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地域医学，是以地理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为出发点，根据当地中医学运用中的理论和临床特色进行归类的学术流派划分方式。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向来是中医的重要法则，中医地域医学流派就是因地制宜原则进一步深化的结果。

自《黄帝内经》以来，历代医家有关地域对医学的影响已经有丰富的论述，某些根源于地域差异的医学论争还曾促进了中医理论的发展。

中医是不断发展的。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医学不断随着政治区域与文化影响的扩展向周边传播。作为形成于中原地区的医学理论，在向不同地域发展时常常遇到新问题，于是不断形成解决问题的新理论，这成为中医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之一。这种受地域因素影响而萌生的新理论，并不是突如其来，都有其理论根源，只是地域的扩展为这些理论提供了较充分的集中研究条件，从而取得突破。这些研究多数具有普适性，是对中医理论框架丰富内蕴的开发。

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南北地域差异曾对医学理论带来过深刻的影响。

在晋唐以前，中国经济文化的重点在黄河流域一带，对疾病的医疗经验以北方为主。随着宋元以降经济文化重心向东南转移，对南方的地理气候及医药特点的认识逐步加深，推动了明清温病等学派的形成。

元代朱震亨是医药中心南移的标志性人物，其“丹溪学派”影响后世深远。朱丹溪的著作很重视地域因素，并且根据地域因素提出了一些新的医学理论。他著名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说及“相火论”，与在江南多见阳浮于上、阴盛于下的情况不无关系。他在临床病证中也相关注重地域因素的影响，如《格致余论》论中风说：“案《内经》以下，皆谓外中风邪。然地有南北之殊，不可一途而论。惟刘守真作将息失宜，水不能制火，极是。由今言之，西北二方，亦有真为风所中者，但极少尔。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 ^[1]以东南地区经验为依据，提出了因痰湿致中风之说，丰富了中风病机理论。又如《丹溪心法》论伤寒治疗说：“《内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内伤者极多，外感间或有之，有感冒等轻症，不可便认为伤寒妄治……西北二方，极寒肃杀之地，故外伤甚多；东南二方，温和之地，外伤极少，所谓千百而一二者也。” ^[2]说明南方各种感冒多非伤寒，为温病学派的诞生扫清了道路。

温病学派出现后，与伤寒形成论争之势，又进一步促进了关于南北病种及用药的争论。温病医家既立足于南北差异来论证新理论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又进而指出温病学说具有普遍性，以与伤寒全面抗衡。如陈平伯《外感温病篇》中认为“凡大江以南，病温多而病寒少”，“独是西北风高土燥，风寒之为病居多”。王孟英进一步认为“北省温病亦多于伤寒” ^[3]，强调温病既有地区差异性，也是普遍适用性。

用药当随地域差异有所变通，这一直为历代医家所注意。六朝陈延之《小品方》指出方药有“或先于岭南服之得益，传往淮北为治反害”者，“凡用诸方欲随土地所宜者。俱是治一冷病，共方用温药分两多者，宜江西、江北；用温药分两少者，宜江东，岭南也。所以方有同说而异药者，皆此之类也。” ^[4]唐代孙思邈也指出：“凡用药，皆随土地之所宜：江南、岭表，其地暑湿热，肌肤薄脆，腠理开疏，用药轻省；关中、河北，土地刚燥，其人皮肤坚硬，腠理闭实，用药重复。” ^[5]

地域差异对用药的影响有时相当复杂，并不是热地用凉药，冷地用热药那么简单。《素问·五常政大论》已揭其端，有“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的说法，张景岳解释说：“西北气寒，气固于外，则热郁于内，故宜散其外寒，清其内热。东南气热，气泄于外，则寒生于中，故宜收其外泄，温其中寒。此其为病则同，而治则有异也。” ^[2]意指西北方天气寒冷，病人多为外寒而内热，故治疗时宜发散外寒，清解里热；东南方天气温热，病人多阳气外泄，寒从内生，故治疗时宜收敛阳气，温其内寒。

地域影响除有偏寒偏热之别，又有重剂轻剂、发散收敛之不同。如清代张璐说：“西北之人，惯拒风寒，素食煤火，外内坚固。所以脉多沉实，一切表里诸邪，不伤则已，伤之必重，非大汗大下，峻用重剂，不能克应。滇粤之人，恒受瘴热，惯食槟榔，表里疏豁，所以脉多微数，按之少实，纵有风寒，只宜清解，不得轻用发散，以表药性皆上升横散，触动瘴气，发热漫无止期，不至津枯血竭不已也。” ^[3]清代伤寒与温病两大学派的论争中，用药轻重和南北地域不同也是焦点之一。这些论争，其实是中医用药不同风格的比较，其实质仍然是以辨证为基础的，只是在不同学派理论或地域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一定的差异。

中国疆域地方广大，地形各异，各地气候、风俗相差甚大。自《黄帝内经》以来，关于地域医学的划分，曾形成比较系统的三种说法，各有其特色。

根据阴阳特性划分地域，对比最鲜明的是西北与东南。《黄帝内经》中经常以这两大区域为代表来讨论其差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东方阳也，阳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则上明而下虚，故使耳目聪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阴也，阴者其精并于下，并于下，则下盛而上虚，故其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于邪，其在上则右甚，在下则左甚，此天地阴阳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阴阳与地域特性有密切关系。

在五行学说的影响下，古代又曾形成以五方为基础的地域划分体系。《素问·异法方宜论》说：

“东方之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吃鱼，而嗜咸……其病皆为痛疡，其治宜砭石……而西方者，金玉之域，砂石之处……其民华食而脂肥……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南方者……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腑（腐），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蹻。”这里不仅说明了由于各地的地形、水文、气候等地理条件的不同，使得各地居民有不同的生活习惯；而且还分析了由于环境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往往还影响到人体的健康状况，因而会产生不同的疾病，同时也需要不同的方法，因地制宜予以治疗，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张景岳《类经》卷二十五“运气类”引述了一种九宫地域划分法说：“西北、东南，言其大也。夫以气候验之，中原地形，所居者悉以居高则寒，处下则热。尝试观之，高山多雪，平川多雨，高山多寒，平川多热，则高下寒热可征见矣。中华之地，凡有高下之大者，东西、南北各三分也。” ^[1]这种划分法等于在中国地图上划出二纵二横线区，形成九宫格式的九分地域。文中对每一区域的寒热燥湿属性均有所论述。

这三种学说中，各有一定合理性，但也有生搬硬套阴阳五行和九宫模式的不足，对具体地区的实际研究尚不够深入。

中医地域医学的分区，不能简单以套用某种理论模式，而应该以各个地区特有的自然与人文色彩为依据，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合理划分，并在对不同地域的具体分析基础上阐明人群体质、疾病与用药特点。清代以来有的医家在这方面做过一些探索，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清代张倬在《伤寒兼证析义》中说：“医以天下民生为己任，当具通天下之才识。非胶执一己之见，固守一隅之法者，之所能管窥也。吾吴为五方杂处之地。南北士商云集。苟未明水土之刚柔，风气之强弱，资禀之偏胜而欲妄治遐方游客。或客游他地治病，则与圆枘方鉴何异哉？况客游治病与治游客之病其法悬殊。设游艺他方，惟随其地之风土，若遐方流寓，又须详彼处之资禀，此地之风土，方始合宜。故经有一病而治各不同，地势使然之语。圆机之士，能于是触类旁推，匪特行之方内，虽广诸异域可以无间然矣。” ^[1]因此，他以五方为基础，对具体省区的阴阳寒热状况进行分析。参见表1。

近代西方地理学知识传入后，更为医家分析各省区特点提供了帮助。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曾有“地方病”一篇作专门分析。他认为：“地方病者，限于一方水土之病，而有一方治疗之法，不尽通行于各地者也，《素问·异法方宜论》中早计及之。吾国地大物博，跨有寒温热三带，面积之广，等于欧洲。是以水土气候，人民体质，各地不同，而全国医家之用药，遂亦各适其宜，而多殊异。”谢观主要结合各省地理与人文特点，讨论对用药特点的影响，如谈水土的寒热指出“夫因水土之偏性而成地方病，即有疗此病之地方药随之产出。吾国南北各省，类此者甚多，医者贵于因地制宜，不可执一” ^[1]。

谈各地域的差别，以各地的医俗为根据，如：

“以长江流域论，四川人以附子为常食品，医家用乌附动辄数两，麻黄柴胡动辄数钱，江南人见之，未免咋舌。”

“苏浙妇女，产后血少阴虚，应服平和清养之剂，切忌燥热收涩之品。而广州人之预备生产也，必以生姜数十斤，熬醋十余斤，于产后匝月内拌米饭尽量食之，不得少参他品，从之则体健，违之则多病，或且不测。”

“岭北之湘资等水泻于湖南者，性质又异。盖均属寒性，而湘省则在温带，迥非广州热带之比，故湘医用药，遂以仲景伤寒法为正宗。” ^[2]

由上可见，对于中医辨证论治中地域因素的影响，历代医家的认识已越来越深入。目前中医临床中也有崇尚“扶阳”，或喜用“清淡”等不同风格，其实风格的背后往往与地域因素有关。在综合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倡各地合作，开展更具体的地域医学特点调查和研究，有可能使中医地域医学的体系得以确立，各个地域中医学术流派的经验将进一步丰富中医临床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