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媒体：风险与反思

另一种娱乐至死？——体验、幻象与综艺娱乐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劳动控制

贾文娟　钟恺鸥

【摘要】　与传统产业相比，创意文化产业中劳动者的同意制造逻辑发生了新变化。电视娱乐节目制作公司为了降低劳动成本，使用大学实习生作为劳动主力。我们发现，在这项娱乐性劳动之中，管理者通过关系工作、情感工作、情怀工作将这种不付酬的劳动转化为令人愉悦的娱乐。不同于传统产业，此种劳动控制并非依托于组织制度和经济激励，而依托于关系、氛围、情怀等曾处于辅助地位的文化性因素。与此同时，制造同意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逻辑不再是传统的马克思-阿尔都塞式的：管理者通过劳动过程塑造了某种观念——以虚假意识的方式来掩盖真实存在的劳资关系；而成为拉康-齐泽克式的：劳动者借由特定体验进入了一个真实的幻象——在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中追求着自己的剩余快感。最终，劳动者进入了另一种“娱乐至死”的状态，全身心地投入到劳动之中。

【关键词】　劳动过程；劳动控制；娱乐性劳动；关系工作；意识形态幻象

“欧文·柏林有一首著名的歌，只要他改掉歌名中的一个词，他就会成为像奥尔德斯·赫胥黎那样的先知。他应该这样写：除了娱乐再也没有其他行业。”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一、娱乐至死的另一种隐喻

在绚丽闪耀的舞台灯光与震耳欲聋的音乐渲染之下，我进入了一种眩晕的状态——这个景象和英国迷你剧《黑镜》中的那个华丽、精彩而虚幻的选秀舞台如出一辙，所有人都不知疲倦地鼓掌喝彩、放声大笑……这是一个普通的周四夜晚、某综艺娱乐节目的录制现场。从以往经验看，这场录制将在明天凌晨一点左右结束，这时，艺人和观众们可以回家大睡，而我，却要通宵剪辑。为了在周五下午完成这期节目制作，博得当晚在电视机前葛优瘫的你哈哈一笑，我需要连续工作30个小时。当然，这只是上海C电视节目制作公司W导演团队实习生在3个月的实习期中，每周都要进行一次的例行工作。（田野笔记，2015年8月）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指出，我们进入了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其中的权力支配逻辑全然不同于《动物庄园》（Animal Farm: A Fair Story）的隐喻和作者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宣称的专制式思想控制，恰恰相反，这种支配是舒适的，人们成为娱乐的附庸，他们沉沦于声色犬马，然后，警醒的人民蜕化成为被动的受众，文化生活成了周而复始的娱乐。在波兹曼为大众文化担忧之前，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已经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惊觉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文化霸权——一种对观念的支配力。他指出，所谓意识形态既非冰冷的乌托邦，也不是学来的理论化，而是具体幻想的创建 ［1］。随后，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对意识形态及其运作逻辑进行了更深入的阐释：意识形态是个表象体系，它是一种被感知、被接受或被忍受的文化客体，人们在意识形态的无意识之中，获得他们同世界的“体验”关系，取得被称作“意识”这种特殊的无意识 ［2］。意识形态之所以化支配于无形，恰恰因为它所表征的是生活经验本身，成为葛兰西所述的“常识” ［1］——即懂得科学也不会改变筷子插入水中会变弯、太阳看起来是围绕着地球转的景象 ［3］ 39。况且，对于芸芸众生，生活经验和常识怎么可能是假的呢？当意识形态根植于使之出现的行为时，它便能更好地表达和指导该行为——正如阿尔都塞引用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话：“跪下，活动双唇来祈祷，你就会相信。” ［4］这是一种悲观的辩证论，意识形态似乎与生活经验本身一样颠扑不破、互相强化，使现有体制更为牢固。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体现的恰是这种意识形态实践，正如西奥多·阿道尔诺（Theodre Adorno）的反思与批判，当西方资本主义步入新时代时，标准化的日常生活借由文化工业被批量性地生产出来，大众在消费着、体验着、愉悦着的同时，获得了虚假的幸福，并消解了思想的能力与反抗的意愿 ［5］。

“娱乐至死”的第一个隐喻没有超越马克思对经济生产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认为，人们虽在生产领域受苦受难、为奴为仆，却在生活领域娱乐享受、为主为神，并以生活之精彩化解劳动之疾苦。无论是从阿尔都塞到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到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还是从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到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持续而犀利的批判。其中，“文化批判-传播理论”与“劳动批判-劳动过程理论”两种研究路径尤其令人瞩目：前者以阿道尔德、波兹曼等人为代表，关注文化、传播媒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并对文化工业、艺术审美、娱乐消费进行了犀利的批判；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ay）一脉的劳动过程理论则坚持生产中心性，以实证研究分析劳动中的同意制造。他认为，意识形态已经与经济基础交融在一起，在劳动之中消解了劳动者反抗的可能性。文化支配不仅存在于社会生活中，还产生于劳动生产时。它根植于劳动者的深层渴望和主体性中，在特定的政治体制影响下，成为更加难以察觉，却极具支配力的利维坦——“工厂政体” ［6］。在其后的研究中，学者以游戏机制 ［3］ 39 ［7］、工作场所文化 ［8］或性别操演 ［9］等详细地分析了劳动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支配。他们发现，组织制度、政治规范、社会身份等构成了支配力的源泉，当劳动者以为命运在自己手中，在各色管理机制作用下努力劳动时，却步入了资本的陷阱。如果将早先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从知识社会学意义上对意识形态所做的区分作为隐喻来对待，那么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恰似他所谓的总体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中的表现，而从综艺娱乐节目制作过程中浮现出的“娱乐至死”则产生于独特的劳动过程中，颇类似于他所述的特殊意识形态——只不过，此种特殊意识形态并非来源于个体知识分子的思想，而是来自独特的劳动过程。

2015年6月到2016年2月间，我以项目实习生的身份在位于上海市C节目制作公司W导演团队（以下简称W团队）进行了8个月的田野调查，总共参与了三次项目运作，此后还对8名实习生和正式员工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调查发现，综艺娱乐节目产业中的劳动与传统产业相比发生了转变：一方面，除了媒体受众和娱乐产品的消费者，劳动者在制作节目时同样卷入娱乐中，歌唱、表演、大笑、呼号都是常态，综艺娱乐节目的制作是一种以自身的娱乐来娱乐观众的“娱乐性劳动”；另一方面，这项工作没有时间边界、组织边界，作为劳动者的实习生没有工资，也不处于法定劳动关系内。而实习生则置身体劳累于不顾，在美妙的娱乐体验中进行着高强度的无薪劳动，生产着家喻户晓的文化产品。本文拟研究的问题是，劳动者的同意是如何产生的？这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逻辑又是怎样的？这与我们以往的认识有何不同？

今天，物质世界不断发生着惊人转变。当劳动超越了组织、劳动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边界 ［10］，当工作的“去管制化”（deregulation）已然发生时 ［11］，我们必须从两方面去重新审视经典劳动过程理论：一方面，要回到它的核心议题，给予劳动中的意识形态支配以持续的凝视；另一方面，要基于物质实践的变迁来推进理论本身。只有这样，经典理论才能在变动的时代中继续迸发活力。

劳动中的意识形态支配何以进行？在与工业社会学的对话中，布若威开辟了一条分析“同意”生产的“制度—观念”路径。在《制造同意》（Manufacturing Consent）一书中，他解释了管理方如何策略性地组织“工业游戏”，使工人产生了劳资双方利益一致的价值观念；此后的研究者则分析了管理方如何利用与种族、性别、公民权等有关的观念体系来推进管理控制 ［9］ ［12］ ［13］ ［14］。但在C公司W团队这个极端个案中，不难发现，管理者开辟出一条基于“文化—体验”的新路径。其中，劳动控制依托于关系、氛围、情怀等在传统行业处于辅助地位的文化性因素，同意的根基不是思想观念而是情感体验。与此相随，“同意”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逻辑不再是传统马克思-阿尔都塞式的：支配基于人们对虚假意识——一个用以掩盖剥削真相的观念和概念体系——的接受，而成了拉康-齐泽克式的：支配基于一种真实的幻象——一个直接告知并满足着人们欲望的意识形态化的现实——的生成。正是在C公司W团队的娱乐性劳动中，看到了波兹曼的警示——劳动者在体验着、兴奋着、愉悦着的同时，获得了想要的快乐，但消解了思想的能力与反抗的意愿。

二、市场化中的娱乐与不稳定的劳动

在向波兹曼式“娱乐至死”前行的路上，中国的步调机警而审慎。这如同玛丽·加拉格尔（Mary Gallagher）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顺序的精辟见解，市场改革小心翼翼地从经济领域的边缘地区与非核心部门开始，以避免社会主义遭受正面冲击 ［15］。而与历经40多年转型的市场领域相比，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是社会主义的心脏，其市场化在近些年才逐渐放开。实际上，对大众娱乐的警惕根植于革命年代的传统中。在糖衣炮弹的警示下，五花八门的综艺娱乐与颓废柔弱的靡靡之音被认为会瓦解群众的革命斗志，可以说意识形态与文化战线的重要性不可小觑。但在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今天，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不能被忽视，而让人们离开美剧和日韩综艺的最好方式显然是打造中国自己的文化产品。所以，即便在为民众提供娱乐产品上，国家仍然处于纠结中，但文化产业的市场化还是一步步地推进着。2009年，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认真做好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意见》，开始效仿国外的“制播分离”模式，进行本土综艺节目制作。此后，各方资本迅速涌入综艺娱乐节目制作领域，这使得我国电视节目制作机构从2007年的2874家攀升至2014年底的8563家 ［16-17］。

C公司面对的市场环境并不友好。从全球范围看，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场域，市场风向不断变化、资本之间兼并重组不断。在这里，几家寡头周边聚集了大量小而灵活的企业，后者相互抢夺生意，随时面临破产 ［18］。中国的情况则更令人担忧。国家虽然大举推动文创产业的发展，但诸如版权保护等制度规范尚待优化。行业大举发展之时，资本间的竞争却无序而残酷，虽然项目与商机俯拾即是，但风险也随处可见。此时，市场各方小心翼翼、各逐其利，位于上游的播出平台毫不手软地将风险转嫁给了下游制作公司。从2012年开始，C公司针对某档知名综艺节目与Z电视台签订了对赌协议：节目虽能在Z台播出，但由C公司承担节目制作的所有成本与投资风险，只有在收视率超过特定比例时，制作方才能参与利润分成。C公司步入了一场豪赌，这背后的资本逻辑昭然若揭：要么赢得盘满钵盈，要么输得片甲不留。

为了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大多文创企业使用了“自由职业者”（freelancer）、“玩工”（playbour）等免费劳动者进行生产 ［19］ ［11］。当然，这里还是实习劳动的重灾区，这里的劳动者被称为“学生数字劳工”“看不见的劳动者”和“希望劳工” ［20-21］。C公司的情形也与此类似。其正式员工限制在300人左右，为了完成节目制作任务，公司招募了大量项目实习生。项目实习生不同于校招实习生，后者以应届生为主，实习期结束后就能够转正，而前者以大二、大三的在校生为主，劳动时长以项目时间为限。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内，实习仅仅作为社会实践，他们与实习单位不存在隶属关系，其劳动亦不受《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的保护 ［22-23］，所以企业不为其发放正式工资、福利，不为其缴纳社保，也不制定与之相关的正式制度。“物美价廉”的优良特性使实习生成为节目制造业中的劳动生力军，各制作公司不间断地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实习招募启事。在寒暑假等热门档期，多个大型项目同时运作的情况下，C公司实习生数量往往在300名以上，甚至超过了正式职工的数量。

实习生由导演团队招收管理，其眼光审慎而苛刻。我经历了两轮面试才进入W导演团队——这支团队负责某档知名综艺节目的宣传工作，并与腾讯视频合作推出其线上衍生节目。与我一同进入该团队的还有另外19名来自全国不同高校新闻学、广播电视学或影视制作专业的在读学生，所有人都熟练掌握摄影、摄像、剪辑等媒体制作技能。令人惊讶的是，W团队一共只有5名正式员工——其中2名是总导演和执行导演，其他3名员工带领与指导实习生进行具体工作。后来，我从其中一名正式员工的口中得知，自己之所以能够进入该团队，是因为既会做剪辑又参与制作过一档养生节目。

在项目制的运作方式下，对赌协议的压力转嫁到核心导演团队中，可想而知，这压力最终落到了实习生头上。W团队参与制作的这档综艺节目共有十二期，每一期的制作都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台本制作、中期现场录制和后期画面剪辑。从项目整体运作上看，每阶段约占一个月时间。进入项目中期后，为将就艺人时间，需要两期联制，这意味着我们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0小时左右，而且周四、周五这两天会连续工作30个小时。然而，尽管每一阶段都充斥着高强度的劳动，但实习生快乐的状态持续在线：在头脑风暴中绘声绘色地表演自己的提案、在幻彩缤纷的录制现场兴奋地跑来跑去、在通宵剪片时哈哈大笑。最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档综艺节目播出效果惊人、收视率屡创新高。

2015年，这档综艺节目大热，其广告收入超过了20亿元人民币，其中插播的60秒广告价格被卖到了3000万元的高价，W团队制作的线上衍生节目的广告收入也高达2000万元。该年，C公司的营业收入超过13亿元，利润超过11亿元，利润率高达85%。但实习劳动几乎是无薪的。在W团队项目经费存在盈余的情况下，实习生能够每月支取1000元到2000元的津贴——这低于上海市2015年每月202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实习生们必须依靠父母补贴的生活费才能留下来继续工作。若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公式进行计算 ［24］，这项劳动的剩余价值率高达216%，为传统产业望尘不及。

C公司的高额利润后隐藏了一个控制难题，即怎样使实习生人尽其用。这一难题源于三方面因素：第一，行业与生产本身的独特性对实习劳动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发现，传统企业往往要求实习生承担打印资料、做PPT、给老板冲咖啡等辅助性工作，而IT技术公司会直接支付写代码的大学生以计件工资作为激励。而C公司不同之处在于，它们需要利用无薪劳动来填补资金与劳动力的双重缺口，在收视率和点击率的要求下，管理方需要实习生同正式员工一样全面地投入体力、创意和情感。这显然为劳动控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二，在工具理性的追求下，大部分实习生的目的是获得实习经验以及了解职业行情，他们并不打算将自己全身心地奉献给企业。问到为何来C公司实习时，莹莹的回答很典型：

“我之所以会来C公司，是因为舍友说在这里能见到明星，能去美国和中国台湾出差，伙食好。我想，她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而且，我想要一段实习经历和到领先的电视制作公司体验一下。我要把传媒圈全部实习一遍，了解整个行业生态、自己的兴趣、本身可能擅长的，要了解自己在职业方面有没有发展空间。”（实习生莹莹访谈，2017年10月28日）

实际上，W团队所有实习生都有在传媒机构的实习经验，甚至有人创过业。他们来C公司的目的是想了解制作公司的状况，以寻找自己的兴趣方向和就业可能。从大家的毕业去向来看，留在节目制作业的实习生仅有5名，还有7名实习生毕业后的去向与传媒完全不相关。实习的暂时状态与过客心理会增加劳动控制的不确定性。

第三，实习生的工作动力往往由“志愿者热忱”所推动，他们虽踌躇满志，但缺乏耐久力。罗斯·佩林（Rose Perlin）在《实习国度》（Intern Nation）中明确指出，尽管实习生在劳动初期往往充满热情、全心投入，但随着志愿情结与好奇心的消失，他们就会开始因为没有薪水而懈怠，这往往使管理者对激励实习生感到无能为力 ［20］。如何使劳动者保持热情和投入的状态是实习劳动的一大难题。

C公司高额利润的背后隐藏了一个控制难题，即如何使实习生自觉自愿地抛开学校课业和个人生活，在三个月的项目运作期中，全时段、全身心甚至疯魔地投入到娱乐性劳动中。进一步来看，当企业并不提供经济激励和内部劳动力市场升迁激励时，管理控制何以有效？当劳动强度令人精疲力竭时，情感整饰何以可得？当劳动合同无从可觅、口头协议无处可鉴时，雇用控制如何可达？我们发现，单纯的工具理性或短暂的志愿者热忱都不足以解释上述问题，只有进入C公司W团队的实际劳动中，才能洞察新产业中劳动控制与意识形态支配的隐秘核心。

三、娱乐性劳动中的同意制造

综艺节目的制作是一项娱乐性劳动，这种劳动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形式、内容和产品皆为“娱乐”。在工业劳动中，劳动者通过操作机床、配合流水线等体力劳动来制造工业产品，这些工业产品用以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而在娱乐性劳动中，劳动者是通过提供笑话、表演、游戏等创意来制作综艺节目、搞笑视频等文化产品，用以满足受众的感官娱乐与精神文化需要。具体而言，制作台本时，大家要通过头脑风暴想段子；在现场录制时，要努力搜集各色笑料做素材；还要通过视频剪辑提升节目的视听冲击力。总之，劳动者是以“娱乐”的方式进行生产，并努力以自身的娱乐来为观众提供娱乐。

当被问及在仅能获得极少边际收入的情况下，操作工为什么依旧拼命超额工作时，布若威明确指出，劳动过程中的支配不仅单纯依靠生产的政治规范性工具——一系列正式制度，更仰仗于意识形态规范性工具 ［6］ ［25］。他发现，管理者将工作组织成“游戏”以说服工人积极投入其中。而在C公司W团队，管理方使劳动成为“娱乐”。

从本质上看，“娱乐”与“游戏”无甚差别，无非是阿尔都塞笔下那用以将劳动控制与意识形态支配融合在一起的“物质仪式”，在劳动的非劳动化中，发挥出使劳动者难以遁身的“自动机”功能 ［26］。但从炮制伎俩上看，两者并不相同：“游戏”侧重竞技，要求通过制度伎俩设置规则；而“娱乐”侧重体验，需要通过文化策略愉悦感官。那么劳动的娱乐化如何成为可能？怎样在达到劳动控制的同时激起劳动者的娱乐体验？从C公司W团队的案例中，可以发现三种分析上有别但实践中不可分的文化策略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关系工作、情感工作与情怀工作。下文，在呈现劳动过程的基础上，分析这三种策略的运作方式，进而剖析“娱乐”背后的意识形态支配逻辑。

1.前奏：关系工作与愉悦体验

人们与同事在一起工作、与工友在一起劳动、与朋友在一起娱乐。形塑合适的关系是正确劳动的前提与必要条件。W团队的正式员工深谙人们只有在舒适的“关系”中才能尽情投入娱乐、自然流露快乐，基于此，打造亲密关系是他们引导实习生走向“娱乐至死”的第一步。而实习生初入团队时期的期待、热忱与困惑状态会使“关系”的打造事半功倍。

维恩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认为，单靠网络结构和制度规定不足以形成“关系”，“关系”是“做”出来的，她将人们打造和维持特定“关系”的行为称为“关系工作”。人们在频繁的互动中，通过打造“关系包”——即标识出关系、赋予关系以独特称谓和意涵、划定关系的边界、选择合适的交换媒介，塑造出各种有利于经济行为的“社会关系” ［27］。W团队的正式员工没有读过泽利泽，却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关系工作”，他们通过赞美取悦、关心帮助、礼物馈赠与实习生建立亲密关系。

实习生进入团队后，就被指派给不同的正式员工进行管理，并尊称他们为“老师”。这时，“关系工作”就开始了。来自武汉大学新闻系的茜茜在进入团队的第一天就被W女士感动了。她说：

“我是一个人去的上海。刚来团队的时候大家都相互认识了，我却连老师的名字都叫不上来，那时候就很孤独无助。W老师那几天就一直问我租到房子没有，生活用品都有没有。当我问她附近有没有超市时，她竟然就开车载我去了，还说要是没有被子什么的，就从家里给我带过来。我当时觉得可暖心了！”（实习生茜茜访谈，2016年10月24日）

确实，“老师”们虽是实习生的招募管理者，其收入取决于项目的盈利程度，从其工作属性上看，与建筑业包工头、旧社会纱厂的拿摩温并无二致，但W女士的所作所为既不同于动辄就欺压打骂纱厂女工的拿摩温 ［28］、对建筑工人颐指气使的包工头 ［29］或魏昂德（Andrew Walder）笔下的班组干部 ［30］。上述研究中的讨好是自下而上的：女工给拿摩温送礼、积极分子向领导敬献忠诚、建筑工同意工资拖欠。而在W团队，取悦是自上而下的：“老师”们做实习生的知心朋友与人生导师，关心他们是否习惯上海、是不是与男朋友吵架了，还送给他们各色文娱活动的门票。

“看！这是我在草莓音乐节上的照片！”从草莓音乐节回来的佳佳喋喋不休地对我说GALA乐队现场比CD好听多了、林宥嘉比照片帅多少倍、陈绮贞本人有多甜美……大家不耐烦地附和着。在过去几天，所有实习生的朋友圈都被她刷屏了！在此前一段时间，这位来自南昌大学的实习生在工作期间唉声叹气、心神不宁，嘴里一直嘟囔“好想去看草莓音乐节”。谁料曾经做过娱乐记者的W女士竟然送给她几张媒体票，并准许她休几天假放松一下。在音乐节的那几天，佳佳不断地在朋友圈中致敬W女士。这种狂喜在接下来的几周被带到了工作中，佳佳在头脑风暴中表现非常活跃，做游戏时也很投入。

来自宁波大学的小瑾对小清新并不感冒，她说自己的梦中情人是休·杰克曼。在某一个沉闷的午后，小瑾和H女士一起剪片时，忍不住发了句牢骚：“我不想剪片了，我想回家看《金刚狼》！”H女士立刻说：“你别剪了，我带你去。”小瑾睁大眼睛问：“什么？”H女士说：“今晚《彼特·潘》上海见面会，休·杰克曼来的，我有采访任务，和我一起去吗？”小瑾连连点头。当天晚上，她就跟做梦似的坐在电影见面会的前排，流着口水盯着她的男神看了一整晚。她后来说：“这怎么可能呢？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当时差点哭出来！”

惊喜、新鲜感与志愿者热忱的叠加让实习生对“老师”的好感度陡然提升。在私下聊天时，小瑾说：“这里的老师和我之前在电视台实习的时候不一样。他们不是那种有工作就叫你，没工作的时候和你什么事都没有的那种关系。这里的老师更像一种伙伴。”与学校老师与电视台领导相比，W团队的“老师”不仅为人慷慨、风趣、善解人意，而且给实习生带来了幻彩缤纷、活力四射的生活。他们就像狄俄尼索斯的女祭司们，友善喜悦、载歌载舞且充满魅力，吸引那些来自底比斯城的信徒们与其一同进入了狂欢。谁还需要彭修斯的律令呢？

取悦实习生只是手段，让其高高兴兴地劳动才是目的。阿什利·梅尔斯（Ashley Mears）在对夜店暖场“女孩”无薪劳动的研究中指出，掮客通过赠送礼物、提供津贴吃住、开展恋情等关系工作，将他们同“女孩”的劳动关系转变为亲密关系，进而使其甘愿奉上无偿劳动 ［10］。与此类似，W团队的关系工作也被用于管理控制中。例如，随着关系的推进，H女士开始差遣小瑾承担额外的任务。有一次，两人一起去澳门做节目，回来后H女士将剪辑工作全交给了小瑾，并说要给她补贴。小瑾接下了工作却拒绝了报酬，她说：“我就是帮朋友个忙，哪有帮朋友忙还拿钱的？”而在W女士的帮助下置办过生活用品的茜茜，经常在周日帮忙做剪辑。她说：“从朋友的角度看，她有困难，我又有时间，就没有推辞的道理。”此外，“关系”还被用以解决工作矛盾。当佳佳因没有做成跟拍导演而心有不满时，W女士就像撒娇般地问她：“佳佳你怎么啦？是不是有心事？”当佳佳提出换岗要求时，W女士便向她诉说自己的难处。佳佳后来说：“有人关心我，我心情就好多了。W老师叫我佳佳时，我觉得特别亲近。她对我说了难处，我就想别为难人家了，老师们也不容易。”小情绪便就此作罢。朋友义气甚至使个别实习生放弃了回家过年。小萍说自己之所以在2016年春节期间留在公司加班就是因为：“为情所困，将心比心。现在到了我们帮她们的时候了！我们不能撂下一堆事就走了呀！不仗义，也不地道。”综上，亲密关系以人际关系替代正式制度、以社会交换替代市场交换 ［31］，方便了罗伯特·爱德华兹（Robert G.Edwards）笔下管理控制的达成 ［32］。

但关系工作与意识形态支配的关系更值得关注。从上述案例可以发现，关系工作构成了“娱乐至死”的基座与前奏：一方面，正是被取悦的愉悦体验使实习生毫无顾忌地投入到后续的劳动中；另一方面，亲密的关系使肆无忌惮的玩乐和表演成为可能，快乐体验也更为热烈和直接。最后，关系工作使特定人类活动的性质悄然地发生着转变。理论上，运用劳动力生产某物的人类活动是“劳动” ［33］，但在实践中，当“老师”带着实习生今天见明星、明天看演出，并不断强调“我们是在一起开心”时，劳动与娱乐之间界限逐渐模糊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关系工作构成了劳动娱乐化的第一步，为娱乐性劳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2.正曲：情感工作与娱乐体验

亲密关系建构起来后，劳动者就正式地进入了“娱乐”环节。在生活实践中，“劳动”与“娱乐”不是干巴巴的概念，而是真实的人类体验。工资劳动的体验很糟糕：“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 ［34］而娱乐体验很美好：悦目的图像与令人兴奋的音乐使人们获得了莫大的享受 ［35］ 207。但劳动怎么被体验为娱乐呢？情感工作在此发挥了关键作用。

节目录制本身就是个令人兴奋的体验：当全黑的舞台响起悠扬的音乐，柔和的追光伴随着樱花雨洒落下来、任由歌手的低吟浅唱飘荡在夜空时，实习生们也被感动得落了泪；当摇滚歌手抱着电吉他愤怒地跳跃，身体不可抑制地颤抖时，大家亦随他一起吼叫。“美的景象给我们提供愉快” ［36］ 276，在娱乐性劳动中，大家的眼睛、耳朵、嘴巴所接收到的讯息使大脑分泌了足量的多巴胺，心情也随之被点燃了。这时，没人会在意跑来跑去地搬运道具、蹲在嘉宾脚底下做录音、藏在观众之中引导情绪有多么辛苦。但是，在为期一周的节目制作中，现场录制仅占一天时间，剩下的5个工作日，实习生们需要用3天时间讨论并制作台本，其中还有一次通宵剪片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娱乐”的产生就需要借助特定的情感氛围。

在娱乐节目制作中，正式员工运用了表演法、游戏法等策略来营造娱乐氛围。

在运用表演法时，管理方使大家互为演员与观众，策略性地营造出光怪陆离的舞台效果，将台本讨论变为一场喜剧演出。例如，在W团队的一次头脑风暴中，当整个团队处于疲惫与沮丧中时，向来严肃认真的K老师站了起来，说道：“我来吧！”随后，表演系毕业的他清了清嗓子，捏起兰花指，摇曳着中年男人轻微发福的身躯，用浑厚的嗓音献上了一段《痒》，当他唱着“来啊！快活啊！反正有大把时光”时，所有人被逗得前仰后翻。戏剧能够通过演员的肢体语言引发出观众心灵中的热情 ［37］，实习生小智就被这种造作而兼具本色的表演感染了，他兴奋地站起来大喊：“你这个不行啊！我来我来！”并立刻反串了《渡情》一歌中的男女两角。正式员工身处在实习生之中，适时打开他们的情感闸门，以示范、引导、鼓励等方式激发他们的情绪。

在游戏法中，劳动者会共同参与到各种无聊但欢脱的游戏中去。在一次讨论中，W团队从一部称为《没有黄色笑话的无聊世界》的动画中获得灵感，设计出一种游戏：他们试图让艺人把最紧的丝袜套在头上并唱歌，唱完后，还要比一比谁把丝袜脱得快。佳佳在解释游戏时，把眼睛眯成一条线、用手指按出猪鼻子说：“怎么丑，怎么来！”娱乐氛围形成后，其他人也会受到感染。随后，几名实习生就想出了另一个游戏：他们倒骑在办公室的转椅上，手扶着椅背，嘻嘻哈哈地用脚把自己往前推，比一比谁走得更远；还有实习生拿出吹风机，一边用最大挡位吹向嘴巴，一边唱着：“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随风变换的嘴型与支离破碎的声音让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与讨论台本相比，通宵剪片则较苦闷。每周四的深夜11点，当公司大楼空无一人时，J女士、H先生和K女士就会带着实习生来机房通宵工作。让实习生在身心俱疲时仍然哈哈大笑的秘诀是讲笑话。讲笑话之所以能化剪辑工作于无形，是因为它：①能激发出团队的凝聚力 ［36］ 276。H先生是W团队的热场圣手，每到后半夜，实习生精神萎靡不振时，H先生就会引起话题。在一番你来我往的插科打诨中，大家的“搞笑”热情又熊熊燃起。②娱乐视频与笑话的叠加制造出令人目不暇接的感官刺激，将视频剪辑转变为大家一起“恶搞”嘉宾、互相打趣的深夜嗨趴。H先生总是边剪视频，边制造“娱乐事件”：在笑话这个催化剂的作用下，难熬的通宵劳动被转化成了疯魔的夜生活。正因如此，在聊到剪片的工作情境时，晓敏轻松地说：

“凌晨在机房的时候，就是一群神经病在那里哈哈大笑。如果不是在做节目，就会觉得这群人都有病，还不轻。”（实习生晓敏访谈，2016年10月26日）

霍赫希尔德认为，除了劳动者的身体，其情感也是资本管理的对象 ［37］。在娱乐性劳动中，情感整饰的目标是快乐和搞笑。在这里，正式员工通过情感工作这个文化伎俩，经由表演法、游戏法和笑话营造出娱乐氛围，使劳动者的快乐情绪自然升腾，化情感整饰于无形。而借由情感工作，波兹曼笔下那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没有思想的趣味得以产生 ［35］ 94，并满足了年轻人的娱乐需求。如果说关系工作模糊了娱乐与劳动的界限，那么情感工作则使娱乐本身成为实习生的实际体验。此刻，另一种“娱乐至死”便翩然出现了：娱乐的意识形态效果在于，它透过感官而非头脑发力，让劳动者在瞬时情感满足中放弃了深思，将语无伦次的自我剥削变得富有吸引力。在这个意义上，娱乐节目制作者与电视观众并无二致，两者都成了表象世界的俘虏。

3.高潮：情怀工作与崇高体验

当节目录制进入最后六期时，实习生已经连续数月每周工作近60小时，即便将劳动当作娱乐，这也是吃不消的。有人开始整夜失眠、有人大把掉头发，喜人的娱乐正在变成难熬的劳动，很多人进入了情感耗竭状态 ［38］。在缺乏劳动契约的情况下，工具理性的考量涌上心头，实习生开始犹豫要不要就此退出，不安感逐渐蔓延开来。到了这一阶段，若使实习生继续留下效劳，仅靠关系工作、情感工作是不够的，W团队还须激发出实习生的牺牲精神和崇高体验。

在管理学研究中，研究者经常倡导通过宣扬企业文化来提升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39］。几乎每个现代企业都宣称自己有独特的企业文化，并将诸如“奉献”“勤勉”“以人为本”等标语写在公司网站上、挂在墙面上甚至印在文具和纸杯上，用以指导劳动者的行为。但在W团队，激发出实习生牺牲精神的并不是这种规范性手段，而是文化性的情怀工作：管理方将通过演讲、励志故事、抒情文字等戏剧化方式将个人旨趣传递给受众，进而激发出后者特定的伦理行为。规范制度往往浮于表面，但情怀工作则能融入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以极其个人化的方式呼唤并赞颂着企业文化，并达到了直指人心的激励效果。

“为传媒理想而牺牲”是C公司最重要的企业文化之一，它发轫于公司的创始期。在初创团队军心不稳时，总经理J先生曾给因长期熬夜、困顿不堪的众人打气道：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C公司人都是上帝派来的天使。生而负有使命，上帝将我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冥冥中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制作这样的一档节目。”

这种不可名状的“笃信”瞬间击中了所有人。副总经理D先生眼里泛着泪花一字一句地重复道：

“我们拥有使命，因此我们注定比常人承担更多、牺牲更多。我们C公司人是不一样的。”

此刻，令人震惊的使命感凌驾于一切理性争辩与阐释逻辑之上，J先生抒情诗般的演讲将众人感动哭了。最终，初创团队在做出了极大的自我牺牲——甲亢、咳血、心脏病——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而在团队层面，讲故事是最常用的情怀工作方法。在其中，企业文化以一种极其个人化的方式宣扬着。W女士是C公司宣传总监L先生的忠实粉丝。在团队首次聚餐中，当十几号人坐在香天下火锅店，喝着啤酒憧憬未来时，W女士给大家讲了L先生的传奇故事：

“L叔叔以前做严肃新闻，他是最早赶到汶川地震现场的记者之一。汶川地震的消息传来，火车都停运了，但L叔叔想都没想就搭乘最近的一班大巴去了灾区。还没进入灾区，路就断了，当时没水没电，没人愿意送他，他就自己一步步走进灾区。……你们不要以为做综艺节目是简单的事。公司大佬们都是做新闻出身的，但我们为什么要转型做综艺？难道我们没有新闻理想了吗？不是的！做中国最好的综艺也是理想，能让人在轻松娱乐中做一些高远的事情也很了不起……”（W女士访谈，2015年5月27日）

这则“为传媒理想而牺牲”的故事令年轻人深受鼓舞。那天晚上，佳佳心潮澎湃得像取了真经，她在回家的路上跟我说：

“前辈们原来这么了不起！我以前只觉得娱乐就是逗人笑而已，但是能让人笑出来为什么不能是一项事业？”（实习生佳佳访谈，2016年10月24日）

当实习生做好“牺牲”的准备后，管理方便开始通过抒情诗来进行激励。王尔德“我们都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的箴言在C公司广为传唱。副总裁T先生在媒体采访时就说过：“我们是煤窑工人，苦得暗无天日。但即便在阴沟里，我们也有权仰望星空。”在最后几周，W女士也时常用这句话来激励精疲力竭的实习生。实习生在私下交谈时也会说：再苦也不能放弃传媒理想。而在牺牲中，劳动中获得了“崇高”体验——一种康德意义上的感官快乐，以痛苦与震惊为基础的欢欣之感。这种体验能使人们从苦痛中获得“悖论性愉快”、在阻滞中获得惊人的生命力 ［36］ 77。佳佳曾认真地描述自己的感受：

“我的眼袋就没有下去过！但主要是看你心里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我觉得我不是和你利益互换的关系，就像……有一次我带的艺人被淘汰，我当时都哭疯了。我了解你付出很多，我也是这样，大家更像是为了共同事业而奋斗的战友。”（实习生佳佳访谈：2016年10月24日）

上述崇高之感因与大家战友般的情谊联系在一起，进而被所有人共享了。一次，经过漫长的剪片，大家抬起头惊觉东方既白时，小杰——一名来自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编导专业的实习生突然问大家：“我们现在算不算在阴沟仰望天空？”大家望向彼此，竟哈哈笑了起来，仿佛经由通宵剪片，自己真成了普罗米修斯。

当然，除了正面讴歌，管理方也会通过召唤“自我牺牲”阐释价值合理性。年轻人总想证明自己，正式员工就利用这点来激将他们。对成就动机强的实习生，这种方法很是受用。当我问小瑾是怎样坚持到最后时，她说：

“我本来不想留在团队了，但老师说，离成功就差一步了。她说，等节目大获全胜，我的名字会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我想，都走到这儿了，功亏一篑就太可惜了。”（实习生小瑾访谈，2016年10月8日）

最后，公司年会是一场讴歌情怀的盛大仪式。负责人纷纷上台讲述其团队攻坚克难之壮举，这往往会令实习生认为过去所有的付出和牺牲都是值得的。年会高潮是L先生对家国情怀的歌颂，其中一段如下：

“我们期望螳臂当车地用音乐讲述回归。……回归到华语音乐或者中华文化最早孕育的地方，虽然这里野草丛生，还并未开满鲜花。……我在这个国家长大，我从小到大接触的，都是这个国家最普通的人，我从事着最容易被大家看到的事业。所以，当我有机会的时候，还有什么比诉说自己的国家更重要的职责？”

当晚，有三名实习生在情怀的感召下决定要“二进组”继续实习，曾想退出团队的小瑾就是其中之一。那天晚上，她将L先生的演讲转发到朋友圈，并激动地写道：

“为什么这个节目总给我一种不是娱乐节目的感觉？因为大boss是一个向往诗与远方的人。小年轻总是这样被打鸡血打到爆炸。”（实习生小瑾访谈，2016年10月08日）

在热情与笃信的鼓舞下，小瑾继续在C公司实习了半年。佳佳坚持的时间更久。即便W女士明确告诉她，公司没有进人名额，请她多看看别的职业，但佳佳还是留在C公司实习了一年之久。她在访谈中说：“我觉得除了做编导，我没有其他喜欢做的东西。”

至此，我们发现了情怀工作对于劳动控制的重要性：在没有劳动契约和工资激励的情况下，管理方是通过对传媒理想的讴歌、对自我牺牲的颂扬，而使实习生克服了身心疲惫，迸发了精神力量。“思考不是表演艺术，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 ［35］ 119，但情怀工作需要的只是表演艺术。经由情怀工作生成的崇高体验满足了受众的情感需要，抑制了他们严肃思考的能力。在神性光辉的照耀下，“娱乐”不再是毫无深意的庸俗趣味，而成了向世间播撒快乐与希望的精神力量。至此，警醒的“娱乐至死”终于升华到了另一个层次，成了“崇高”的娱乐，值得人们为之牺牲。最终，借由对娱乐的反思，娱乐反而大获全胜了。谁说酒神的故事只是个狂欢的故事？它原本就是个承担牺牲、受苦受难的故事 ［41］。

综上所述，从劳动控制与体验塑造两个方面分析了三种文化策略对制造同意的作用。从劳动控制上：通过关系工作，管理方得以顺利地进行任务分派、纠纷协调等管理控制；通过情感工作，管理方得以使实习生呈现出快乐情绪，化情感整饰于无形；而通过情怀工作，管理方使不受劳动合同约束的实习生变得稳定，使雇用控制得以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支配是意识形态上的，它根植于劳动者的娱乐体验中。体验的塑造方式：首先，关系工作制造出了自上而下取悦的亲密关系，令实习生感到愉悦；接着，情感工作制造出了特定情感氛围，让实习生获得了真实的娱乐体验；最后，情怀工作使实习生在自我牺牲中获得了崇高体验，使庸俗的娱乐升华为崇高的娱乐。结果，在缺乏雇用契约、经济激励和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劳动者依然迸发出了令人惊异的劳动热忱。当然，为期3个月的项目一旦完成，实习生就会被解散，待下一个项目开展之时，W团队会再次招收新鲜血液。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种文化策略虽在分析上有别，但在实践中并不可分。没有关系工作，娱乐体验便会丧失“众乐乐”的根基；缺乏情感工作，娱乐氛围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无情怀工作，娱乐本身就会在批评质疑中消逝。从具体实践上看，这三种文化策略一定是相互支撑的：从顺序上看，关系工作最先进行，情感工作随之展开，情怀工作适时融入其中；从主次上看，在项目初期，关系工作最为重要，进入项目中期，情感工作成为核心，到了项目末期，情怀工作会变成支柱；从运用上看，在面对不同问题、不同个体时，三者又会以不同方式灵活糅合。总之，三种文化策略从劳动控制与体验制造两个方向共同发力，使“娱乐”这项物质仪式得以生成。

4.从观念到幻象：意识形态支配的新逻辑

社会学者曾长期视意识形态为遮蔽社会现实的“虚假意识”。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的历史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它使人们产生了特定的价值观念，让人类看不到自己同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进而更依附于既存的生存条件 ［41］。阿尔都塞继承并推进了这种观点，并指出，“意识形态是个表象体系，……它们在多数情况下是形象，有时是概念”。 ［2］布若威对美国芝加哥联合企业的研究就沿袭了这种理论脉络，认为“劳动过程被组织成了一场游戏，而这场游戏所定出的目标，构成了散布在工作场所的价值观”，即劳资双方利益一致的“观念” ［3］ 228。之后的研究者探讨了诸如“女性更应该提供照料” ［42］“人人当老板、个个来管理” ［7］等基于性别、行业、社会身份的观念是如何影响劳动者的，使制造同意得以可能。

但是，物质实践本身正在转变。在价值趋向多元化的今天，是否存在统一和系统的“观念”本身就是个问题。W团队实习生观念变动太频繁、人人想法皆不同。茜茜曾公然嘲笑提醒她“当心被骗”的辅导员——这名辅导员曾质疑C公司为何既不签实习协议，也不规定实习时间。当我问及一名实习生有没有觉得被剥削时，她大笑着说：“你不能问我这个工作狂，我喜欢忙碌的状态。我喜欢一直工作，我觉得能在工作中找到人生的意义。”还有一名实习生告诉我：“反正要劳动，为什么不换一个舒服的姿势？”不管你如何大声疾呼这项劳动的剩余价值率超过200%，实习生都表现得毫不在乎。时至今日，研究者用“揭面具、撕面纱这些意在掩藏赤裸裸现实的隐喻”来认识意识形态的作用将一无所获，因为意识形态的秘密不再是一个关于内核的秘密 ［36］ 39。

当TVB经典台词“做人呢，最紧要就是开心”被不断传唱，当上海政通路立起“你一定要快乐”的标识时，研究者必须注意到，资本话语也从郭台铭的“成长，你的名字就叫痛苦”转变为“你们一定要快乐”。如果我们还紧抱着意识形态就是“观念”的分析范式不放，将丧失对诸多新现象的理解。今天，意识形态的秘密不再是“内容”上的，而是“形式”本身：它不再是“掩饰事物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构建我们的社会现实的幻象（fantasy）” ［36］ 28。当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颠覆性的精神分析思路被引入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时，“幻象”就不可被理解为一个提供逃避现实的出口。相反，它就是现实本身——只不过，这个现实是意识形态化的，它可以使人们逃避某些创伤性的、杂乱无章的内核，并获得自己渴求的某物。这正是波兹曼“娱乐至死”的逻辑：电视提供给观众目不暇接的感官刺激，使其沉浸其中并放弃了理性严肃的观点；这也是C公司的情况：劳动同意不是基于某种思想观念，而是娱乐幻象——一个向人们提供瞬间快感的“现实” ［36］ 28。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体验”的建构置于劳动同意的分析核心：是关系工作、情感工作与情怀工作等文化策略所烹调出的娱乐体验使实习生成了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他们在“一定要快乐”这个大他者律令下，展开双臂拥抱着令人兴奋的自我剥削。这时的“娱乐”，构成了区别于“游戏”的另一种物质仪式：它通过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幻象”、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使高强度的劳动变得令人愉悦，让劳动者沉迷其中。

四、发现征兆与穿越幻象

当布若威将意识形态支配纳入对劳动控制的分析时，其遭到的诟病之一就是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同意的层面，似乎认为管理霸权是不可避免且易于存续的，忽视了劳动者的质疑与反抗 ［7］。在与我一起进组的20名实习生中，有10名实习生工作至项目结束，有5名因为工作失误在中途被清退，另有5名实习生主动退出了团队——其中的两名指出了W团队中劳动的不公正性。可见，W团队中的劳动控制并非是滴水不漏的。虽然多数实习生在意识到W团队中劳动的不公正之前，项目就已经结束了，但是，还是有少数实习生对符号秩序产生了怀疑。葛兰西指出，意识形态“霸权”的概念是个争霸过程，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并解释了社会中冲突与共识的现象、支配与抗争的过程。霸权的维系或“历史结果”正在于对反抗与异己行动的应对 ［1］。基于此，我们将在这一部分分析两名中途退出的实习生的意识和行动，及其行动选择对“娱乐”幻象构成的影响。

1.劳动中的征兆浮现

“意识形态幻象的全部目的就在于尽力掩盖、克服现实中的裂缝，营造一个完美社会存在。” ［43］在C公司的综艺娱乐节目制作过程中，这个裂缝是娱乐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劳动存在于生产领域之中，通过身体机能的运用将活劳动加入死劳动进而制造出各种产品，娱乐存在于再生产领域，通过感官刺激带给人快乐体验进而放松身心。更何况，在缺乏工资、福利、转正机会等制度激励的高强度劳动中，实习生难以产生本源性的愉悦。而借由娱乐化机制和意识形态幻象，两者得以缝合在一起。但是，即便由意识形态幻象所缝合的符号秩序有能力维持动态平衡，在它的内核和中央，依然存在着某种陌生的创伤性因素，保持着原貌、无法融入这一秩序之中，它们像“外在的隐私”一般，能够被看到，并会成为符号秩序被全盘抹杀的“征兆”。当娱乐化机制出现失误时，那些自相矛盾的话语和事件就成了“征兆”，破坏着“幻象”的内在一致性。我们发现，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实习生会凝视它们。

2.“征兆”的不断累积

自相矛盾的征兆性事件如果在一名劳动者身上不断出现，就会使其注意到符号秩序的混乱。小颖的例子非常典型，接连发生的意外使她对W团队感到忍无可忍。

在第一个月的工作结束时，小颖就发生了状况。她突然接到公司财务的电话，对方不耐烦地通知她，因为她的银行卡信息不完整而无法支付其津贴。当小颖坚持发放津贴并不需要开户行信息时，公司财务回复道：“我反正四点半下班了，你不和我讲，我就不给你打钱了！”结果，小颖当月的津贴就打了水漂。这件事让她大受打击：

“我一想我辛苦了一个月，居然因为这么个问题就没钱拿，我很难受。真是越想越难受……我一个人在外面做了那么多，居然还要受财务的气！我一气之下就想不干了。回家好了。反正想学的也学了，又不欠他们的！”

但在这时，关系工作发挥了效果。小颖话锋一转，又说：

“但是，一想到老师们这么好，我就觉得对不起他们。”（实习生小颖访谈，2016年11月7日）

然而，老师的好形象在项目中期时崩塌了。第二个月，小颖因过度劳累罹患了尿路感染，但因为羞于说明病情，就以“学校有事”为由向W女士请了10天假。了解实情后，W女士虽在口头上对小颖表示了关心和慰问，但是根据每天100元的标准对她进行了经济扣罚，结果，小颖当月津贴全被扣光了。想到毕竟是自己违反规则在先，她只好认栽：“是我的不对……在团队需要的时候没能帮上忙。”不料没过几天，她又出状况了。这次，她被W女士安排做跟拍导演，但在录制的前一天，遭遇了电信诈骗——被一名谎称是摄像师的人骗了3000元钱。结果，小颖不仅没有拿到应得的工资，还损失了3000元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的注意力转移到超长工作、经常熬夜、情感耗竭等负面体验上。

2016年春节，当W女士要求小颖春节期间留下加班时，后者愤而离开了团队。在访谈中，她说：

“经常熬夜、工作强度又大。老师们根本不是朋友！真朋友应该考虑对方的感受，但老师们对我（回家的请求）推三阻四，连过年都要留在公司加班。我到底为了什么？这点工资还没爸妈给的红包多！”（实习生小颖访谈，2016年11月7日）

小颖的案例告诉我们，征兆性事件在个别劳动者身上的累积会颠覆劳动者的娱乐体验，而劳动者对征兆的凝视终将使其发现符号秩序的自相矛盾。这时，这名劳动者就展开了对幻象的质询与穿越。

3.权威性的局外人指出征兆

尽管征兆性事件的累积会使实习生关注幻象的自我矛盾，但像小颖这样不幸的实习生毕竟很少，对娱乐幻象的更大挑战往往来自实习生的父母等权威性的局外人。尽管年轻人对父母的劝诫总是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抵触，但他们渴求家庭的关爱，并承认父母的社会经验确实会带来一定的帮助。所以，当娱乐幻象中的自相矛盾经他们之口道出时，微小的征兆就被放大了。以小曾的遭遇为例。她在春节加班前曾与母亲进行了一场争论：

小曾：“我今年春节不回家了，要留在公司加班。”

母亲：“你就是实习生，以后又不是真要干这一行，你还要读书，为什么要这么拼命？”

小曾：“我实习又不是一定为了在这里工作！”

母亲：“你工资这么低，最多才两千块。我直接给你包两千块压岁钱，你别干了，快回家。”

小曾：“这不是钱的问题！做人要尽责，我把事情做完就好回去了。”

母亲：“工资那么低，工作时间又长，你就是被骗去当童工！”（实习生小曾访谈，2016年11月7日）

经过这场争论，“被骗当童工”这句话在她脑海中沉淀下来。她开始思考，“娱乐”究竟是自己的真爱，还只是一份工作？自己为什么要留在这里？之后，她留意起正式员工的言行，并发现了自相矛盾之处。她告诉我：

“悦悦和G先生关系很好，但悦悦离开C公司后，G先生却在我们面前讲她的坏话，还说出‘搞得我们很熟一样’这种话。难道我们不熟吗？朋友之间不能私下讲坏话，他翻脸也翻得太快了吧？后来，有个实习生因为我的原因被开除团队，我就很愧疚，然后和G先生讲起这件事。没想到他说：没关系，都是过客，会有新实习生的。我当时就陷入深深沉思。难道我也是过客？”（半结构式访谈：实习生小曾，2017年3月15日）

随着对征兆性事件的注意，小曾眼中的现实完全变了一番模样，她的工作动力锐减，并想方设法地怠工，最终在次年的三月份以研究生开学为借口离开了团队。

在上述两种特殊情况下，当劳动者遭遇到使其自尊受到践踏、娱乐体验受到破坏的事件时，他们就会开始思考自身的实际处境，而工资扣罚、春节加班和人际纠纷是最容易引发思考的“征兆”。这时，少数实习生会从创伤体验和痛苦感受中发觉娱乐性劳动的自相矛盾之处——作为廉价劳动力被利用的他们不可能持续地快乐下去。

4.征兆不会传染

小颖与小曾的退出在W团队没有掀起丝毫波澜，其他实习生并未受到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从“征兆”的本身属性上看，它往往是反常的和易于掩饰与阐释的，只有在娱乐化机制出现失误这种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它才有机会浮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缺乏公开的严肃性沟通的情况下，实习生倾向于对他人的不幸遭遇进行个体化归因。

W团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对他人离职原因不予追问和公开讨论。这一方面是因为当事的实习生不愿意讲，另一方面是其他人无法理解当事人的感受。从第一个方面看，小瑾曾告诉我：

“我们从不刻意问别人为什么离开。就算你问，别人也会说是学校有事或爸妈要骂。人家不愿意讲出来（真正原因），谁都知道如果想继续实习，学校和爸妈都不是问题。”（笑）（实习生小瑾访谈，2016年11月7日）

毕竟，社会征兆总是栖身于个体的伤疤之中，它“像人身上的寄生虫，正在‘破坏游戏的进行’，但是如果我们消灭了它，情形会变得更糟：我们会失去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那些已经受到威胁，但还没有被征兆所消灭的” ［36］ 109。因为涉及内心的隐秘看法，大家明显抗拒讲述自己的离职过程。结果，没人愿意被别人揭短，也没人不知好歹地去揭短。

虽然缺乏公开讨论，但流言蜚语总是存在的。当我们旁敲侧击地了解他人为何离开时，其他人就会依据八卦信息进行个体化归因。例如，有人认为，小颖之所以走是因为W女士和J女士不喜欢她；有人说，莹莹离开团队是因为她太懒了，有好几次，她一下班就走了，还有一次通宵剪片后，她没等W女士审片就先回家睡觉了；还有人认为小曾之所以会觉得被利用，是因为她本来就是“老油条”。不管是谁走了，留下的实习生都会将问题个体化与特殊化，并坚信此类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结果是，那些注意到“征兆”的实习生就像手指上的倒刺，与团队氛围格格不入，他们的离开反而为团队主动排除了隐患，使其他成员更加和谐。

可以说，意识形态支配的稳定性不仅建立在对完美社会存在的建构上，还建立在挑战符号秩序的困难上。符号秩序的罅隙虽然能以“征兆”——口误、失误、偶发事件等反常形式被个别实习生识别，但是公开讨论的缺乏以及个体化归因会将实习生面对的共同问题肢解成每个人面对的特殊问题。当心有不甘的实习生离开时，他们也作为不稳定因素被清除出了团队，符号秩序并没有受到威胁，意识形态幻象反倒更巩固了。

五、余论

当波兹曼批判电视文化，说出“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时，他并没有提及娱乐性劳动 ［35］，而我们在综艺娱乐节目制作的劳动过程中发现了另一种“娱乐至死”，即劳动者在美妙的体验中放弃了任何重要的观点，主动参与到自我剥削中。此种“娱乐至死”隐喻了当下综艺娱乐产业中的劳动控制与意识形态支配逻辑。

今时今日，唯一确定的就是变动。娱乐性劳动的土壤和肥料与传统工业生产并不相同。在娱乐节目的市场，一方面，产品需求多种多样、用户口味变化无常，另一方面，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固定资产需求不大，这使得创业者云集于此。虽然政府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但市场本身规范不足；虽然国家层面对新闻内容审查严格，但对企业经营行为并不干涉。从劳动督查上看，新产业受到的重视比不上转型升级中的传统产业：在这里，无薪劳动与长期加班广泛存在。光鲜亮丽的产业被竞争与风险浇灌着，这种政治经济的新土壤孕育出了制造同意的新逻辑。

在这套新逻辑中，主导性的劳动控制方式是文化性的。C公司W团队的案例呈现出了文化性策略被用到极致时的状况：亲密关系这种柔性的方式被管理方用以进行任务指派、工作传达、协调纠纷等管理控制；情感工作被用以营造特定的情感氛围，进而化情感整饰于无形；情怀工作被用以激发劳动者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使实习生稳定下来、拼尽全力。而当劳动控制的三个方面被天衣无缝地拼接在一起时，劳动者便毫无理由去拒绝这个闪亮的“金箍”。当然，当关系、氛围、情怀在前台笑脸迎人、载歌载舞时，正式制度与市场竞争知趣地藏在幕后，让实习生感到脊背发凉——如果实习生不去努力“娱乐”，就有可能被清除出劳动力市场。而与文化性的劳动控制策略并肩同行的是意识形态支配。娱乐，这种基于感官刺激的体验，一种在波兹曼笔下愉悦着人们的耳朵和眼睛、使其情感得到满足，但使其丧失思想能力的活动，成为使意识形态支配得以成为可能的“物质仪式”。令劳动控制得以成为可能的文化策略同时塑造了劳动者的真实体验：亲密关系提供了愉悦体验，娱乐氛围引发了快乐与兴奋体验，伟大情怀引发出了崇高体验。正是沉浸于崇高的娱乐体验中，实习生对无薪劳动的同意得以产生。

从理论上看，“娱乐”在继承经典劳动过程理论的基础上，开辟着分析同意产生的新航路：从“游戏”到“娱乐”的转变不仅指涉了劳动控制从正式制度向文化策略的转变，更指涉了意识形态支配的逻辑从观念到体验、从内核到形式的转变。经典理论认为，劳动中的意识形态运作逻辑是基于虚假意识的——它遮蔽、掩饰甚至颠倒了它从中发出的条件，使劳动者产生了对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同意。但在C公司W团队，制造同意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逻辑是幻象——一种“意识形态的感官享受” ［36］ 62，它瞬间点燃了劳动者的娱乐欲望，并为其指明了追寻剩余快感的道路。在其中，管理方仅需呈现给劳动者所有的精彩纷呈，劳动者就会依照大他者律令、主动地拥抱他们期待的快乐与崇高。即便符号秩序受到了某种反常的征兆性因素的挑战，它也不会动摇——因为在一个存在沟通障碍且高度个体化的后现代情境中，质疑者会作为一种“异常”被清除出系统。

悲哀的是，幻象的存在暗示出了劳动者对其本质的无知。物质世界根本就是一个悖论性和空幻性的实体 ［36］ 224，意识形态不过是使人们面对这个混乱局面而不至于陷入绝望的一套理解。当W女士明确告诉实习生他们没有工资并且不能留下来时，管理方对无薪劳动这个现实并无遮掩。只不过相比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实习生更愿意遁入“娱乐”之中。所以，娱乐至死背后始终是主动地逃避：在波兹曼笔下，人们从劳动领域逃到了生活领域，在娱乐性劳动中，人们在劳动过程之中寻求逃避。从这个意义上看，这种无可奈何、艰难开心着的“娱乐”比推崇通过竞争牟求胜利的“游戏”更令人悲哀。

固然，社会学者应从后意识形态理论中汲取养料来推进理论分析，但是，我们不能陷入虚无主义的迷人陷阱。一个实际问题是，新状况怎么办？或者说，如何改善劳动者的实际处境？今天，劳动研究的触角尚未惠及年轻中产阶层，但他们已经成为新产业的劳动生力军了。如果快乐是“人性”的真实追求，那么我们要做的就并非倡导消除娱乐，而是希望国家着手整顿文创产业中的乱象并保障劳动者的权利：①以合理的制度供给引导良性的市场秩序，以良性政治环境的建设降低文创企业与创业者的风险；②通过立法来规范实习劳动，赋予劳动者与其付出相匹配的经济酬劳，并使有崇高追求的青年有足够时间读书思考。可以相信，在这些举措下，娱乐性劳动将有发挥出超越“娱乐至死”和“异化劳动”的潜力，成为一种的有吸引力的劳动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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