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区组织

第一节 社区自组织和自治理

一、自组织治理的本质

什么是自组织？什么又是社区自组织？三种治理机制什么时候适用哪一个？

2009年威廉姆森（O. Williamson）和奥斯特罗姆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俩人的理论就正好回答了上述的问题。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1985）认为，交易频率、资产专属性、环境暨行为不确定性会影响治理机制的选择。当交易频率高并且交易对象的资产专属性高，环境暨行为不确定性也高时，交易的不确定性大，此时交易成本太高，不适合市场治理，而适合采用层级制治理，将交易内化到组织内部，这样能够降低交易的风险和成本。反之，采用市场的方式获取资源更为经济。在威廉姆森的分析中，网络治理方式（如战略联盟、外包等）首次被提了出来。在组织与管理理论中，自组织被称作网络，主要是指它的结构形态，而自组织一词则指它的组织方式。但它只是市场和层级中间的过渡形态，是一种居于中间的选择，而且是不稳定的，容易滑向两端。

三种治理的特点对比详见表1-1。

简单来说，资产越具有专属性，市场交易风险就越大，产品、技术、时间、地域等都有专属性，当一家厂商为单一的客户发展出产品，研究了新技术，建立起快速送货的系统，甚至把工厂开在了大客户的旁边，专属性就越高，这家客户不买货时，损失也越大，这就是交易不确定性。交易频率也会提升不确定性，多次交易带来的投入比单次交易多，当市场不稳定时，不确定性就会增高。环境不确定性是外围交易环境中隐含的风险，比如大海啸带来核电站爆炸，比如产业经济循环，市场形势突然变坏了，等等。行为不确定性就是产品或服务的品质是否能有效衡量、有效预知，比如我买电视，送货到家，插电测试，发现没问题，就可以认为产品没问题了，再签个两年维修保证合同，这个产品的质量就非常确定了。但是像餐厅服务、一对一贵宾理财服务，我想要优质服务，可什么是优质服务？你心情很不好，菜明明又贵又难吃，可想给他差评的时候，餐厅的员工来了一通聊，变成了心灵导师，你又改打好评了。这就是行为不确定性，因为服务质量的评判很难标准、客观。威廉姆森理论简单地说，有三点：第一，资产专属性；第二，交易频率；第三，环境和行为不确定性，三者高，就提升了交易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交易成本要很高才能保证交易秩序，市场治理就越不合适，而该改用层级治理，将交易内化到组织中完成。

奥斯特罗姆是政治学者，提出了CPR理论（Common Pool Resource），我把它翻译为“共同池塘资源”，或“共有财”，以有别于“公有财”。奥斯特罗姆简单划分出私有财、共有财和公有财，什么是公有财？就是不能排他使用的资源，比如外面的不收费的公路，谁都可以使用，对于公有财，私人是不愿意投资的，市场上也无法买卖，最好的就是层级治理，由政府投资与管理。私有财是产权私有、排他使用。像城市的房产产权比较明晰，有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就适于市场治理。但是乡村的集体财产就有产权不明晰的问题，很难在市场上买卖。此外，产权的确权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很多东西过去是不能交易的，现在可以交易了，像我们现在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肖像，肖像权可以拿来做广告收费。过去奴隶是可以买卖的，而现在任何人都不是别人的财产，所以不能在市场上买卖了。总之，产权私有就排他使用。

什么叫共有财？共有财产权私有但是不排他使用，比如水资源，一个村庄就一口井，隔壁村不能来。整个村子用一口井的水，这水就为村庄所私有，但谁都可能来用，村民就必须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分配水给村民，并排除其他村子的人来使用，以保护水源不枯竭。又比如，一个山头的草是共有的，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养羊，就会把草给吃没了，大家都没得用，这就叫“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Commons）问题。如何解决？比如可能终于有热心人士觉得这样不行了，大家的羊都没草吃了，于是号召村庄来组建一支护草大队，大家来商议如何分配草场使用量，如何巡逻不让别人使用。而大队成立时，100户农家只来了5户，但100户人家都说这是我们的公地，我们的羊都要来，可是只有5家愿意出力管理，这就是“搭便车”（Free Rider）问题。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就是希望找到一套方法阻止搭便车的行为，阻止公地悲剧的发生。比如针对水源这个问题，成立巡逻队去保护本村的水井，形成治理机制里面的操作机制，规定一户一天只能提两桶水，同时实行分级制裁，例如要是有人为了多用去堵水源，那就几个村子联合起来，一起监督，提出制裁。

基于这些理论的综合，尽可能简单地说就是，当一笔交易的不确定性高，维持市场治理的交易成本高，它就不合适在市场上进行。那在层级与自组织之间如何选择呢？当供给与消费双方信任需求很强，而信任的供给也充裕时，比如在一个社区之内，有情感性或认同性关系时，自组织就是最好的治理选择。简单归类下，交易如果有下列特性，则需要双方的信任：

（1）行为不确定性高，很难用可观察到的评量工具收集绩效指标，尤其难以用统计数字说明绩效。

（2）产品是多区隔的，甚至是一对一的。这需要相对独立的团队直接面对消费者，可以随机做出决策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3）产品是感受性的，同样的，这需要相对独立的团队直接面对消费者。

（4）产品是合作性的，要供给及消费双方合作，产品才能产生效用，如教育、医疗、社区治安，等等。

（5）环境高度不确定，需要弹性地随时应变。

（6）交易双方没有利益冲突，比如一些对赌的金融产品就会破坏信任。

（7）信息高度不对称，如律师、会计师、知识产业研发人员掌握的专业知识，普通消费者很难全懂。

当一笔交易有了这些性质，则它需要较强的人际信任才能完成，如果刚好信任的供给也充足，此时最好的治理机制不是层级，而是自组织。如果人际信任不足，一定要用制度去规定所有交易行为的细节，则在层级制中，管理成本也会极其高昂。

虽然不同的交易对象与交易环境有其适用的治理机制，但善治从来不是依靠单一治理机制就可以完成的，一定是三者共用、融合相生、截长补短得到的。以奥斯特罗姆长期研究公共财的发现为例，她分析了大城市中警察局的运作发现，警察局提供的服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服务，如地区的巡逻等。这种服务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通常需要公民的协作配合，而其产出则往往难以衡量。另一种是间接服务，包括相关的专业培训、犯罪实验室分析和调遣服务等。这种服务的性质更加专业，前期所需要的时间和资金投入更多。奥斯特罗姆通过研究验证了直接服务供应中的多中心理论，即当大城市将警察权力下放，使其不再是向上隶属的几个大机构，而是变成许多小规模的组织，并受地区委员会管理时，警察局直接服务提供的效果变得更好。可见治安“产品”的提供就要兼及层级与自组织，这要才能得到最佳供应。

二、自组织过程

现在常常谈社会治理创新，什么是社会治理创新？使三种治理在任意一个社区中相生相容，产生治理机制，就是社会治理创新。如前所述，这些精神都被写进了中央最新的文件中，特别强调要因地制宜。但是我们社会最缺的是自组织在基层的作用，一定要先培育自组织的能力和自组织治理，发挥其功能，这样才能讨论如何进行与市场和层级的整合，这就是社区营造的使命所在。

在奥斯特罗姆自治理模型（Ostrom，1998）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自组织过程理论（罗家德、李智超，2012），即通过自组织能力的提升产生出自组织治理机制（见图1-1）。

自组织治理运作机制的过程架构横跨了微观层次（关系层次）、中观层次（小团体层次）以及宏观层次，通过中观层次将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串联起来，形成一套整体的自组织治理运作的逻辑。

微观层次的理论是基于清华社区营造研究团队在参与灾后重建过程中，针对数个有社区营造实验的村落做长期驻村或追踪研究，并以附近一些没有社区营造的村落作比较样本，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归纳出的一些基本类似的过程得出的，详见于罗家德、孙瑜与楚燕所著的《云村重建纪事》。自组织形成的第一步是能人的动员过程，通过已存在的既有关系，例如亲情、友情、邻里情，以及能人的动员而形成初始行动的小团体，展开一系列的公共行动。此时因为参与的人不多，公共事务新创，初始参与的人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却一时看不到什么回报，所以这一阶段参与者会是志愿者，也就是乐于接受“牺牲享受、享受牺牲”的人。能人的来源则各有不同，发动的公共行动也各有千秋。其中有政治能人，如村支书；也有社会能人，如在外头打工有较多社会资源的人；更有政治加社会能人，比如云村房屋重建的领头羊过去做过旅游区生意，现在是村支书。公共行动则有经济的，如带头培植大棚蔬菜；有社会性的，如在村中做环保；也有建设或社区规划性的，如云村就是做社区重建。

在中国，我们发现，在理念的动员之外，关系动员也很重要，不像西方的社会运动精英（Movement Elites）较常做的是，用理念动员弱连带甚至陌生人参与，在中国，初始关系动员占了更大的比重。动员的关系中有党员，有一起打工的朋友，更多的是亲戚，当然在关系较紧密的社区中，邻居本身就是可动员的对象。

随着公共事务推动渐有成效，参与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小团体形成，分析也进入了中观层次，清华团队的研究也发现，一个健康的社会网结构十分重要，分裂的结构、核心人员不够紧密以及边缘会员较多，都会带来不利影响。此时，还要通过不断地行动，在自组织内部创造出认同，使得参与者有一种荣誉感，即以属于这个小团体而自豪，团体成员之间也因此有相互的认同感。这时会进而出现小团体规范。团体规范最初通常来自当地的乡规民俗，这些非正式的规范使得小团体的成员有共同行为的法则，保持了集体行动的秩序。

小团体发展到关键人数时，会发生重大变化，一是因为参与的人够多，成本分担渐轻，二是因为公共行动的效果越来越明显，规模扩大也带来了规模经济，此时大家能分得的利益会超过成本，参与的人变得十分踊跃，小团体变成一个协会、一个组织，内部不再都是熟人。这时自治理机制变得十分重要，这正是奥斯特罗姆理论的关键所在。自组织内部发展出的治理机制，包括信任机制、互惠机制、声誉机制以及监督机制，同时也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范，以及分级协商和对违规者的惩罚机制等。

组织内部规则在形成的过程中，往往受到宏观层次的外部环境的影响，例如受到社区外的政治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影响。

通过自组织理论过程框架图，可以梳理出社区自组织理论流程图（见图1-2），并且根据每个阶段社区自组织的发展程度，将其分为育种阶段、种子萌芽阶段、小苗阶段、小树阶段以及大树阶段，在每个阶段中，社区自组织的能力、组织特征以及表现形式也有明显的差异。图1-2中所示，正是社区自组织成长过程中自发展、自治理所需要的能力，也是基层政府或外来社会组织在每一阶段辅导其成长的工作指南（罗家德、梁肖月，2017）。

1. 育种阶段

此阶段是从寻找社区能人开始的，通过原有的关系结构进行更广泛的关系动员，而动员的动力来自社区能人的兴趣爱好或共同目标。在此阶段，最为关键的能力是动员能力，是否可以结合当地特点和关系结构动员更多的能人，是从这一阶段走向下一阶段的关键点。当动员过程聚集了一小群能人之后，便形成了小团体结构，进而进入到种子萌芽阶段。

2. 种子萌芽阶段

种子可以理解为小团队，当社区能人与能人之间达成了共识并形成了认同感，且初具组织形态，形成小团队，一般认为进入种子阶段。初始团体一般人数不多，主要依靠志愿者精神来维系，会产生组织内部的认同感。这种组织内部的认同感，实际上在后期一直存在，并需要不断找到达成内部认同的基础，例如台湾桃米村村民的环保意识便是一种共同的骄傲。此阶段属于成本大于利益的时期，在此阶段主要需要培养自组织内部形成核心团队，这一团队要有职责分工，团队成员根据共同的兴趣爱好，尝试进行团队协作。例如共同组织一场活动、共同申请一个项目，逐步提高其举办活动的能力或项目管理的能力、活动记录和档案资料留存的能力，以及项目资金规范使用的能力。

3. 小苗阶段

小苗可以理解为小协会，约有三五十人。在此阶段，需要引导其建立团队规范，关注社区公共事务，鼓励个人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不仅仅是自娱自乐，而且参与到社区公共服务当中，并开展持续性的行动，在持续推动的过程中，进而又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这个小协会当中。在此阶段需要培养其组织管理能力，使组织制度化、自治理，进而使小协会更具可持续性。

4. 小树阶段

小树可以理解为正式的协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资金账户的实体。例如一个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或是工商注册的公司等。同时这个阶段也是一个地区组织之间融合的过程，一个自组织间配合协作的过程，更有利于社区自组织长期扎根于当地社区。例如以一个社区范围内的组织为基础，在一起讨论社区公共事务或公共议题，并且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共同解决或处理社区内的公共问题，从而形成社区内的自组织协会。在此阶段需要引导组织内部建立自治理机制，培养其独立申请外部资金，或逐步进行自我造血的能力。例如通过众筹、自筹、捐赠、政府资金申请等渠道，获得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所做的事情能够跟本地社区公共事务相结合，具有更高的社会服务功能。

5. 大树阶段

大树可以理解为当地社区协会，可以从一个社区扩展到多个社区，同时功能开始出现分化，从一种功能扩大到多种功能。在此阶段需要培养其协调、盘活当地资源的能力，例如在一个街道或乡镇范围内，将本地资源再分配，吸引更多外部资源。需引导其逐步扩大执行和监督的范围，建立完善的治理机制。

往往一个地区能够有一棵大树，整个就活了。当地文化得到活化，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自组织就具有了自我造血的能力。但这一过程也是相对漫长的，从一粒种子开始，通过培力和陪伴，逐渐发展成为大树，这需要各方的协力，更是一个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有时社区自组织无法自己具备这些能力，需要外力进行辅导或培力，同时也需要更多政策上的支持或资金上的支持。但无论是哪一方外力助力社区自组织的发展，依旧需要遵循社区营造的理念，即不强求、纯自愿、不揠苗助长，给浇水、给施肥、给阳光，更需要给时间，等着自组织成长起来。而在这一理念支持下成长起来的自组织，会更为独立自主，摆脱以往等、靠、要的心态，会将关注视角放在地区内部，更加扎根于本地区，并在本地区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