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与道四

1.远古医学三大派

祖国医学源远流长。据历史文献记载，早在远古时期，即有伏羲制九针、岐黄论经脉、神农尝百草等传说。对此，近代医家谢利恒解释说：“吾国医学之兴，遐哉尚矣。《曲礼》：‘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孔疏引旧说云：‘三世医学者，一曰 《黄帝针灸》，二曰 《神农本草》，三曰 《素女脉诀》，又云《天子脉诀》。’此盖中国医学最古之派别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历代医药学家，通过长期医疗实践，不断总结临证经验，逐渐形成许多学说与学派。

2.中国医学三字经

祖国医学，浩如烟海。清代医家陈修园有感于 “学医之始，未定先授何书，如大海茫茫”，为方便初学，将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祖国医学，以三字为一句，采取歌诀形式，深入浅出，由博返约，撰成 《医学三字经》。此书问世后，流传甚广，影响颇大。光绪年间，四川医家胥紫来，因见陈氏所述，尚有未备，遂为之增补，名 《续编医学三字经》。现代名医方药中，认为 “原书为韵文体例，而原注又过于简略”，自1955年冬开始，又编著了 《医学三字经浅说》。这些续补之作，皆受到读者欢迎。

3.清初名医三大家

喻昌 （1585—1664），字嘉言，清初江西南昌人，著有 《伤寒尚论篇》《医门法律》《寓意草》等书。喻氏治学，研注 《伤寒》，推崇方说，倡纲重法；精论秋燥，创制清燥救肺汤，清宣濡润；临证主张 “先识病，后议药”。其书其论，皆受后世医家称道。张璐 （1617—1700），字路玉，晚号石顽老人，清初江苏吴江人，著有 《伤寒缵论》《张氏医通》《本经逢原》等书。张氏研究 《伤寒》，赞赏方喻，以 “阴阳传中”四字为纲；辨治杂病，善用甘温平补；阐发药理，“发明性味，辨别功过，使制方者易明”。吴谦 （1689—1759），字六吉，清初安徽歙县人，主编 《医宗金鉴》，他采集诸说，纠误存疑，颇多见地。该书曾作为太医院教本，广传于世。以上三家，并称为清初三大名医。

4.中医三因致病说

仲景 《金匮要略》云：“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首次提出了 “三因致病说”。南宋医家陈无择著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以六淫邪气所触为外因，五脏情志所感为内因，饮食、跌仆、金刃所伤为不内外因，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 “三因致病说”。陈氏分类较仲景更加具体、全面，符合临床实际，使中医病因学说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其分类原则，一直为后世病因著述所遵循。

5.中医临证察三情

当今世界，医学正迈进 “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新时期。疾病谱和死亡谱的改变，迫使人们必须认真地对待由社会、心理因素所导致的、与情绪变化密切的多种病症的诊治和研究问题。对此，古今医家皆有深刻的认识。如明代著名医家李中梓在医疗实践中，对医生、病人及旁人的心理活动，有深入观察。他在 《医宗必读·不失人情论》中云：“大约人情之类有三：一曰病人之情，二曰旁人之情，三曰医人之情。”经过详尽剖析，谆谆告诫医者，临证诊疗疾病，既要顺应人情，又不要迁就人情。李氏的肺腑之言，足资今人借鉴。

6.戴人攻邪主三法

金代著名医家张子和认为，病由邪生，伤在三部：天邪 （风寒暑湿燥火）伤上；人邪 （酸苦甘辛咸淡）伤中；地邪 （雾露冰雹雨泥）伤下。 “处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也”，故倡用三法 （汗吐下）该尽诸病，邪去正安。并扩大三法应用范围，提出凡上行者 （引涎追泪），皆属吐法；凡解表者 （针灸熏蒸），皆属汗法；凡下行者 （逐水破经），皆属下法。从而提高三法理论认识，丰富三法施治内容。充实发展 “去邪扶正”治则，启迪明清医家学术创新。

7.明清温疫三大家

吴有性 （1582—1652），字又可，明末江苏吴县 （今苏州）人，著有《温疫论》。吴氏自幼喜医，不入仕途。他目睹当时瘟疫流行与误治的惨状，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疫区，细心观察，据理推论。独创提出温疫病因，疫气含物，邪入口鼻，客在膜原，气异病异，治宜疏利分消，创制达原饮等名方。

戴天章 （1644—1723），字麟郊，清代江苏上元 （今江宁）人，著有《温疫明辨》。他有感于当时医者，对吴氏之法 “见其书而不能信”，或知而不用。便根据自己的实践体会，广论、推广 《温疫论》，提出五辨 （气、色、舌、神、脉）、五法 （汗、下、清、和、补），以及 “伤寒下不厌迟，时疫下不厌早”等名言。

余霖 （1748—1818），字师愚，清代江苏常州桐溪人，著有 《疫疹一得》。余氏究心运气，穷源疫疹，提出火为疹之根，疹为火之苗，独创清瘟败毒饮，倡用石膏，大剂清解。

吴、戴、余氏，并称温疫三大家，他们的著述完备了热病疫性之说。

8.常人平脉三特点

正常人的脉象一息四至，从容缓和，柔和有力，具有胃、神、根三个特点。胃指胃气，脉以胃气为本。有胃气之脉，不浮不沉，不快不慢，从容和缓，节律一致。病脉有徐和之象者，即有胃气。脉神指脉象的形态柔和有力，显示血气充盈心神健旺。脉象有根指迟脉沉取应指有力，反映肾气充足，先天本固。病脉见之，还有生机，预后良好。如刘冠军 《脉诊》云：“中医诊脉，历来重视胃、神、根的有无。因此才有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素问·平人气象论》）、‘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素问·移精变气论》）、‘脉有根本，人有元气，故知不死’（《难经·十四难》）。”就都说明察胃、神、根的意义了。

9.滑氏诊脉倡三要

元代医家滑伯仁 《诊家枢要》云：“持脉之要有三：曰举、按、寻。轻手循之曰举，重手取之曰按，不轻不重，委曲求之曰寻。初持脉，轻手候之，脉见皮肤之间者，阳也，腑也，亦心肺之应也。重手得之，脉伏于肉下者，阴也，脏也，亦肝肾之应。不轻不重，中而取之，其脉应于血肉之间者，阴阳相适，冲和之应，脾胃之候也。若浮中沉不见，则委曲求之，若隐若见，则阴阳伏匿之脉也，三部皆然。”滑氏所描述的这种脉诊方法，深受后世医家赞许，并广泛运用于临证实践中。

10.中医诊病三原则

“审察内外”：人是一个与自然界相应的整体。人体一旦发生疾病，局部可以影响全身，全身亦可显现局部。内部可以牵连及外，外部亦可传变入里。故诊察疾病，要内外结合，统一审察。

“辨证求因”：疾病是复杂多变的，要正确认识疾病，必须从病因、病位、病程等多方面所得，加以分析综合，以求病证的本质和症结所在，为治疗提供确切依据。

“四诊合参”：四诊就是望、闻、问、切。中医诊病，要求对病人作周密观察与全面的了解。欲达到这一要求，必须四诊合参，才能见病知源。

11.研注 《伤寒》　三纲说

自晋代医家王叔和 《伤寒论·辨脉法》云：“风则伤卫，寒则伤营，荣卫俱病，骨节烦疼”；唐代医家孙思邈 《千金翼方·伤寒》云：“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宋金医家成无己 《注解伤寒论》，以 “风则伤卫”“寒则伤营”，解释风寒之证；南宋医家许叔微 《伤寒发微论》云：“桂枝治中风，麻黄治伤寒，青龙治中风见寒脉，伤寒见风脉”；明代医家方有执 《伤寒论条辨》，以 “卫中风”“营伤寒”“营卫俱中伤风寒”改订太阳篇；至清初医家喻嘉言 《伤寒尚论篇》，在以上诸家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伤寒三纲鼎立之说。其云：“夫足太阳膀胱病之表也，而表有营卫之不同，病有风寒之各异，风则伤卫，寒则伤营，风寒并受则营卫两伤，三者之病多分疆界。仲景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鼎足大纲三法，分治三证。风伤卫，则用桂枝汤；寒伤营，则用麻黄汤；风寒两伤营卫，则用大青龙汤。用之得当，风寒应时解散，不劳余力矣。”后之医家，研注 《伤寒》，宗此说者颇多。

12.缪氏治血三要法

明代医家缪仲淳所著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中对血证有独特的心得体会，创 “吐血三要法”。其云：“一曰宜行血，不宜止血。血不行经络者，气逆上壅也。行血则血循经络，不止自止。止之，则血凝，血凝，则发热、恶食，病日痼矣。二曰宜补肝，不宜伐肝。肝为将军之官，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职也。养肝，则肝气平而血有所归。伐之，则肝虚不藏血，血愈不止矣。三曰宜降气，不宜降火。气有余，即是火，气降则火降，火降则气不上升，血随气行，无溢出上窍之患矣。降火必用寒凉之剂，反伤胃气，胃气伤则脾不能统血，血愈不能归经矣。”缪氏之说是 “见血休治血”的典型方法，受到后之医家普遍赞赏。

13.绮石理虚主三本

明末医家汪绮石著 《理虚元鉴》，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虚劳专著。其云：“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命门之根。”所谓 “肺为五脏之天”者，是指肺居五脏之上，“司治节之令，秉清肃之化，外输精于皮毛，内通乎四渎，故饮食水谷之精微，由脾气蒸发以后，悉从肺为主，上荣七窍，下封骨髓，中和血脉，油然沛然，施于周身”。所谓 “脾为百骸之母”，是指 “人之一身，心上肾下，肺右肝左，唯脾胃独居中。中央旗帜一建，而五方失位之师，多就其列”，故营卫气血，四肢百骸皆赖之以成。所谓 “肾为性命之根”，是指肾为水火之脏， “肾中真水，次第而上生肝木，肝木又上生心火；肾中真火，次第而上生脾土，脾土又上生肺金。故人生之本，从下而起，以为五脏六腑之根”。若肺、脾、肾三脏受损，则营卫不运，气血亏虚，相火偏亢，木火升腾，劫阴耗液，虚劳作矣。

14.中医治病三制宜

中医在治疗疾病时，强调把各方面的因素考虑进去，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以制定出适宜的治疗方法。主要有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因时制宜”，即根据不同季节气候的特点，考虑治疗用药的原则。如春夏季节，气候温热，不宜过用辛温；秋冬季节，气候寒凉，慎用寒凉之品。

“因地制宜”，即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特点，考虑治疗用药的原则。如西北地区，高寒气燥，治宜辛润；东南地区，湿热多雨，治以清化。

“因人制宜”，即根据病人年龄、性别、体质、生活习惯等不同特点，考虑治疗用药的原则。如妇女患者用药应考虑经、带、胎、产情况；小儿脏腑娇嫩，气血未充，用药忌投峻剂等。

15.妇人产后三大证

张仲景 《金匮要略》云：“问曰：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一者郁冒，三者大便难。何谓也？师曰：新产血虚，多汗出，喜中风，故令病痉；亡血复汗，寒多，故令郁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难。”清代医家尤在泾《会匮要略心典》释云：“痉，筋病也。血虚汗出，筋脉失养，风入而益其劲也。郁冒，神病也。亡阴血虚，阳气遂厥，而寒复郁之，则头眩而目瞀也。大便难者，液病也。胃藏津液而渗灌诸阳，亡津液胃燥，则大便失其润而便难也。三者不同，其为亡血伤津则一。故皆为产后所有之病。”

16.小儿诊病察三关

清代医家陈复正 《幼幼集成》云：“小儿每怯生人，初见无不啼叫，呼吸先乱，神志仓忙，而迟数大小，已失本来之象矣。诊之何益，不若以指纹之可见者，与面色病候相印证，此亦医中望切两兼之意也。”小儿食指第一节部位为风关；第二节为气关；第三节为命关。一般可根据形色察主病：“紫热红伤寒，青惊白是疳，黑时因中恶，黄即困脾端。”三关辨轻重：络脉显于风关，邪浅病轻；透至气关，邪深病重；显于命关，入脏病危。若络脉直达指端，谓“透关射甲”，主病凶险。如陈氏云：“盖位则自下而上，邪则自浅而深，证则自轻而重。但当以浮沉分表里，红紫辨寒热，淡滞定虚实，则用之不尽矣。”

17.中药消食焦三仙

炒神曲、炒麦芽、炒山楂，三药合用，名焦三仙。共具消食化积，健脾和胃之功。分而言之，神曲，为面粉和其他药物混合后，经发酵而成。性味甘辛温。外感纳呆，加之可助发散；久咳痰喘，用之能增温运；金石丸剂，伍之可护胃气。麦芽，为大麦的成熟颖果，经发芽而得。性味甘咸微寒。善消米、面、薯、芋之积，并能条达疏畅肝郁，单味重用，尤可回乳，消乳房胀满。山楂，用途颇广，张锡纯云：“山楂，味至酸微甘性平，皮赤肉红黄。故善入血分，为化瘀血之要药。能除痃癖癥瘕，女子月闭，产后瘀血作痛。为其味酸而微甘，能补助胃酸汁。故能消化饮食积聚，以治肉积尤效。”此外，尚能解痉化痰，温中止泻。以上三药相伍，既能增强健胃消食之功，又能照顾全面，以消诸积。

18.中国医学四经典

中医四大经典著作有两种说法：一指 《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四部古代医籍；一指 《黄帝内经》　《难经》　《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近人多主张按作者划分，合 《伤寒论》《金匮要略》为一部，加上 《难经》，为 “四部经典”。一般当以后说为准。考 《黄帝内经》，分别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机、诊法、针灸、摄生等方面，对人体生理活动，病理想象，以及诊断、治疗的方法，都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述，基本确立了祖国医学理论体系。《难经》分别对脉法、经络流注、营卫三焦、气血盛衰、脏腑诸病、荥俞经穴、用针补泻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述和发挥。“其中有自出机抒，发挥妙道，未尝见于 《内经》，而实能显《内经》之涵义，补 《内经》之所未发。”　《神农本草经》汇辑了远古至汉代以前的药物知识，分别以四气五味，概括药物的性能和作用，以君臣佐使、七情合和，创立方剂配伍方法；概括论述药物的炮制及储藏方法，奠定了祖国药学的基础。《伤寒杂病论》以六经论伤寒、脏腑论杂病，创立了理、法、方、药比较系统的辨证论治方法，使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与临床诊治密切结合起来，使祖国医药学理论体系日益完备。以上四书，后之学者，奉为经典，并为习医必读之书。

19.中国医学四大家

明代医家王纶 《明医杂著》云：“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一以贯之，斯医道之大全矣。”首次提出张、李、刘、朱为医学四大家，并认为习医者 “宜专主 《内经》，而博观乎四子，斯无弊矣”。此说甚得明末医家李中梓的赞赏。李氏在 《医宗必读·四大家论》中云：“其所立言，医林最重，名曰四大家，以其各自成一家言。总之阐 《内经》之要旨，发前人之未备，不相摭拾，适相发明也。”亦有些医家出于对仲景无比崇敬，对此说大持异议。如清代医家徐灵胎，在为尤在泾 《金匮要略心典》作序时云：“三家之书，虽多有发明，其去仲景相悬，不可以道里计，四家并称，已属不伦。”唐笠山 《吴医汇讲·四大家辩》云：“仲景医中神圣，德备四时，三子则伯夷、伊尹、柳下惠而已”，不应与 “仲景并峙也”。陈修园亦在 《医学三字经》中云：“仲景为医中之圣，三子岂可与之并论。”甚至将医学四大家与金元四大家混为一谈，谓：“四大家，声名噪，《必读》书，错名号。”

20.金元名医四大家

我国医学发展到宋金元时代，已有良好基础，积累了丰富的新经验，为理论上的提高和研究新问题，准备了基本条件。刘河间研究运气亢害承制，倡言六气皆能化火，治法善用寒凉清散，创立寒凉派。张子和认为病由邪生，邪去正安，提倡养生食补，治病药攻，擅长汗吐下三法攻邪祛病，创立攻邪派。李东垣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强调升发，主张補中，用药味多量轻，创立补土派。朱丹溪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阐明相火生理病理，善于滋阴降火，创立滋阴派。以上刘河间的火热论、张子和的攻邪论、李东垣的脾胃论、朱丹溪的相火论，及其临床实践，开创了医学发展的新局面，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故有 “金元四大家”之说。

21.清代温热四大家

叶桂 （1667—1746），字天士，号香岩，清代吴县人，著有 《温热论》等书。叶氏幼承家学，博采众长，医术精湛治病奇中，尤以论治温热见长。他阐发温热病变机理，明确温热治疗大法，创立卫气营血辨证，丰富温热诊断方法，被后世誉为 “温热大师”。薛雪 （1681—1770），字生白，号一瓢，清代吴县人，著有 《湿热条辨》等书。薛氏自幼好学，博览群书，诗文画拳皆精，尤精于湿热辨证。他对湿热病因、感染途径、发病轻重、症状治疗等，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既弥补了叶氏不足，又丰富充实了温病学的内容。吴瑭 （1758—1836），字鞠通，清代江苏淮阴人，著有 《温病条辨》等书。吴氏因父病，弃儒习医，曾千里求知，游学京师。他术本叶氏，条辨温病，明辨寒温水火阴阳，详阐温病三焦辨治，创制清热养阴名方，使温病学说更进一步发展，达到完整与系统化的程度。王士雄 （1808—1866），字孟英，清代浙江钱塘人，著有 《温热经纬》等书。王氏出身医门，因自幼体弱而发奋习医。他汇集温热诸说，详博明析，将温病分为新感与伏气两大类，并对其病源证候及诊治进行阐发，是温热学说的集大成者。叶、薛、吴、王，后世誉为“温热四大家”。

22.柳选四家名医案

医案，亦称脉案、方案、诊籍，是中医临证记录。名医医案，是其实践的成果和智慧的结晶，亦是他人研究、借鉴的宝贵资料。医案，既是科技档案，又是图书资料；既有历史价值，又有实用价值。故有 “读医不如读案”之说。在众多的医案专辑中，晚清名医柳宝诒所选的四家医案，选案精严，理法方药完备，按语简明中肯，很受学者称赞。柳选四家医案，是选编清代苏南四位名医的医案。有：尤在泾 （？—1749）的 《静香楼医案》，曹仁伯（1767—1834）的 《继志堂医案》，　王旭高 （1798—1862）的 《环溪草堂医案》，张仲华的 《爱庐医案》。

23.中医诊病基四法

望、闻、问、切，是中医诊察疾病的四种基本方法。望诊，是医生运用视觉观察病人全身和局部的神、色、形、态、排泄物等变化，以了解疾病情况。闻诊，是凭听觉和嗅觉，以辨别病人的声音和气味的变化，推测患者脏腑的病理变化。问诊，是询问病人或者陪诊者，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疗经过、现在症状和其他与疾病有关的情况，以诊察病之所在。切诊，包括脉诊 （按脉搏）和按诊 （触摸按压患处），以获得重要辨证资料。《难经·六十一难》云：“经言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四诊各有其独特作用，故历代医著中，皆有丰富的论述。如清代医家汪宏的 《望诊遵经》，是介绍望诊的专辑；元代医家滑伯仁的 《诊家枢要》、明代医家李时珍的 《濒湖脉学》、李中梓的 《诊家正眼》等，皆是阐发脉诊的名著；清代医家林之翰的 《四诊抉微》，则是综合论述中医望、闻、问、切四诊的专书。

24.中医临证倡四要

唐代医家孙思邈，对医生临证提出四要：“行欲方而智欲圆，心欲小而胆欲大。”此说受到历代医家的赞赏。明代医家李中梓在 《医宗必读》中释云：“宅心醇谨，举动安和，言无轻吐，目无乱观，忌心勿起，贪念罔生，毋忘贫贱，毋惮疲劳，检医典而精求，对疾苦而悲悯，如是者，谓之行方。禀赋有厚薄，年岁有老少，身形有肥瘦，性情有缓急，境地有贵贱，风气有柔强，天时有寒热，昼夜有重轻，气色有吉凶，声音有高下，受病有久新，运气有太过不及，知常知变，能神能明，如是者，谓之智圆。望闻问切宜详，补泻寒温须辨，当思人命至重，冥报难逃，一旦差讹，永劫莫忏，乌容不慎，如是者，谓之心小。补即补，而泻即泻，热斯热，而寒斯寒，抵当承气，时用回春，姜附理中，恒投起死，析理详明，勿持两可，如是者，谓之胆大。”并详尽阐述了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实践意义。用现代的话来说，行方即行为端正，医德高尚；智圆，即医术高明，知常达变；心小，即谨慎细心，认真负责；胆大，即有胆有识，心明眼亮。“四者，似分而实合也”，是医生临证必备的四个基本条件。故李氏云：“医之神良，尽于此矣。”

25.中医切脉须四察

脉诊，是中医独特的诊断方法。在脉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医者切脉的体会不同，所以对脉象的命名亦不一致。综合古人关于脉象的论述，近代确立的病脉有28种。清代医家周学海云：“盖求明脉理者，须将位、数、形、势四字讲得真切，便于百脉无所不赅。”可见，脉象是通过位、数、形、势等四个方面体察的。所谓 “脉位”，是指脉道的深浅变化，即浮沉；“脉数”，指脉跳的至数、节律，即迟数；“脉形”，指脉体的指下形态，即大小长短；“脉势”，指脉力强弱，即虚实散弱。每一种脉象，均可由位、数、形、势四种属性组合。医者临证，若能把这四种具体特征在脉诊中体察清楚，那么，就可以充分发挥脉诊的独特作用，以测病因、识病位、审病机、辨病性、断预后。

26.中医四大难治证

自张仲景著 《伤寒杂病论》始，历代医家未有不治杂病的，著述亦以杂病为最多。在诸种杂病之中，尤以中风、虚劳、臌胀、噎膈为四大疑难病证。清代医家张志聪在 《侣山堂类辩》中有 《瘫、劳、鼓、膈为难治之因辩》。清康熙朝江阴医家姜天叙著 《四大证全书》，专门对风劳鼓膈四病进行发挥，更引起医家对四病的重视。《经》云：“风为百病之长。”中风一证，医书冠之篇首，其证大矣。考诸说有内、外、中、类之分，主风、火、痰、虚之论，证治多从中经、中络、中府、中脏立法，方药丰富多彩。明代医家汪绮石著《理虚元鉴》，是我国古代治虚劳的仅有专书，对虚劳的病因病机、论治大法、防护措施等，皆有详尽阐发。臌胀，是以腹部胀大如鼓、皮色苍黄、青筋暴露为特征的病证，病程缓慢，缠绵难已。噎膈，乃胃口枯槁之症，患此病者，很难治愈。上海中医文献研究馆编辑的 《中风专辑》　《虚劳专辑》　《黄疸专辑》《肿胀专辑》等书，为辨治四大难证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可供医者临证参考。

27.中医治病用四方

清代医家程曦等撰著的 《医家四要》中 “诸证莫离乎四因”云：“四因者，气、血、痰、食是也。尝考丹溪治病，凡遇气亏者，以四君子汤；血亏者，以四物汤；痰饮者，以二陈汤；食积者，以平胃散。都以此四方为主，更参解郁治之，药品不繁，每多中病。”程氏此说，乃宗明代医家王纶 《明医杂著》之 “四法治病论”，而略有变通。非常巧合的是，这四张名方均出自北宋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后世医家对其各有独到的体会和精湛的论述。四君子汤，清代医家张石顽释云：“气虚者，补之以甘，参、术、苓、草，甘温益胃，有健运之功，具冲和之法，故为君子。盖人之一生，以胃气为本。胃气旺，则五脏受荫；胃气伤，则百病丛生。故凡病久虚不愈，诸药不效者，惟有益胃、补肾两途。故用四君子，随证加减，无论寒热补泻，先培中土，使药气四达，则周身之机运流通，水谷之精微敷布，何患其药之不效哉！是知四君子为司命之本也。”四物汤，清代医家柯韵伯释云：“当归甘温和血，川芎辛温活血，芍药酸寒敛血，地黄甘平补血。四物具生长收藏之用，故能使营气安行经隧也。”此方组合得体，补血而不滞血，行血而不破血，补中有散，散中有收，为治血要剂。故清代医家汪昂赞云：“血家百病此方通。”二陈汤，明代医家吴崑云：“二陈为治痰之妙剂，其于上下左右无所不宜。”故随证加减，可广泛用于其他痰证。平胃散，燥湿运脾，行气和胃，为治湿滞脾胃之主方。清代医家庆云阁 《医学摘粹》云：“饮食难消积在中，法兼补下各成功，病虚当用六君子，内实不宣平胃散。”柯氏云：“名曰平胃，实调脾承气之剂欤！”以上四方，若能灵活化裁，自可应变无穷矣。

28.唐氏治血主四法

清末医家唐容川的 《血证论》，是一部论述血证的专著。该书对于中医基本理论中的气化学说，作了相当精辟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较系统地总结了其对血证论治的丰富经验。唐氏提出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四法，为通治血证的大纲。血证骤作，倾吐不止。唐氏云：“此时血之原委，不暇究治，惟一以止血为第一要法。”“止之使不溢出，则存得一分血，便保得一分命。”如吐血，首选泻心汤，泻火降逆，釜底抽薪。血止之后，离经未出之血，是为瘀血，为患不一，必须消除，故消瘀为第二法，可选血府逐瘀汤等方。血止瘀消之后，恐血萌动，后潮而吐，必须继之以宁血之法，用犀角地黄汤等方。宁血之法，包括祛邪、调气、凉血、泻火、润燥、清肝诸法。去血既多，阴无不虚，阴虚阳无所附，久则阳亦虚，故又以补虚为收功之法。补虚之法，当在补血的同时，分别阴阳、脏腑而补之。在运用补法时，唐氏特别强调瘀邪未去，忌用补益。“瘀血未除而补之，是助贼为殃。”总之，四法之用，互相关联，不能截然分开，临证应根据血证的不同情况而灵活运用。

29.张氏用药重四维

明代医家张景岳认为：“人参益气，熟地补阴，附子温阳，大黄泻火。此四味为药中之四维。”喻为治世安邦的栋梁。其云：“夫人参、熟地、附子、大黄，实乃药中之四维。病而至于可畏，势非庸庸所济者，非此四物不可……人参、熟地者，治世之良相也；附子、大黄者，乱世之良将也。兵不可久用，故良将用于暂；乱不可妄治，故良相不可缺。”张氏认为治国如此，治病亦一样。当病势危急，非投走而不守之附子，不足以回阳救逆；热结硬痛，非用斩将夺关之大黄，不可为功。用附子，他主张配人参、熟地等甘润之品，才能 “制其刚而制其勇”，充分发挥其培补作用。四者之中，他认为：“人参有健运之功，熟地禀静顺之德，此熟地与人参，一阴一阳，相为表里；一气一形，互主生成。”而其中熟地具守、重、静、甘等特点，张氏最喜用，亦最善用。其云：“阴虚而神散者，非熟地之守，不足以聚之；阴虚而火升者，非熟地之重，不足以降之；阴虚而躁动者，非熟地之静，不足以镇之；阴虚而刚急者，非熟地之甘，不足以缓之。”故有张熟地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