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心”开始，学科探源
第一节 心路，新路
人类对身体的探索从蒙昧时期就已开始，在对所有脏器的研究中，远古先民对心脏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们对于心脏及大血管的初步观察和研究，形成了朦胧的心——经脉调节论。
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以脏腑经络学说对人体的功能结构进行阐释，其中关于心的描述有很多篇幅。“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五脏六腑之主也”，即指心是人体健康的关键，主导着其他脏腑的活动。“心主身之血脉”，即指心脏控制全身血液的流动与脉搏的跳动。
《黄帝内经》根据不同症状对心病进行分类，如心悸、心痛、心掣、心疝、心寒、心热等。“心病者，胸中痛，肋支满，胁下痛，鹰臂肩甲间痛，两臂内痛”，此描述极像心绞痛发作。“真心痛，手足青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这又很像心肌梗死的症状。
《黄帝内经》还当中记载了预防和治疗心血管病的方法，如宁心、安神、顺四时而适寒暑可以预防心病；活血、舒经、止痛、补气可治疗心病。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三步治疗法”，即无病预防、有病标本兼治、治疗后养生锻炼康复要跟上。哪怕放眼当代，我国医学先贤所提出的“三步治疗法”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可谓是医学哲学的起源。
而关于心律失常的研究历史溯源，当今国际最权威的评论都一致认为源头在古中华。早在公元前5世纪，战国时期的医学家扁鹊就创立了脉诊学。脉象与今天的心血管系统体格检查虽有不同含义，但已是实实在在接触患者身体的体格检查。晋代名医王叔和总结、撰写了《脉经》等10部有关脉学方面的巨著。各国的科学家都十分震惊，在缺乏现代解剖学与生理学知识的情况下，中国的医生能够通过触摸桡动脉了解周围循环情况，进而推测出人体的健康与疾病。就连最权威的理论家也惊叹道：在古中国的医学之后，才相继出现了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的医学。
祖先的辉煌，是我们炎黄子孙的自豪与骄傲。
现代心血管病学的开端
但是，现代心血管病学却诞生于西方。1628年，英国医生哈维（Harvey）在法兰克福出版了革命性著作《心血运动论》，开启了现代心血管病学发展的序幕。
长期以来，心脏与血液蒙着神秘的面纱。东西方医学家对心脏与血液的研究都给予极大的热情，也对两者的作用和相互关系进行各种推测和解释。在哈维之前，也有一些科学家已经对血液循环的可能性进行过探索，但直到哈维，循环系统的真实面貌才得以揭开。
哈维通过对昆虫、爬虫、鸟类到哺乳动物的解剖，发现静脉中的血液似乎只向心脏方向流动，并通过实验认识到静脉中阻止血液回流，维持血液单方向流动的器官正是其老师法布里修斯发现的瓣膜。接着，哈维提出血液之所以可以流动是因为心脏由肌肉组织构成。他解释说，血液在心室收缩时被泵出（并被输送至全身），在心室舒张时从心房流入心室。他还发现体内的血液似乎有两个封闭的回路。其中一个回路（肺循环系统）首先使血液进入右侧心脏，然后经过肺部到达心脏左侧；而另外一个回路则将血液输送至全身。他在《心血运动论》一书中详尽地阐释自己的观点，即血液通过心脏在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中流动。哈维不仅开启了现代心血管病学，而且将实验方法引入生物学，开辟了用实验方法解决生物学问题的新道路，被誉为“近代生理学之父”。
哈维在生前对血液是如何从动脉流进静脉并返回心脏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来自博洛尼亚的马尔切洛·马尔比基（Marcello Malpighi）利用原始显微镜发现了毛细血管，并解释了这一遗留问题。马尔比基在研究青蛙的肺部时，发现了细微血管网络。这些细微血管连接了动脉的末端和静脉的起始端，并将血液朝着心脏方向输送。血液循环的发现，奠定了心血管生理学的基础。
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科学各领域的重大突破层出不穷，各种辅助设备与仪器的相继出现，促进人们对心血管循环系统的解剖、生理、病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1733年，Hales测量动脉血压。1768年，Heberden和1772年Jenner对心绞痛的描述和病因的确定开创了临床诊断心血管病的先河。1819年，Laennec发明听诊器，提供了最早用于诊断心血管病的仪器。1876年，法国医学家Marey研制出第一台测量血压的仪器。同年，物理学家Lippmann和Marey合作发明毛细血管电流计，用它记录了心脏产生的电活动，之后的1903年，荷兰生理学家爱因斯托芬（Einthoven）在毛细血管电流计的基础上，研制出弦线心电图机。1895年，伦琴发现X射线。1929年，德国医生Forssmann在自己身上成功进行心导管术的实验，并拍下了人类第一张心导管X线片。1933年，瑞典医生Rousthoi进行了最早的动物冠状动脉造影。1958年美国医生Sones通过桡动脉切开导管法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
从血压计、心电图、X射线、心导管术到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不仅带来了心血管病诊疗模式的突破，而且还建立了现代心血管病学的雏形。20世纪20年代，心血管病学逐渐成为独立的学科。
现代心血管病学引入中国
鸦片战争后，我国国门被打开，西方医学知识与诊疗模式，随着来华的传教士的译介、教会医院在中国的开设以及一批旅居欧美学者的归国而传入中国，其中也包括与心血管病相关的知识与技术。
1851年，英国传教士合信翻译的《全体新论》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为我国最早的有人体解剖的医学书，该书给中国人对人体及生理一个全新的认识，出版后中国知识界震动很大，几年间再版多次。此后，合信翻译的《西医略论》（1857年）、《内科新说》（1858年）也先后出版。这是一套较系统的近代西医学启蒙教材，是西医学理论传入中国的发端，曾一版再版，对我国近代西医初期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曾受聘为京师同文馆首任生理学和医学教习的英国人德贞根据当时英国著名医学家和解剖学家的最新著作编译而成18卷的《全体通考》，是一部完整、严谨的当代解剖学巨著，并附有图解说明。此外，他编译的还有《身体骨骼部位及脏腑血脉全图》、《全体功用》。
在西医学著述不断被译介到中国的同时，X光机、心电图等诊疗技术陆续传入中国。1897年，苏州博习医院引进国内第一台X光机；1928年，北京协和医院购买了我国第一台心电图机，开启了我国的心电图时代。
比医书的出版与诊断技术的引入更为直接的，是西医医院的开设。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由沿海进入整个内地，几十年间教会医院在各地比比皆是，成为和教堂一样引人注目的教会标志。其中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心血管疾病的治疗。
但由于时局动荡，战乱频发，再加上当时人均寿命短暂，人民生活总体贫困，心血管病这种“老年病”、“富贵病”在当时的中国病例较少，至今留传下来的晚清、民国时期心血管病文献资料很少。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心血管病的最早资料是长沙和广州的两位医生分别在1935年和1936年的报道：所在医院3年和5年里，有106例和282例心血管病，其中风湿性心脏病占30%和36%，肾源性心脏病占30%和4.6%，梅毒性心脏病占15%和4.5%，脚气性心脏病占13%和13.4%，高血压性心脏病占11%和17%，甲亢性心脏病占1%和2.1%。后一个报道还包括冠心病2.1%，先天性心脏病2.1%。心血管病患者数占内科住院总人数的约3%。如果说1900年之前，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依靠教会医院，那么1900年之后，教会医学校则成了西医传播的主要力量。
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使传教士深感单纯传教和办医院，并不能改变中国人民，唯有教育才能促进持续性的改变。因而教会改变在华策略，视大学教育为首要目标。教会医学校在各地纷纷出现。如北京协和医学堂、汉口协和医学校、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等。1881年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前身广济医院成立了浙江省第一家医学专门学校——广济医校。这些西医学校运用西方的先进教育方法，系统传授西医学知识。虽然当时还没有独立的心血管病学科，但所授的内容包括了人体解剖学、血液循环等相关知识。如广济医校第八届毕业生陈闻达于1926年在《广济医刊》上曾发表一篇题为《临症上心脏官能检查之必要性》的著作，内容涉及心脏检查重要性和方法的论述及实践。可见心血管病知识在中国西医学界已被相当程度地接受。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整个近代，中国心血管病学都处于萌芽的状态，不但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临床上也没有心血管科。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医院的大内科了逐渐形成心血管病学组，一些内科医生逐渐将心血管病当作主攻方向，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心血管病专家。
浙江心血管学科发展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国民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心血管病危险因素流行趋势呈明显上升态势，导致了心血管病的发病人数持续增加，患病率持续上升。
目前，我国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学研究日趋深入和规范，大规模、标准化的流行病学研究成果为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慢病防控策略和医疗卫生政策提供了客观指导。我国心血管病诊治能力不断提升。这主要表现在：心血管病诊断方法不断完善，心血管介入技术突飞猛进；微创心脏外科手术的普及和提高；心脏移植的例数不断增加；中国临床研究结果和国产研发器械得到国际认可。当前我国主要心血管疾病的诊疗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近年来，浙江省心血管学的带头人们在前辈的基础上，秉承“创新引领、培育新人、高标准、国际化”的发展方针，在心血管新技术新项目开展、科研创新、学术影响力、人才培养、高水平学科建设乃至浙江省心血管疾病防治体系构建诸方面带领全省心血管病工作者付出了巨大心血，取得了国际和国内同行的高度认可，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以创新引领为精髓的浙江心血管学科建设之路。
在2016年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公布的最新中国医院综合排行榜中，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浙医二院）心血管心内科排名全国第8，华东第3（2015年排名第2），浙江省第1位。在王建安教授的带领下，浙医二院心内科积极开拓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水平和国内领先的技术成果。其中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左心耳封堵术以及磁导航指导下的复杂心律失常消融等心血管病诊疗新技术在2016年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和应用，其影响力辐射全国。
在提高国内影响力的同时，浙江省心血管病学的国际声誉也日益增强。钱江国际心血管病会议（QICC）和中国瓣膜（杭州）大会［China Valve（Hangzhou）］已经逐渐成为展示浙江省心血管病学术水平和临床能力的重要国际舞台，也已经成为国际学术团体和知名学者了解浙江心血管病学科发展和交流高新技术的重要窗口。除了“请进来”，浙江省心血管病专家也成为了国内“走出去”的先锋，例如王建安教授等省内多位专家在美国心脏病学大会、欧洲心脏病学会大会等国际主流学术会议多次受邀发表主题演讲，向国际学术界展示了浙江省心血管病最新的基础和临床研究结果。此外，浙江省各大医院屡屡作为国际会议的手术直播演示机构，向国际同行发出了强有力的浙江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