高自位置以挽颓势，他们的廓清之功是应肯定的。

然而，这篇词论也明显地存在别一种倾向的问题。概言之是：主张“天机偶发，元音自成”，却忽视此“机”此“音”与时代社会播迁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无视“天机”、“元音”的所从由来，不能不导致天赋决定说，也为仅以前代楷模为范本，只求形态体势而失却其精神的模拟之风授口藉。后来王士禛等的拟作《漱玉词》和次韵《湘真阁》之作的习气，可以佐证。试想推赏李煜，岂能不探究其最为世人感动的情思的由来？李清照前期词作固是天机元音，靖康乱后诸篇什又何尝不是“境由情生”？文中“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八字，以及宋征璧作于顺治七年（1650）的《倡和诗馀序》所说“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云云，都集中表现了他们追觅的情与意的“元音”、“天机”的局限性。造成这种局限性的关键是他们追寻的“词统”未越过雅正婉妍之旨的范畴，这样，所说的“天机”、“元音”也就势必有人为的规定性和选择性，狭隘和局限必然发生。

这种局限性的发生又与陈子龙等视词为绮语艳科，是“文史之暇，流连声酒”的才士伎俩的传统观念有关。《幽兰草词序》后半部分就说道：“吾友李子、宋子，当今文章之雄也。又以妙有才情，性通宫徵，时屈其班、张宏博之姿，枚、苏大雅之致，作为小词，以当博弈。”词为“小道”之观念于此显然见出。

陈子龙于文于诗原系“七子”一派化出，“文宗两汉，诗俪开元”之论已说得很清楚。所以，他有“独斯小道，有惭宋辙”以及诸如“直接唐人”的见解是必然的。在他看来，词从颓绪中摆脱出来，也就是无惭于“宋辙”，说到底是要回归于古。这种回归式的“直接唐人”、无惭“宋辙”的倾向，在词史上也是常见不鲜的。

其实，一代词风的创变不可能从对前代成就的认归中得以实现的。任何一种文体的创作实践，如果仅是从前贤的艺术积累中讨生活，一味以前代楷模为程式去追逐，其成就不能不受到限制，更无论实现“中兴”。文学艺术的生命力来于创造性、独异性，也就是源自抒情主体性的充分发展。而任何抒情主体又都有其特定的时空的规范，这就是特定的历史性。一切艺术上有独到造诣的大作家无不与他们所处的现实有机地契合着。云间词派的领袖们与文学史上不少诗人作家一样，恰恰在这一点上理解偏颇。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即将面对的现实，与李煜、李清照所经历的极为相类似，历史又一次地将人们置于天翻地覆、陵谷变迁的悲壮境地。可是，云间词人或者如陈子龙那样未能来得及运用词尽情表现剧变时期的心态，或者如李雯、宋征舆等那样栖身新朝，忙于仕进，已无心于斯道，即使有所吟写，也更不易摆脱“流连声酒”的习气。这从李雯的《蓼斋词》和宋氏兄弟的《三秋词》、《海闾香词》等集子中是足可考见的。

理论来之于实践。尽管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在文学史、文论史上并不偶见，而且是实践往往跟不上理论主张。但检验一派一家的艺术功过时，更重要的毕竟还是主要考察其创作实践。

《幽兰草》是陈子龙在明亡以前的作品，共五十五首。词的妍丽婉委风格倾向是鲜明的。词题大抵不出“春雨”、“春风”、“春晓”、“春”或“画眉”、“游丝”、“杨花”以至“闺怨”、“美人”等。这当然不等于全属情意绮靡纤仄之作，其中有颇具寄托的，如《菩萨蛮·春雨》：

廉纤暗锁金塘曲，声声滴碎平芜绿。无语欲摧红，断肠芳草中。几分消梦影，数点胭脂冷。何处望春归？空林莺暮啼。

又如《浣溪沙》的咏杨花：

百尺章台撩乱吹，重重帘幕弄春晖。怜他飘泊怨他飞。

淡日滚残花影下，软风轻送玉楼西。天涯心事少人知。

一种哀怨惆怅的情思很浓重地流转在这些词的章句间，“空林莺暮啼”和“天涯心事少人知”的感受和心境不能说与家国日危之虑无涉，所以不应草率地认为乃通常习见的情爱文字。值得一读的还有《虞美人·镜》这样的咏物词：

碧阑囊锦妆台晓，冷冷相对老。剪来方尺小清波，容得许多憔悴、暗消磨。海棠一夜轻红倦，何事教重见。数行珠泪倩他流，莫道无情物也替人愁。

词中无疑寄有一定的身世际遇的感慨。后来陈维崧也写有《虞美人·咏镜》词，下片云：“翠鸾莫道心如铁，春笋曾提挈。红尘涴处奈他何？我亦受人怜惜、为人磨。”陈维崧早年受诗业于卧子之门，从两词意蕴上相承继处可以参证陈子龙这类作品诚是别有怀抱而借物以抒情的。但是，对《幽兰草》、《棣萼香词》等所能具有的内涵情愫只能如此评析，任何过分夸大并不有助于陈子龙廓清明词淫哇之风的功绩的论定。如前所说，倘若天假以年，完全可能预期他会将云间词风推向一个新的境界的。这从下引两首据王沄《续年谱》说系“先生绝笔”的词的情貌可以看到已在发生的变异。先看《唐多令·寒食。时闻先朝陵寝，有不忍言者》：

碧草带芳林，寒塘涨水深。五更风雨断遥岑。雨下飞花花上泪，吹不去，两难禁。双缕绣盘金，平沙油壁侵。宫人斜外柳阴阴。回首西陵松柏路，肠断也，结同心。

另一首是《二郎神·清明感旧》：

韶光有几？催遍莺歌燕舞。酝酿一番春，秾李夭桃娇妒。东君无主。多少红颜天上落，总添了数抔黄土。最恨是年年芳草，不管江山如许。何处？当年此日，柳堤花墅。内家妆，搴帷生一笑，驰宝马汉家陵墓。玉雁金鱼谁借问？空令我伤今吊古。叹绣岭宫前，野老吞声，漫天风雨。

较之国变前的词，这些作品凄怨激楚之韵固已大异婉妍柔绵格调，而主人公的情貌也显豁得多，并非全隐蔽于比兴物象之后了。赋的手法的辅翼比兴，词风正渐见变异。惜乎广陵散绝，云间一脉经时代陶铸而成就的真正宗风，从此后继乏人矣。

云间词风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心态的剧变而随之发生的变易，还可以从夏完淳的作品中得到印证。

夏完淳（1631—1647），原名复，乳名端哥，字存古，别号小隐，又号灵首、灵胥。松江府华亭县人，夏允彝之子，嘉善钱栴的女婿。这是一位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早熟天才。他是陈子龙的弟子，甲申之后，夏完淳和陈、钱歃血为盟，誓死抗清。监国于绍兴的鲁王遥授完淳为中书舍人。后事败被逮，死难于南京，年仅十七。夏完淳今存词41首，事变前所作不外“晓月重楼人未归”、“东风轻薄误多情”一类冶游香艳而已。在他短暂的生命的最后两三个年头里，国难家仇，悲愤填膺，笔下虽悱恻之韵仍多，但沉郁凄清之气勃发了。如《一剪梅·咏柳》：

无限伤心夕照中。故国凄凉，剩粉馀红。金沟御水自西东。昨岁陈宫，今岁隋宫。往事思量一晌空。飞絮无情，依旧烟笼。长条短叶翠濛濛。才过西风，又过东风。

陈子龙等推尊的南唐后主李煜的词格，不意在这位英才少年的词中得以重现。又有《满江红》：

无限伤心，吊亡国、云山故道。蓦蓦地，杜鹃啼罢，棠梨开早。愁随花絮飞来也，四山锁尽愁难扫。叹年年春色倍还人，谁年少？梨花雪，丝风晓。柳枝雨，笼烟袅。禁三千白发，镜华虚照。锦袖朱颜人似玉，也应同向金樽老。想当时罗绮少年场，生春草。

邹祗谟等曾说云间词人“所微短者，长篇不足耳”，此乃学南唐、西蜀（“花间”一派）词常有之通病，气势难足、笔力欠健的缘故。夏完淳的《满江红》有不尽协律的生硬处，可是，此中正透露着“境由情生，辞随意启”的真谛的端倪，“气运、人心”推促着词境词心顺乎其理地发生变异。凡有历史使命感而不纯以文字为消闲物的作家，大抵都不能不为之而创变。然而，志士才人，运命乖蹇，夏完淳仅迟数月而与陈子龙同年毕命，其志既未得而伸，其才也没能纵横以逞，真是历史的悲哀。

清顺治四年实在是云间词派存亡绝续的关键的转折年头。陈子龙、夏完淳师生殉难的同时，早在清兵破北京时就被荐授弘文院中书舍人的“云间三子”之一李雯，也“以父丧归葬，事竣还朝卒”。而另一位代表人物宋征舆则正好在这年中丁亥加试科的进士。政治道路的分野，人各生死殊途，盛名一时的“云间三子”烟消而云散，“云间词派”也名存而实亡了。

李雯（1608—1647），字舒章，华亭人。少即与陈子龙、宋征舆齐名。其词初名《仿佛楼草》，后收入《蓼斋集》附编为一卷。李雯词才情均不亚于陈子龙，深具清凄婉丽之致，晚作尤多凄苦味。然其屈志失节，与陈氏“人自伤心花自笑”（《江城子·病起春尽》）的心绪自有泾渭之别。他的《浪淘沙·杨花》最能典型地表现出一种愧疚心态，诚如谭献《箧中词》所评：“哀于堕溷。”词曰：

金缕晓风残，素雪晴翻。为谁飞上玉雕阑？可惜章台新雨后，踏入沙间！沾惹忒无端，青鸟空衔。一春幽梦绿萍间。暗处消魂罗袖薄，与泪偷弹。

甲申、乙酉之际风云诡谲，出仕新朝的故明旧吏的情况各有复杂处，不必笼统地过于作诛心之论。只是李雯以其才学为新王朝用，颇多作伥之行迹，所以，其词中“可惜”之句，殆即“不比落花多爱惜，南北东西，自有人知得”（《鹊踏枝·落叶》）之意，更多的仍是私怀的未逞而悔己“踏入沙间”。谭献评“落叶”词说是“客子畏人”，其所“畏”者无非是“风雨”的不测，运命如“斜阳”而已。

宋征舆（1618—1667），字直方，又字辕文，亦华亭人。原明诸生，入清官至左副都御史。著有《海闾香词》。宋征舆幼于陈、李十岁，而同为“几社”倡导者。甲申之变，其年为二十七。作为“云间三子”之一，宋征舆虽位居都察院，为言路要员之一，但其心情无疑是复杂的，俯今仰昔，亦不能无愧于旧时盟友。《蝶恋花·秋闺》以吞吐之笔含蓄地透现内心的隐秘境界：

宝枕轻风秋梦薄，红敛双蛾，颠倒垂金雀。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着。偏是断肠花不落，人苦伤心，镜里颜非昨。曾误当初青女约，只今霜夜思量着。

事实是“新样罗衣”已难弃却，“旧日春衫”更无处寻复；“青女约”之误早成定谳，“断肠花不落”的怨天尤人均无法挽回“颜非昨”之势了。

云间词派的领袖人物，至此一边是“野老吞声，漫天风雨”于地下，一边则服“新样罗衣”而自疚“断肠花不落”在人间，无情的历史竟导演出如此结构场景！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云间词派是在一个动荡变迁的时代，以艺术的探求启其端而随着政治的动因而终其局的文学流派。

与“云间三子”同时以词名乡邑的尚有宋存标（字子建）、宋征璧（字尚木）、宋思玉（字楚鸿）、宋泰渊（字河宗）等。其中宋征璧成就和影响都较大，他原名存楠，为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入清官广东潮州知府，有《三秋词》。宋思玉是存标之子，他和宋征璧后来与陈维崧等均有交往。宋氏父子昆仲的作品都见存于《棣萼轩倡和诗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