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我国广泛存在着各类鼠疫自然疫源地，且动物鼠疫流行从未停息，因此，出现人间鼠疫病例仍是一种自然社会现象。根据多年来对鼠疫发生发展规律的观察，我国人间鼠疫的流行呈现连续性、突发性、地域性及危害程度的差异性等特征。

1960~1985年，鼠疫病例主要集中在青海、西藏，甘肃、新疆、内蒙古（西部）。1986年，云南又见鼠疫病例，且迅速蔓延，重又流行。2000年，间断56年无鼠疫流行的广西（西部）和历史上无鼠疫流行的贵州（南部）报告有鼠疫病例出现。鼠疫对人类的危害将长期存在（见图1-45）。

纵观1950~2005年人间鼠疫发生情况，流行呈起伏不断的波浪状。1950~1959年，每年流行县平均为23.9县次，年均发病706.6例，以后逐年下降；1960~1989年的30年间，年均流行县4.6县次，年均发病16.5例；1990~2005年，人间鼠疫呈上升趋势，年均流行县8.2县次，年均发病51.7例。同时发现，每10年鼠疫流行县与发病人数均较高，总体呈波浪式，值得探讨。

1950~1959年，我国东部地区的南方与北方人间鼠疫得到有效控制后，鼠疫病例仅见于西部地区。1960~2005年，青海、西藏、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四川、云南、广西、贵州10省（自治区）有鼠疫病例报告，尤以青海、西藏、云南最多。东部老疫区无病例报告。人间鼠疫防控重点在西部地区（见图1-46和图1-47）。

人间鼠疫病例的发生皆源于动物鼠疫的流行，然而，在监测工作薄弱的历史疫区或鼠疫疫源地毗邻地区，可出现人间鼠疫暴发流行。1960年以来的人间鼠疫流行资料显示：如1962年甘肃会宁、1972年新疆洛浦、1983年青海玛多、1991年西藏曲松、1997年云南宜良、2000年广西隆林与贵州兴义，2004年青海囊谦等地均突发人间鼠疫，每起疫情病例少则十几例，多则几十例。在交通运输日益发达，人员、物资大量流动的今天，人间鼠疫的突发性更具传播蔓延与输出危险，必须严加警惕与防控。

统观1950~2005年，全国人间鼠疫病死率平均为33.11%，但存在鼠疫疫源地类型差异，野鼠鼠疫疫源地的人间鼠疫病死率为52.41%，家鼠鼠疫疫源地的人间鼠疫病死率为26.17%。1960年以来，以青藏高原旱獭鼠疫疫源地为代表的野鼠疫疫源地的人间鼠疫多为重症肺鼠疫，其病死率居高不下，1990~2005年仍达53.85%，而以云贵高原为代表的家鼠鼠疫疫源地人间鼠疫以腺鼠疫为主，很少发生重症型病例，其病死率为0.16%，差异非常显著。

不同类型的疫源地，其鼠疫高发类型及发病部位也不尽相同。人间鼠疫分为淋巴结鼠疫（腺鼠疫）、肺鼠疫、败血症鼠疫、皮肤鼠疫、眼鼠疫、脑膜炎鼠疫、肠鼠疫和扁桃体鼠疫，在各病型中以腺鼠疫最多见，肺型次之，其他型较少见。家鼠鼠疫疫源地区，鼠疫病型以腺型最多，占90%以上；黄鼠鼠疫疫源地腺鼠疫比例最大，可达70%以上；旱獭鼠疫疫源地肺鼠疫多见，可达70%以上（见图1-48）。

腺型鼠疫发病部位受感染方式的影响，在家鼠、黄鼠鼠疫疫源地多为疫蚤叮咬，发病部位以下肢鼠蹊及股腺多见，在旱獭鼠疫疫源地多为狩猎剥皮，经手感染机会多，因此上肢的腋、颈腺多见（图1-49）。

人间鼠疫的流行季节，主要取决于各类鼠疫自然疫源地动物鼠疫流行季节的规律。

我国南方以黄胸鼠为主要宿主的鼠疫流行区，鼠、蚤全年皆可繁殖，动物鼠疫全年流行，人间鼠疫病例全年皆有发生。广东流行高峰多在2~6月，云南、福建流行高峰多发生在秋季，春季还有一个小高峰，流行曲线呈双峰型（见图1-50和图1-51）。

在青藏高原喜马拉雅旱獭鼠疫疫源地内，人间鼠疫高峰在8、9月份，人间鼠疫病例的增长与人们对旱獭的捕猎活动季节密切相关。鉴于旱獭为冬眠动物，流行呈单峰型（见图1-52）。

在松辽平原与察哈尔丘陵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人间鼠疫流行高峰与达乌尔黄鼠鼠疫流行高峰不一致，而与被达乌尔黄鼠传播的褐家鼠鼠疫流行季节相吻合。鉴于达乌尔黄鼠系冬眠动物，流行呈单峰型（见图1-53）。

在内蒙古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动物鼠疫常年流行，人间鼠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长爪沙鼠为非冬眠啮齿类，全年呈现两次流行高峰，前峰4~5月较小，后峰11~12月较高。既往人间鼠疫多因春秋季挖掘鼠洞被蚤叮咬所致。

鼠疫的流行过程既受自然因素，也受社会因素影响。社会因素中的社会制度是最根本的因素，它决定着其他因素的发生与发展，并直接影响流行过程。

人类的经济开发，大量人员进入原始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内，开垦、种植、修筑铁路、开发矿山等，常可引起鼠疫的流行。2000年广西和贵州交界的隆林、兴义突然暴发流行人间鼠疫，经调查发现，由于开发天生桥水电工程，水库蓄水后，自1998年已发现有自毙鼠，但并未引起注意，原因是这里历史上无鼠疫流行记载，这是典型啮齿类生态环境改变引发的疫病流行，应在大型经济开发活动中引以为戒。

在欧洲，历史上因吻别死者感染鼠疫，引发流行不乏记载。我国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对死者举行“天葬”和喇嘛僧人为病死者“诵经”等活动，也曾引起过鼠疫流行。根据甘肃夏河拉卜楞寺鼠疫流行的记载，该寺曾因对死于鼠疫的喇嘛进行“天葬”，使7人感染鼠疫；1754年该寺喇嘛去青海河南蒙旗鼠疫疫区参观“诵经”，被感染肺鼠疫，返回后造成寺院内外肺鼠疫的扩大蔓延，死亡百余人。

1940~1942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国浙江、江西、湖南投掷鼠疫细菌弹，造成人间鼠疫流行。1945年，日本战败，炸毁设在哈尔滨平房区的关东军731部队细菌工厂，造成哈尔滨市人间鼠疫流行达6年，并形成人为的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

1894年暴发于香港的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借助海上运输传播至五大洲60多个国家，流行近60年。

狩猎也可以促进鼠疫的发生与流行。如20世纪初满洲里地区许多狩猎者因缺乏鼠疫防治知识和完善的防护装备，在剥皮、食肉过程中感染鼠疫的事件屡屡发生。1910年和1920年，我国东北两次鼠疫大流行，起因都是狩猎旱獭染疫所致。1910年满洲里一带两名中国猎獭工人，受旱獭鼠疫的感染，吐血死亡，肺鼠疫迅速传播起来。由于清政府没有足够重视，未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工人为了逃避“瘟疫”，沿铁路四面八方逃散，因而很快波及了6个省（区）83个县（市、旗），共死亡60 000多人。狩猎活动极大地增加了人们与染疫动物接触的频率，流行至今的青藏高原鼠疫，狩猎旱獭亦是主要原因，这是我国人间鼠疫的最大威胁。

战乱对鼠疫的发生流行起了促进作用。

世界范围内的三次大流行，根据其历史年代，第一次大流行正值第六世纪，东罗马帝国和其邻国发生大规模战争，致使人民的生活条件陷于极度贫困的状态，战争助长鼠疫流行，这次流行遍及欧洲。第二次大流行虽首发于中东，但后来由于十字军远征，鼠疫则随之蔓延到欧洲。又如国内1937~1948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军、政、民和物资流动频繁，使原来局限于福建省中、南部的鼠疫地区迅速扩大蔓延到相邻的浙、赣两省部分地区。

1946~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军队对东北解放区进行骚扰，使鼠防工作无法实施，每年都有鼠疫大流行，仅4个省（区）统计，在38个县（市、旗）共发病52 000多人，死亡43 000多人。

云南鼠疫流行猖獗的年代（1856~1900年）正处于杜文秀发起抗清战争，难民与战俘等大批人口的移动，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极度低劣，疫病猖獗，当时死于鼠疫者达730 000多人并延及广西、广东、香港，酿成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