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已故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小说集(1)

普罗斯塔科娃太太：亲爱的先生，他从小就喜欢听故事。

斯科季宁：米特罗方像我。

——《纨绔少年》[1]

出版者的话

我们着手准备出版现在呈献给读者的《伊·彼·别尔金小说集》之际，想附一篇介绍已故作者生平的简介，以此多少满足我国文学爱好者的合乎情理的好奇。为此我们请教了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近亲和继承人玛利亚·阿列克谢耶夫娜·特拉菲琳娜。遗憾的是，她不能向我们提供任何有关他的材料，因为她根本不认识死者。她劝我去找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好友，一位可尊敬的先生。我们遵照她的劝告去了一封信，并接到下面的令人满意的复信。我们未加任何修改和注释将来信发表。这是一个记述了高尚的见解和感人的友谊的可贵的纪念，同时也是一份极为详尽的传记资料。

尊敬的先生！

本月23日接奉15日来函。承嘱将我已故挚友和邻居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生卒年月、职务、家庭情况、工作以及性情等详情见告，我愿尽绵力为您效劳。先生，现就我记忆所及，将他的言谈以及本人的观察奉上。

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1798年生于戈留欣诺村。父母为人高尚正直。他的亡父彼得·伊凡诺维奇·别尔金准校，娶特拉菲琳家的姑娘佩拉吉娅·加夫里洛夫娜为妻。他并不富有，但是生活节俭，管理产业是个能手。他们的儿子的启蒙老师是一位乡村教堂诵经员。大概是多亏这位可敬的老师循循善诱，使他养成阅读和钻研俄罗斯文学的爱好。1815年他入步兵猎骑兵团（番号我记不住了），在那里服务到1823年。他的父母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内谢世，他只得退伍回到故乡戈留欣诺村。

伊凡·彼得罗维奇开始管家之后，由于缺乏经验，心肠又软，很快就放松管理，父母在世时立下的严格的规矩也松弛了。农民对办事顶真能干的村长不满（这是他们的习惯），他就把村长撤了，把管理村子的工作交给因为会讲故事而获得他的信任的老管家婆。这个蠢老婆子永远分不出二十五卢布的钞票和五十卢布的钞票的区别。可她是所有农民的干亲，他们一点也不怕她。他们挑选出来的村长把他们纵容得无法无天，还同他们一块欺骗主人，逼得伊凡·彼得罗维奇只得取消劳役而规定了极轻的租税。即使这样，农民见他软弱可欺，第一年就故意要他减免，以后，三分之二以上的租赋缴的都是胡桃、红酸果之类的东西，而且还拖欠不交。

身为伊凡·彼得罗维奇亡父的朋友，我认为向他的儿子提出忠告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一再主动提出要帮他恢复被他废掉的旧规矩。为此我有一次到他那里去，向他要来账簿，把老奸巨猾的村长叫来，当着伊凡·彼得罗维奇的面查账。年轻的主人开始是非常认真注意地看着我查账，一旦从账上查出了最近两年来农民的人数增加，而家禽和家畜数目却显著地减少，伊凡·彼得罗维奇便满足于这初步查出的材料，不再来听我的了。正当我的查账和疾言厉色的盘问把这个老滑头逼得狼狈不堪、哑口无言的时候，我听见伊凡·彼得罗维奇竟在椅子上鼾声大作，使我不禁十分恼火。从此我再也不去过问他的财务管理了，正如他本人所做的那样，让他的事务听凭上帝去安排。

然而这却毫不影响我们的友谊，因为我非常同情他的软弱以及我们的年轻贵族们所共有的无可救药的马虎，真心喜爱伊凡·彼得罗维奇。这么一个又温顺又正直的年轻人，又怎能不爱他呢？伊凡·彼得罗维奇也尊重我的年长，衷心依恋着我。在他逝世之前，他几乎每天和我见面，重视我的普通的言谈，尽管我们在生活习惯、思想方法和性情方面都很少有共同之处。

伊凡·彼得罗维奇生活非常节俭，凡事很有克制。我从没有见他喝醉过（这在我们这一带可说是闻所未闻的奇迹）；他对女性非常感兴趣，可是他又怕羞得像个大姑娘。[2]

除了您信中提到的小说外，伊凡·彼得罗维奇还留下许多手稿，这些手稿一部分在我手里，一部分被他的管家婆派做各种日常用途。比如，去冬她这屋的全部窗户都是用他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的手稿做糊窗纸的。您说的小说大概是他的处女作。据伊凡·彼得罗维奇说，其中大部分都是实有其事，是他听不同的人讲的。[3]不过小说里面的人名几乎都是他虚构的，而村庄和农村的名字则是借用我们近郊的，因此我的村子也被提到。这倒并非出于什么恶意，而完全是由于他缺乏想象力。

伊凡·彼得罗维奇于1828年秋患重感冒，后转为热病，经我们县里的医生悉心医治无效身亡。这位医生医道高明，对治疗鸡眼等顽疾尤为拿手。他死在我怀里，终年三十岁，安葬在戈留欣诺村的教堂里，在他故世的先人近旁。

伊凡·彼得罗维奇中等身材，灰色眼睛，淡褐色头发，鼻子笔直，面庞白皙而瘦削。

足下，有关我故世的邻人和朋友的生活方式、工作、性情以及外表，这就是我能想起的全部。如果您认为我信中有什么材料可用，千乞不要提我的名字。因为我对著书立说的人尽管十分敬爱，但是我认为没有必要挂上这个称号，再说，以我的年龄来说也不合适。谨致衷心的敬意。

1830年11月26日

于涅纳拉多伏村

我们认为有责任尊重我们作者的可尊敬的好友的愿望，为他向我们提供的材料表示深切的谢意，希望读者能珍视这些材料的真挚和善意。

射击

我们射击去了。

——巴拉登斯基[4]

我发誓要按决斗的权利打死他

（他还欠我一枪）。

——《露宿之夜》[5]

一

我们驻扎在×××小镇上。军官的生活是人人都知道的。早上操练，练骑马，午饭在团长那里或是在犹太人开的小饭铺里吃；晚上喝潘趣酒[6]和打牌。在×××镇，没有一个好客的人家，没有一个待嫁的姑娘，我们互相串门，在那里，除了自己的军服，什么也看不到。

只有一个人，不是军人，却属于我们这一伙。他大约三十五岁光景，因此我们把他算作老头儿。他经验丰富，使我们甘拜下风，再加上他一向性情阴郁，脾气急躁，说话尖刻，这对我们年轻人的思想更有着强烈的影响。似乎有一种神秘的气氛笼罩着他的命运。他好像是俄国人，却取了个外国名字。以前他做过骠骑兵，甚至还很得意。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退职住到这个贫苦的小镇上来；他在这里过着清苦而又阔绰的生活：他出入总是步行，穿一件敝旧的黑色常礼服，可是却让我们全团的军官可以随便到他家吃喝。他家的饭菜虽说只有两三道，由一个退伍兵士烹调，但是香槟酒却像河水似的流着。他的境况和他的收入都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敢向他动问。他有一些藏书，大部分是军事的，还有些小说。他乐意把书借给人看，从不讨还，可是他借别人的书也从不归还。他主要的锻炼是用手枪射击。他室内的四壁都是密密麻麻的枪眼，像蜂窝。他收藏的大量手枪是他居住的简陋的土坯小屋里唯一的奢侈品。他的枪法之高超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果他提出要射下什么人军帽上的一只梨，我们团里无论谁都会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头给他做靶子。我们中间常常谈到决斗，西尔维奥（我这样称呼他）从不插嘴。如果问他有没有决斗过，他冷冷地回答说有过，但是不肯细说。看得出，他不愿意听这样的问题。我们猜想，由于他那可怕的枪法，大概有一个不幸的牺牲者使他感到内疚。然而我们却根本没有怀疑过，他心里竟会有类似懦怯的念头。有些人，单是他们的外貌就会摒除这样的怀疑。有一件偶然的事使我们大家都十分惊讶。

有一次，我们十来个军官在西尔维奥家里吃饭。我们照常喝酒，就是说，喝得非常之多。饭后我们劝主人坐庄跟我们打牌。他推辞了好一会，因为他几乎从不玩牌。最后他吩咐拿牌来，把五十个金币倒在桌上，坐下来发牌。我们围着他坐下，牌局就开始了。西尔维奥有个习惯，打牌时保持绝对的沉默，从不跟人争辩，也不解释。如果对手算错了账，他就立时或是把没有付够的数目付清，或是将多算的记下。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形，也就听他照自己的方法处理。但是我们中间有一个新近调来的军官，也在这里玩牌。他心不在焉地多折了一只牌角[7]。西尔维奥拿起粉笔，照他的习惯把数目改正。那军官以为他弄错了，就来解释。西尔维奥默默地继续发牌。军官发火了，拿起刷子擦掉他认为记错的数字。西尔维奥拿起粉笔重又记上。喝酒、打牌加上同事们的讪笑激怒了那军官，他觉得自己受到莫大的侮辱，怒不可遏地抓起桌上的铜蜡台朝西尔维奥扔过去，西尔维奥幸亏闪得快，没有被打中。我们感到很难为情。西尔维奥气得脸色发白、眼睛冒火，他站了起来说：“先生，请您出去，您要感谢上帝，幸亏这是发生在我家里。”

我们对此事的后果毫不怀疑，预料那个新同事准会被打死。那军官说，他侮辱别人愿意负责，听凭庄家先生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说了就出去了。牌局又继续了几分钟，可是我们觉得主人没有心思打牌，便一个个接着歇手，各自返回宿舍，一边谈到即将留下的空缺[8]。

第二天在练马场上，我们已经在询问那可怜的中尉是否还活着，不料他本人竟在我们当中出现了。我们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他回答说，他还没有得到西尔维奥的一点消息。我们听了感到奇怪。我们去找西尔维奥，看到他正在院子里把一粒粒子弹打进贴在大门上的一张纸牌“爱司”。他照常接待我们，关于昨天发生的事只字不提。三天过去了，中尉仍旧活着。我们惊奇地问：难道西尔维奥不打算决斗了？西尔维奥是没有决斗。他满足于轻描淡写的解释，就和解了。

在青年人的心目中，这件事大大有损于他的声誉。青年人一向把勇敢看做人类无上的品德，有了勇敢，不论什么缺点都可以宽恕，缺乏勇气最得不到青年人的谅解。然而，渐渐地一切都被淡忘了，西尔维奥又恢复了他以前的影响。

唯有我，却再也不能跟他接近了。我天生赋有浪漫主义的想象，在这以前，对这个生活是个谜、在我心目中好像是一部神秘小说里的主人公的人，我是十分倾倒的。他喜欢我，至少，唯有对我他不用他惯常的、尖刻恶毒的语言，而且直率地、非常愉快地跟我随便闲谈。但是，自从那个不幸的夜晚之后，我认为他的名誉蒙受了污点，并且由于他本身的过错而洗不清。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脑际，使我无法像以前那样对待他，我不好意思向他注视。以西尔维奥的聪明和老练，绝不会看不出这种情形，猜不出其中的原因。这似乎使他很苦恼；至少，我发觉有一两次他想跟我解释。但是我躲避这种机会，西尔维奥也就断了这个念头。从此，我只是和同事们在一块的时候才和他见面，我们以前那种坦率的交谈也中止了。

漫不经心的首都居民，对于乡镇居民非常了解的许多心情，是无法理解的。譬如像等待来邮件的日子：每逢星期二、五，我们团部的办公室都挤满了军官；有的等钱，有的等信。信件总是当场拆开，大家报告消息，办公室里就呈现出一幅十分活泼生动的景象。西尔维奥的信件都寄到我们团里，所以他照例也在这里。有一次，他收到一个邮件，他迫不及待地撕去漆印。他匆匆地读着信，他的眼睛闪烁发光了。军官们只顾看自己的信，一点没有觉察。“诸位，”西尔维奥对他们说，“我有要紧事必须立刻离开，今天夜里就走，希望你们不要拒绝最后一次到我家来吃饭。我盼望您也来，”他对着我接下去说，“盼望您一定来。”他说了这话，就匆匆地出去了。我们约好在西尔维奥家里会齐，便分手了。

我在约定的时间来到西尔维奥家里，看到差不多全团的军官都到了。他的行李都已经摒挡就绪，只剩下光秃的、满是弹孔的四壁。我们在桌旁就座，主人的兴致非常高，他的快活感染了我们，大伙很快都快乐起来，瓶塞时刻啪啪地响着，玻璃杯泛着泡沫，不断发出咝咝的声音，我们以满腔的热忱祝上路的人一路平安，诸事如意。大家离开餐桌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在各自去取帽子的时候，西尔维奥跟大伙告别，就在我准备要走的那一刻，他拉住我的手，让我留下。“我要跟您谈谈。”他低声说。我留下了。

客人都走了，剩下我们俩面对面地坐下，默默地抽起烟斗。西尔维奥心事重重，他那突发的快活已经影踪全无。苍白阴郁的脸色，闪烁的双目和从嘴里喷出来的浓烟，使他活像个魔鬼。过了几分钟，西尔维奥打破了沉默。

“也许，我们从此不会见面了，”他对我说，“分别之前，我想跟您解释一下。您可能注意到，我很少尊重别人的意见，但是我喜欢您，我觉得，如果我给您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我会很痛苦。”

他停止了，开始往抽完的烟斗里装烟，我垂下眼睛，没有作声。

“您一定觉得很奇怪，”他接着说，“我怎么不找那个发酒疯的P跟他决斗。您会同意，我有权挑选武器，他的性命就掌握在我的手里，而我却几乎毫无危险。我本来可以把我的涵养说成是宽宏大量，可是我不愿意撒谎。如果我可以惩罚P而不使自己的性命遭到丝毫的危险，我是决不会饶他的。”

我惊奇地望着西尔维奥。这样的自白把我完全弄糊涂了。西尔维奥接着说：

“正是这样：我没有权利让自己死。六年前我被人打了一记耳光，我的仇人还活着。”

我的好奇心被大大地激发起来。“您没有跟他决斗？”我问道，“大概是形势使你们分开了吧？”

“我跟他决斗过，”西尔维奥回答说，“这就是我们决斗的纪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