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医学衷中参西录》，为名医张锡纯所著。该书谈方论药、辨证施治均从实际出发，从不空谈。是书曾多次印行，行销全国，远及海外，曾被广大中医界同仁誉为“第一可法之书”。众多医家遵其理，执其方，以治疑难病证，多能立起沉疴，效如桴鼓。

一、《医学衷中参西录》与作者

张锡纯字寿甫，1860年生，祖籍山东省诸城，明代其祖上迁居河北省盐山县边务乡。幼年随父读书，于深研六经诗文之外，兼及医学，尤邃于《易》理。稍长，教读乡里，科举不第，则转攻医学。为人治病，往往力排众议，独任其责，群医束手之证，常能力挽沉疴，远近咸服其胆识。辛亥革命之后，从戎武汉，为军医正。1918年赴沈阳，创立达中医院，为我国中医建院之肇始。直奉战时，回乡悬壶于沧县，临证救难，常能起死回生，因而医名日噪，其时，与江苏陆晋笙、杨如侯，广东刘蔚楚同负盛名，被医界誉为“医林四大家”，又与慈溪张生甫、嘉定张山雷为“名医三张”。主张中西医应互取所长，补己之短，为我国早期主张中西医汇通派人物之一。晚年（1928年）迁居天津，建国医函授学校，设馆课徒，欲培养中医后继人才。当时众多有志之士，如隆昌周禹锡，如皋陈爱棠、李慰农，通县高砚樵，祁阳王攻酲，深县张方舆，辽宁仲晓秋，天津孙玉泉、李宝和等，皆列张氏门下，后皆为中医界之栋梁。1933年农历8月8日先生病卒，享年74岁。

锡纯先生，自举业未达，转而攻医，远自农轩、汉唐，近至明清医家典籍，靡不深究博览，采撷精华，独探奥蕴，卓然自成一家。于辨证论治，选药组方，更能别出机杼，不落恒蹊，而采取众人之长者，亦能折衷至当。对临证所创得心应手疗效卓著之方，则详加记述，并阐明方义，附有治验之案，积久而成篇，名《医学衷中参西录》，即本书方剂篇一、二、三期，共8篇。张氏临证用药，因药少攻专，故对药效体验尤深，遂将个人独得之秘，而前人又未论及者，逐味记述，并将常用西药附后，名《增广衷中参西录》，即本书第四期药物篇，共5卷。张氏医名与年俱进，迨至壮年，名扬远播，国内诸多医学杂志及报刊均争聘其为特邀撰稿人，并以刊登张氏之医论为殊荣，因而张氏发表了很多医学论文，后将这些论文汇为上下两册，共8卷，即成本书第五期医论篇。寿甫先生临证五十春秋，验案甚多，有的发表于医学杂志及报刊，有的珍藏于家室，后经系统归纳，分门整合，名为《志诚堂医案》，即本书第六期医案篇，共5卷。晚年于天津国医函授学校所撰《伤寒论》讲义，经其哲嗣张荫潮整理，而成本书第七期伤寒论篇，共4卷。全书总计七期30卷。

二、本书特点及其对临床指导意义

张氏认为，阐发医理之书，始于《内经》，其书虽有伪托，“然于醇粹之处，确乎贻之圣神”，“但于可信之处”，若能“精研有得，即能开无限法门”。所以，书中所论医理之处，多祖述《内经》，故其言不但征之可信，且为来者学习《内经》、指导临床提供了良好的捷径。如根据《素问》脉要精微论“头者精明之府”，《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的论述，认为“精明”即“神明”，因而提出神明之体“藏于脑”，神明之用“发露于心”，这种心脑贯通的论点，为养心安神，治疗精神神经方面的疾病，提供了可信的证据。又如通过对《内经》经文的研究，提出元气有先后天之分，而先后天元气功能迥殊，其先天元气“在于能施”，后天元气“在于能敛”。所以，在后天元气不足时，主要表现为敛涩无权，出现汗泻厥脱之证。因而提出补助后天元气，“惟以收敛药为主”，选用“萸肉、龙骨、牡蛎”等药，而用补气药辅之，“其上脱者辅以人参、赭石，若阴不能系阳，更宜加熟地、生山药以滋阴；若下脱者，宜辅以人参、黄芪，若下焦泄泻不止，而宜加白术止泻”。这些经验之谈，颇合临床正法。《灵枢》五味云：“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脏，别出两行营卫之道，其大气抟而不行者，积于胸中，名曰气海，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则出，吸则入。”《灵枢》邪客云：“五谷入于胃，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其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据此二节经文，提出“宗气即为大气”。又据《灵枢》五色“人无病卒死”，系“大气入脏腑者”，认为大气下陷，不能“贯心脉而行呼吸”，则可导致很多危重证候，甚至引起死亡。因此，治疗大气下陷诸证，当以升提大气为首务。他如“人身君火相火有先后天之分”、“三焦考”、“少阳为游部论”、“肓之上膏之下解及病在膏肓之治法”等，均发前人所未发，大大丰富了中医理论，为后学拓宽了视野。

张氏认为，《本草经》对365种药物，“皆详载其气味与主治”，而“明其气味，主治之理即寓其中矣”。因而本书讲述药物的功能主治，皆祖述《本经》，从气味谈起。为阐明其理，并引经典之用而征之，且于其后附有验案以佐证。如论桂枝，根据其“辛甘微温”之气味，提出其功能“力善宣通，能升大气，降逆气，散邪气”，而以仲景“苓桂术甘汤用之治短气，是取其能升也；桂枝加桂汤用之治奔豚，是取其能降也；麻黄、桂枝、大小青龙诸汤用之治外感，是取其能散也”征之。同时认为桂枝“其花开于中秋，是桂之性原得金气而旺，且又味辛属金，故又善抑肝木之盛使不横恣；而桂之枝形如鹿角，直上无曲，故又善理肝木之郁使之条达也”。“为其味甘，故又善和脾胃，能使脾气之陷者上升，胃气之逆者下降，脾胃调和，留饮自除，积食自化。其宣通之力，又能导引三焦下通膀胱，以利小便”。如此诠释桂枝，不仅有利于对《本经》的理解，而其发明创新，又有利于临床应用。非仅如此，对《本经》所论药物功能，后世本草不载者，张氏亦详加记述。比如，山茱萸补益肝肾，敛汗固涩为世人所知，但《本经》谓其主心腹疼痛，逐寒湿痹，后世本草很少提及，而张氏认为山茱萸味酸性温，得木气最厚，收敛之中兼具条畅之性，故可“通利九窍，流通血脉”，所以可治心腹疼痛及寒湿痹证。并附有以山茱萸为主治愈大怒后腿痛，不能转侧；陡然腿疼，不能行动；素患心疼，发作时昼夜呼号诸案以证之。此外，为了考校药物的性能以及毒副作用，张氏还对很多药物亲尝品验，如自服花椒一二钱，即感肺不收而胸闷，后饮凉水数碗方解，因感花椒辛热开散之性甚烈；口嚼甘遂一钱，未觉瞑眩，惟泻下水饮及凝痰少许，始悟甘遂降痰之力倍于硝黄，而为治狂圣药；又曾煎服麻黄八钱，以验其发散之力等。总之，张氏在深研《本经》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实践观察与亲自品验，对七十余种药物的功用主治作了详细的探讨与补充，丰富了中药学的内容，特别是所附大量验案，为理解应用这些药物，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寿甫先生熟读《本经》、《内经》及前哲典籍，欲藉古人之规矩、准绳“瀹我灵性，益我神智，迨至性灵神智洋溢活泼”，“又举古人之规矩、准绳扩充之、变化之、引申触长之”。张氏治病，初多遵古方，后因医随年进，经验日丰，多依仲圣方意，自创新方，虽有用古方者，亦多加减化裁，“辄能得心应手，挽回沉疴”，本书所载自创新方160余首，皆是“屡试屡验”，而后人用之亦“屡试不爽”者。如升陷汤治疗大气下陷诸证，常能立挽沉疴，今日以治气陷欲脱者，亦效如桴鼓。活络效灵丹治疗气血瘀滞之痃癖癥瘕，腿疼背疼多有良效，现代用以治疗冠心病之冠心1号方、冠心2号方、复方丹参片（滴丸）及治疗宫外孕之宫外孕1号、宫外孕2号，皆宗此方而出。而用以治疗滑胎之寿胎丸，药少攻专，现代研究证实，以本方化裁，治疗习惯性流产，确有保胎安胎之效。以石膏为主组成之石膏阿斯必林汤、石膏粳米汤、白虎加人参以山药代粳米汤等，治疗外感高热之证，效果卓著，现代有人仿此以治流脑，获得了国家嘉奖。

《伤寒论》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是中医之必读书。历代医家诠释《伤寒论》，多是逐条分析，随文演义，而张氏解析《伤寒论》则与众不同，其特点如下。

《伤寒论》寓义精深，理解不易，精通更难。寿甫大师解析《伤寒论》，以六经为纲，以方证为目，将伤寒分为六经48证。对每一方证，先以引言开端，概述本方证发生原因及发病经过，继则引出相关原文。斯后对方证的病机、用药机理，或以自研所得，或旁征前贤之论，详加诠释，宛如剥胶抽茧，层次井然，使仲圣精奥之论，还于浅显。所以，本书是学习《伤寒论》不可多得的好教材。

寿甫先生常说，“轩岐、仲景之书，大经大法固已灿然，然辗转传写，错讹不鲜，且时代变迁，人之禀赋各异，故药之凉热，方之配合，均宜准古为今，权其轻重缓峻，察天时人事之迭变，为之变通改正”。不然则是“厚诬古人，亦且遗害来世”。因此，对《伤寒论》之方，多有修润。如认为桂枝汤证，“乃卫气虚弱，不能护卫其营分，外感之风直透卫而入营，其营为风邪所伤，又乏卫之保护”所致，而卫气不能护卫之故，实由胸中大气虚损，所以张氏提出，应用桂枝汤时应加黄芪补其胸中大气以助卫气，而加薄荷凉散以取汗，服后则不必啜粥、温覆，同时加天花粉助芍药以退热，且可防加黄芪助热之弊。桂枝汤如此增润，用治太阳中风证更加稳妥。在分析麻黄汤证时，指出“今人与古人之禀赋，其强弱厚薄，偏阴偏阳之际不无差池”，应用时当“因时制宜而为之变通加减也”。并且认为今人禀赋多阴亏，应于方中加知母以滋阴退热。又如对“太阳与阳明合病，喘而胸满者，不可下”，仲景示人“宜麻黄汤主之”。但寿甫先生认为，“古人禀赋敦厚，淡泊寡欲，服之可有效，今人则禀赋薄弱，嗜好日多，强半阴亏，若遇此等证，宜以薄荷代方中桂枝，若其热稍剧，而大便实者，又宜酌加生石膏数钱，方能有效”。张氏之经验，颇合临床。

对《伤寒论》之方，除因时制宜而增损外，寿甫先生又宗仲景方义创制新方，以便于临床应用。如大陷胸汤虽可荡涤痰热而治结胸证，但因用药峻猛，“后世治结胸证敢用此方者，实百中无二三”，遂经多年揣摩，研制荡胸汤，方中既无有毒峻烈之甘遂，又无猛浪推荡之大黄，变峻猛之剂为和平之方，而治结胸之证，“莫不随手奏效”。又如太阳病误下转为下利，服葛根芩连汤后，若余热下利不止者，研制滋阴宣解汤，以补《伤寒论》之不逮；少阴病初得无大热者，仲景示人治以黄连阿胶汤，若日久增热，或肾经素有蕴热，以致心肾皆热，壮热充斥上下者，黄连阿胶汤则不能胜任，因拟坎离互根汤等，凡此，皆属为仲景张目，为来者说法之作。

《伤寒论》中有一方治多证者，如白虎汤，一用于太阳篇“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者；一用于阳明篇“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谵语遗尿……若自汗出者”；一用于厥阴篇“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三者证虽不同，而阳明里热则一，故均用白虎汤清阳明里热。张氏将三者一起讨论，则便于读者掌握。《伤寒论》也有一证而用多方者，如阳明病发黄之证，若为“阳明病……但头汗出而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引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或“伤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者，茵陈蒿汤主之”；“伤寒身黄发热者，栀子檗皮汤主之”；“伤寒瘀热在里，身必发黄，麻黄连轺赤小豆汤主之”；而“伤寒发汗已，身目发黄，所以然者，寒湿在里不解故也，以为不可下也，于寒湿中求之”。寿甫先生将此五节经文一起分析，使读者明了伤寒发黄，既有湿热之证，又有寒湿之候，而湿热之证虽病在阳明，但有偏表、偏里、偏实之不同，因此治疗有别。如此归纳讨论、对比分析，使读者对黄疸之证、因、脉、治一目了然。

寿甫先生勤于积累，善于总结，一生积累了大量验案，这些验案除见于各卷者外，又专有医案4卷，分为18门，载124案，广涉伤寒、温病、内科、妇科等多种病证。每案均有姓名，性别、年龄以资稽考，这种求实精神，后世剽撰者当汗颜以对。继则提出就诊主证，而后详述病因、证候、诊断、处方，终于方解、效果。其论病因约言不繁，讲证候主次分明，诊断病机分析入微，解方义君臣佐使井然，实为“诊籍”之典范。熟读每一验案，宛如襄诊在侧，亲聆先生之教诲。初学者，临证时可依样画葫芦，高明者，倘能变通化裁，定能登仲景之堂，入轩岐之室。

三、如何学习运用《医学衷中参西录》

《医学衷中参西录》洋洋百余万言，是张氏毕生心血之结晶。20世纪60年代初，笔者读大学时，对本书即爱不释手。工作之后，即私淑先生，并亲受先生高足傅仙舫、李宝和等点拨，因此，对寿甫先生之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渐有所悟。就笔者个人体会，学好本书，应注意以下几点。

寿甫先生阐发医理多宗《内经》、《本经》，或征引《伤寒》、《金匮》，如论脑充血的发生，根据《素问》调经论“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反则生，气不反则死”，《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的论述，指出脑充血症多因阳明热盛，或肝胆火盛，气血冲逆于上所致。随之提出脑充血的治疗，“当以清火、平肝、引血下行”为法。结合《内经》原文，细心揣摩寿甫先生的论述，则觉其理确凿可信。依据《本草经》阐述药物的功能主治又是寿甫先生的一大特点。如据《本草经》石膏“气微寒，味辛无毒”，主“产乳”的论述，并结合自己的临证所得，认为石膏“性凉而能散，为清阳明胃腑实热之圣药，无论内伤外感用之皆效，即使他脏腑有实热者用之亦效”。同时又根据唐宋以前医籍“未有煅石膏者”，而江笔花治一证有用石膏十四斤，吴鞠通治一证有用石膏至数十斤，徐灵胎治产后病亦重用石膏的医案，力驳“石膏大寒”及“石膏煅用不伤脾胃”之谬误。并在各医学杂志报刊大声疾呼“石膏生用直同金丹，煅用即同鸩毒”。可见，在读本书时，若能联系经典医籍研究，不仅品验到张氏宏论言之凿凿，同时也可加深对经典医籍的理解与应用。

本书系张氏多年写成，多次分期出版，所以有些内容书中多次出现。如对大气下陷的论述，一见于医论篇“黄芪解”，一见于方剂篇“升陷汤”，一见于医论篇“大气诠”。但三者内容各有侧重，“黄芪解”重在论述黄芪的功能与主治，“升陷汤”重在讲解该方的组成及适应证，“大气诠”重在考据经典阐明大气的生成、功能。但若将三者联读，对大气的生成、功能，以及大气下陷的临床表现、治法方药的了解更加透彻。又如对石膏的功用、主治及用法，除在药物篇“石膏解”中有所论述外，医论篇还有三篇论文，细读这些篇章，不但对石膏的功用、主治及用法有了全面的了解，而且还可看出寿甫先生对石膏的钟爱。

孟子有云，尽信书不若无书。张氏为一代医学巨匠本无可非，《医学衷中参西录》也是中医宝库中的一束奇葩。但由于时代和张氏本人的条件限制，书中有些观点则有悖于科学，如坚持“日绕地球”说，龙“确信其有也”，龙骨即龙之骨，非动物之骨化石等。另外，张氏虽主张中西医汇通，中西医互取所长，补己之短，使“中华医学光辉于全球之上”，但用中医理论比附西医理论时，有的则不免主观牵强。不过，这些只是书中的小疵，瑕不掩瑜，只要我们善于读书，扬其所长，弃其所短，择善而从，就能把寿甫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学到手，并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如果求全责备，那就是苛求古人了。

柳西河

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