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母题如何走进科幻小说

乌托邦与科幻小说有着显著的共生关系。本文对乌托邦母题在科幻小说中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了一些讨论。

2016年8月21日，“80后“女作家郝景芳凭借《北京折叠》获得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作品奖，成为《三体 I》之后第二个获得雨果奖的中国科幻作品。不过，与《三体》相比，《北京折叠》收获的评论并不算高，针对其文字和文学水平、科幻内核和人文关怀层次的批评一直不断。《北京折叠》的主线是用城市的折叠这一意象将社会阶层的分裂现实进行物化，颇为类似于《雪国列车》的设定。从这一点上看，它是典型的乌托邦小说。

科幻小说与乌托邦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幻产生于某种基于科学技术因素的幻想，这与乌托邦小说有着相通之处（刘宁，2014）。某些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如Darko Suvin）甚至认为，乌托邦小说应当被算作是科幻小说的社会政治亚类（黎婵等，2013）。不过按照历史而言，乌托邦小说比科幻小说的源流要长远得多，其最早的文化胚胎可能来自圣经神话的伊甸园和柏拉图的理想国。文学批评意义上的乌托邦文学是从1516年莫尔的《乌托邦》开始的，“乌托邦”（Utopia）也因这部作品而得名。

早期的乌托邦小说主要讨论社会政治文化问题，涉及的科幻元素很少。但随着19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乌托邦小说也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科学元素。而以儒勒·凡尔纳为代表的现代科幻小说类型也在那时发展成熟。进入20世纪之后，科幻小说和乌托邦小说开始了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直到彼此包纳的发展历程。著名的乌托邦小说《1984》《美丽新世界》都有着重要的科学技术元素，一度被归为科幻小说进行研究。而一些优秀的科幻小说也触及传统上乌托邦小说的写作范围，讨论社会变革与人性演变，例如，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小说。

乌托邦母题的科幻小说一般都围绕着科学技术对文明的影响展开，并且这种影响既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在它们的乌托邦中，科学技术元素发挥着决定故事主题和走向的作用。按照以上定义的科幻，实际上近似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硬科幻，除此之外的科幻小说在最严格意义上只可视为具有科学元素的幻想小说，而不能称其为科幻小说。当然这种分界线在某些时候可能是很模糊的。

在乌托邦小说的发展历程中，有一组十分重要的概念，即乌托邦Utopia、恶托邦Dystopia和反乌托邦 Anti-utopia（欧翔英，2009）。恶托邦专指与理想美好的乌托邦社会相反、具有残酷黑暗性的幻想社会，而反乌托邦还包括彻底否定任何形式乌托邦存在的小说设定。不过也有不少人将后两者视为同一个概念。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文学的发展，与历史学界对近代史“长19世纪”和“短20世纪”的划分有着紧密关系。在19世纪，乌托邦文学占主导地位，空想社会主义作家和早期科幻小说作家（如凡尔纳等）都对未来充满信心，构建了众多美好乌托邦。而20世纪逐渐兴起的反乌托邦小说在“一战”与“二战”之间成为乌托邦文学的主流，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扎米亚京的《我们》，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就产生于这段时期。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小说的演化历程，受到19世纪到20世纪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巨变冲击。19世纪是进步时代，社会朝气蓬勃，辉格式热情在知识分子中尤其明显。但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动荡硝烟之后，知识分子思想开始变化，保守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抬头，而自由主义步步后退。这种与社会进程的紧密联系反映了乌托邦主题小说特有的社会价值：映照、指引与警示。早期的乌托邦小说意在指引当时不够完美的现实社会走向理想状态，而后期的反乌托邦小说则意在警示：如果我们应对失当就可能跌进恶托邦的深渊。

科学技术元素在现代乌托邦小说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科学技术对现代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还与科学技术天生具有的客观性有关。科学技术遵从某种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模糊多变又追求自由发展的人性之间存在着对立的张力。由于这种属性，科学技术天然带有某种亲近极权和暴力的倾向，以至于在反乌托邦小说中，科学技术大多作为反面势力出现，用它们残酷的客观性约束甚至消灭人性与自由。

因此，具有乌托邦母题的科幻小说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围绕着如何解决理性与人性，或曰必然与自由（应然）的矛盾展开，因为其故事的内核必须基于科学技术元素，而这与故事中的人物本身存在冲突。以刘慈欣的《三体III》为例，罗辑和维德就是科学技术元素的理性代表，而程心则是人性的代表。正是这对矛盾构成了该书的主线。

不同科幻作者和科幻作品对上述基本矛盾的解决方案是不同的。大致归纳起来，有四种最典型的解决方案：取消人性；取消理性；人性和理性最后化归到一起；人性和理性最后都归于荒谬。《三体 III》虽然没有明确给出作者的取向，但读者的观感大都倾向于取消人性（即否定程心），因为遵从人性、背弃理性最终导致了大悲剧的结局。而阿西莫夫的《永恒的终结》则是典型的取消理性、拥抱人性的主题。阿西莫夫的其他一些作品，例如，《基地》系列中的心灵史学和《神们自己》的回环结构，则主张人性与理性在某种意义上能够统一。荒谬主题的最著名代表则无疑是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银河系漫游指南》系列。

中国科幻小说同样大多具有乌托邦小说的特征，但在发展历程上与西方科幻小说有很大区别。研究者指出，中国科幻小说的乌托邦想象与社会现实关系极大（宋明炜等，2015）。20世纪初，以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的早期科幻小说中的乌托邦，类似于西方19世纪的理想乌托邦，包含着当时国人迫切希望改变命运的追求。此后，乌托邦小说在中国沉寂良久。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中国崛起和改革神话的影响，以韩松和王晋康等人为代表的科幻作家继续开始创作乌托邦小说。这些小说大多设定中国崛起为恶托邦，对极权与技术的结合进行抨击和反思。

一部优秀的乌托邦母题科幻作品，应当关注科学技术对人性的影响，关注人性在科技下的选择，而不是用科技作为已存在的人性问题的背景，那就离科学幻想越来越远了。因此，温情脉脉、屈尊俯就式的阶级观察不能替代科幻作品对理性与人性恒久矛盾的审问，也难以赋予这样的科幻作品以深刻的人文关怀内涵。作者如果满足于使用科幻元素构建出阶级分裂的未来模型，而忽视了乌托邦小说应有的指引或警示内涵，那就降低了作品的格调和档次。

要让乌托邦母题走进科幻小说，不是用社会问题取代科技主题，而是将科技主题推向乌托邦社会、思考科技与人性的冲突。作家如果关心现实社会中的阶层分裂、司法不公、贫富差距，大可直接创作现实主义作品，那样也远比借用科幻小说的框架来得自然。如果缺失了科学技术元素的冲突主题，科幻作品也就不称其为科幻了，这无疑是买椟还珠之举。

定稿于2016年9月4日

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听石先生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