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为今用：中国古代人才发现的历史与启示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思考管理问题，就离不开对我们这绵延了数千年的社会土壤的成分的了解，离不开对世代“耕种”其间的君臣百姓的行为的了解。

只学西方的人才评鉴技术，生搬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会出现诸多不适应症。只有了解了过去，我们才能够清晰地看到，现在的社会现象反映了什么样的相对稳定的民族基因，才能更好地“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在中国的组织中更好地运用西方的人才评鉴技术。

201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按照惯例，当天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集体学习，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吏治’。根据通稿介绍，中共中央政治局安排集体学习“中国历史上的吏治”这个题目，“目的是了解我国历史上吏治的得失，为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一些借鉴”。这次学习有四个用人的关键词，包括政治品德、专业、公正用人和担当。

中国古代的人才评鉴更多地体现在官吏选拔任用领域。本节着眼于中国古代的吏治，期望以一个大背景下的演变、两个体系间的关系、三类选材方式的配合为框架，更好地呈现制度的诞生土壤和变迁过程，为我们今天的人才评鉴、人才管理提供一些启发和借鉴。

一个大背景下的演变：生产力发展及与之配套的社会政治变迁。它能够为我们彰显政治模式如何影响身处其间的每个人，以及各项制度产生的基础。这对我们推古及今来思考人才评鉴方法制度的适应性，是有启发的。

两个体系间的关系：职官体系与教育体系相辅相成的关系。离开了人才培育的评鉴是无源之水。中国自古就有着良好的教育传统，但“学而优则仕”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机制，它也经历了很多演变，并且随着职官体系的逐步成熟而逐渐成为主流。“在发展中评估”“以考促学”，对于现代企业而言依然适用。

三类选材方式的配合：科举取士、荐举察举，以及门荫承继这三条主要通路的配合。靠知识文化素养为官，靠名士、贵族、高官推荐并通过考察入仕，靠家族继承官位，三者相互配合补充。这三种体系的此强彼弱反映了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核心矛盾此起彼伏的变化，反映了在不同人才丰沛程度下的不同选择，反映了不同官职的用人假设与要求，反映了中国社会阶层变换的通路。社会动荡期，往往实行“论才干业绩，不论出身”的阶段性政策，如秦的“军功爵制”，又如枭雄曹操的“唯才是举”。王朝初建期，往往伴随着皇族与贵族、功臣势力的斗争，教育体系的重建和选才策略反映了强弱势力的对比。社会稳定时，教育体系稳定，人才需要寒窗苦读挣来资格，需要“乡举里选”，而获得资格的人往往还需要在“后备池”里面等待或继续学习来等候实缺。这一时期官员的任命权考核权往往更多体现着中央与地方的斗争拉锯状态。

历史之精妙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缘起、演进与结局，帮助我们在“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日常实践中，减少“不确定性”和“变量过多”带来的迷茫，从而摸到规律，抓住核心矛盾，以更好地确定人才评鉴的策略、机制以及操作注意事项。

我们认为，稚嫩而多元、充满活力的春秋战国，奔放如少年；秦汉时期的成长烙印深刻影响后世，若青年；隋唐成熟大气走向巅峰，若壮年；而后的封建王朝逐步趋于保守，失去活力。本书主要取前三个时期，寻找其吏治及官员选拔的脉络，铺陈核心要素面对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一方面，我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管窥，提出于现世有益的拙见。

西谚有云，“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现在正在发生的、将来还会发生的事情，在过去就都已经发生过。

春秋战国：“理想国”与“青春勃发的少年时代”，开宗明义，千年传承

春秋时期洋溢着中国人“理想国”的色彩，而战国的纷乱反而促发了变革的青春活力：逐步分裂成型的职官体系，以“官学”为代表的教育体系，乃至选人用人考核官员的机制，均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且其生命力极其顽强，影响力绵延至今。

职官体系及其反映的三大矛盾

彼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国家体制逐步成型。这个时期、中央和地方、王族与贵族之间的矛盾斗争愈演愈烈，职业官僚制度在俸禄制、黄金货币、“公文用玺，发兵用符”的基础上逐步兴起，成为国君用来统治全境、掌握军政大权的依仗。

三大职官体系中，主管国家事务的“治事类”职官地位上升，主管宫廷事务的“事务类”职官地位下降，这代表着王的“家事”与“国事”分开。战国时期郡县制逐步替代分封制，代表着“地方政权类”官职和中央“治事类”官职分开，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化。自此，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王族与贵族的矛盾开始成为主要问题，而“家事”与“国事”的矛盾在未来还将潜流涌动。我们看到的这一时期很多人才选拔的实践都是围绕着这些矛盾演变的。

国民教育已经形成体系

那时的社会生产力虽然相对低下，但人们已经建立了覆盖面较广的教育体系。自西周始，建立在国都王城里的太学，作为最高学府，专门为贵族子弟服务，而遍布各地的乡学则为非奴隶身份的国人子弟提供了教育场所。除此之外，每逢战乱，官学便弱，由此私学繁盛起来，其为民间家境尚可的国民提供教育，其中以孔子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教育越是兴盛，就越能为国家（即天子和诸侯）提供更多的人才来源。春秋战国时期选官与教育制度的结合，让“读书”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报效国家”的烙印。

世卿与人才荐举、养士

春秋时期，官员体系和贵族体系难以分开，宗族、爵位、官位纠缠在一起。自天子至诸侯、卿、大夫、士，可说他们是各自宗族（只是规模大小不等）的族长。“卿”是高级国家官吏的代表，其爵位可以世袭，而官位如果被大家族垄断，则贵族子弟世代为官，即所谓的“世卿”。很多学者认为这是春秋乱象。对此，国君必然想办法进行突破，形成忠诚于自己的职业官僚体系。

突破的路径，一在改变选官流程，二在将国民教育与官吏选拔结合起来，形成职官育成的土壤。国学由国家资助，通过国学选拔入仕的人意味着承了国恩，将来需要忠诚于国君。

从流程上，“乡举里选”意味着从基层组织中推荐贤能之人，贡献给职官体系，而教育成为荐举的蓄水池与来源之一。《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周代乡大夫每三年进行“大比”，“考其德行、道艺”，将其中优秀者（“贤者、能者”）推荐给司徒，而司徒再考定更为优秀者举荐给天子与诸侯。经过认可以后，该人便能升入太学，被称为“俊士”。即使不进入中央政府，也可以在通过地方官员的考查后，取优异者担任地方政府的低级官吏。

那时的官员承载着人才推荐的责任，人才的培养和他自己的业绩同样重要。在每年正月向国君正式述职的“复事制”中，官员需要以口头加书面的方式上报治绩与属下考核情况，并推荐未能入仕的贤能之人。

除述职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官员考核制度“上计制”在春秋晋国就已经出现，至秦汉逐渐完善。它有类似于会计报告的呈送和审理方式：各级官吏需定时盘点，将当地的人员户籍、赋税等汇编成册，呈送朝廷。其中一部分重要的信息就是下属职官的表现和乡中贤能的情况，可算是古代正式的“人才盘点”。可见，那时候的“盘人才”就已经是和“盘业务”“盘资金”一样重要的举措了！

同时，业绩好不好，不能光靠自证，要有专门负责考察的官员，相应的制度中，“寻访制”就是由专职的官员通过向任职者周围人做社会调查的方式，把握民情。由此可见，“走访”自古就是我们评鉴人才的方法。

另外，在战国时期，高级官员会招募具有特殊知识技能的士人，为己所用，可谓是私人的干部储备队，其逐步变成了职业官员的重要来源。“养士”制度最大的特点是打破了血缘关系，各地的人口都可以赴异国他乡为士，但不好的影响是培植了私人势力集团。大一统后“养士”制度逐步式微。

从以上历史片段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国家用人机制，自少年的春秋战国时期起即体现着君权和贵族势力的矛盾斗争、中央与地方势力的矛盾斗争；体现着教育制度在教化国民之外还承载着通过学业取仕以巩固君权的作用。评估人、盘点人自古就是官吏的本职工作，为国家培育与举荐人才就是官吏的核心业务之一。世袭、举荐、学业取仕三大通路逐步成型。

秦汉：走过叛逆，迎来两汉的荣光，下启三国曹魏的激情

经过漫长而激烈璀璨的少年期酝酿，我们迎来了秦朝的一统天下。这个时期，既承接着战国“青春期末期极端叛逆”的残酷烙印，又深深地影响着后世汉朝的道路，因此秦汉往往会被大家连缀起来。

秦人军功建国，以法为教

这个时期在官员任用方面和春秋战国相比，主要的变化如下。

（1）郡县制与职官设置充分体现皇权至上。与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不同，秦朝明确树立了郡县制的核心位置，其替代分封制，明确展现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一直到清朝都是我国的基本政治体制。中央的三公九卿和地方的郡县制相互牵制，独立的御史大夫纠察百官一竿子插到底，郡设郡守（行政）、监御史（监督）、郡尉（军事）互不隶属的三个职位。

在郡守官员的出身上，适应当地的特点，呈现出“边地武将多，内地郎官（高官贵族子弟）多”的特点。三个官职中，唯有郡守可以任命本郡下级官员，这和现行的分支机构一把手具有管辖范围内的干部任命权力基本类似。监御史向御史中丞直接汇报，与今日的纪检监察制度雷同。

（2）教育制度的黑暗时期，“以法为教”。秦商君之法提倡“以法为教”，称“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出自《韩非子·五蠹》）。以法为教不仅把矛头指向了儒学，也指向了诸子百家。到了李斯在位时期，其更是把战国时期按照学术自由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私学通通取缔，中国的教育制度由此进入了短暂的黑暗时期。法制与礼制若只取其一，必定失衡。严刑峻法本来是用来控制民心、保障皇帝和国家安全的，减少知识和思想传播本是用来控制百姓的，然而终究事与愿违，不仅秦始皇多次遇刺，秦朝也快速覆亡了。

（3）选贤任能与论功赏爵是用人的两大原则。越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越是人才紧缺。上至国君，下至百官都需要突破常例，积极投身选贤任能活动，亲自选材。国君张贴求贤榜是当时常见的举措，意在广纳海内有才之士。我们现在也很难想象在古代信息传递与交通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当年商鞅是如何得知秦孝公的求贤令的。但我们知道自古至今，很多雄才大略的君王都有着求贤若渴的心——周有“周公吐脯，天下归心”，秦有商鞅三见秦孝公，三国有刘备三顾茅庐。越脍炙人口的故事越代表着民间的普遍认同，领导亲自招纳并辨别人才是为君主（上位之人）贤能的展现。

商鞅变法中，“军功爵位制”对贵族阶层形成了重大的打击。变法鼓励全体适龄男儿为国建功，“军功”成了百姓冲破阶级、改变命运的途径，贵族没有军功也不行。那时“斩一首爵一级”，请注意，这里的敌首数指的是扣除己方死亡人数的净剩数，可以说，在那个特殊的“创业期”，秦国选拔就是看业绩，而且是考核成本扣除后的净利润！

战时的商君之制到了秦国统一天下后，未曾修改方略，不仅不能起到促进作用，反而成了秦国的催命符。制度的选择必须考虑所处的时代主旋律，广开选贤用能之路，让阶层之间穿行有通路，这样才能永远保障社会活力的来源。军功建国，礼法治国，与民教化，方得天下贤才！

两汉是封建帝制第一个伟大高峰，育才化民定天下

经过了战火纷飞的年代，汉朝的统治者面对的是一个国弱民贫的破碎河山。秦朝暴政猝亡的教训历历在目，故汉朝虽然在三公九卿和地方郡县制等很多架构上沿袭了秦制，但从基本治国方略上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

（1）三公九卿与地方郡县制得到了完善，中央与地方任命权限进一步明晰。在中央，三公九卿明确了政事、军事、法治三者的分立：丞相负责行政；御史大夫监管文武百官；太尉作为最高军事武官，却不能直接指挥军队而更像一个军事顾问。在地方，郡守（汉景帝时更名为太守）由中央直接任命和管理。郡守可以任命以本郡人士为主的郡属吏。沿袭秦制，监御史、郡尉仍然由中央直管，郡守无权管理。

这一时期，贵族也受到了较大打击。刘邦诛灭异姓王，汉武帝又通过“推恩令”这个“阳谋”，要求诸侯王把自己的封地再分给自己的子弟，诸侯国越分越小。推恩令与郡县制相互配合，分化了贵族势力，对一定级别以下的贵族进行虚封，结束了分封制。

（2）教育的复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兼顾育才选才。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认为该理论对于育才化民、巩固统治会起到积极作用。此外，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向汉武帝建议，太学是最重要的培育人才基地，贤才所处，教化本源。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下诏在长安设太学，置博士弟子，学校教育正式成为职业官僚体系的重要来源。据说，汉顺帝年间，太学学生达到3万人，甚至还包含匈奴的留学生，这在当时的世界都是罕见的。

太学同时也是一个“考试认证机构”，鼓励自修，只要来参加太学的考试，通过了就可以给予资格和荣誉，这和现在的全日制学习与自考教育很相似。每年一次的考试，称为“岁试”，东汉改成两年一次。从彼时起，考试，这个重要的人才选拔路径随着教育体系的重建，越来越重要，逐步发展为隋唐的科举取士。

太学的考试分为“射策”（甲乙两等难度，儒家经典题目，封闭题面，考生自选抽题做答）、“策试”（固定题目50道，答得越多、答得越好，则上榜成绩越高）和口试三种，成绩为政府选官参考。是不是听起来和大家曾经参加的很多考试与人才选拔很相似？

（3）察举为核心，“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声名取士”。汉朝察举需要根据业绩考核情况，将德才兼备的人推荐给朝廷，推荐人多是三公九卿类的高等官员，而“声名取士”意味着民间舆论非常重要。常科有孝廉、茂才，非常科有贤良方正、明经、明法、至孝、童子（早慧儿童）等，其中贤良方正重在德行，这反映了在多年战乱之后，汉朝对于前朝用人标准的修正，以配合“外儒内法”的治国方略。

在早期人才极度缺乏时，皇帝也会直接下求贤令。汉武帝征召，东方朔以一介平民之身公车上书，三千片竹简自荐求官。卫青、霍去病等改变中国西域版图的千古名将也出身卑微。皇帝会亲自出题策问，要求对方针对时事政治提出建议，糊名后自己拆阅。“皇帝策试，公府考试，太学课试，童子考试”，“朕将亲阅”“朕将策之”，考试变得越来越重要。

由秦而汉，从穷兵黩武走向“外儒内法”。汉朝初期，国家在君权与贵族势力的斗争中艰难地在废墟中建设。在低调隐忍的“文景之治”后，汉武帝大兴举才，不拘一格用人，改变了国家面貌，两汉荣光至此璀璨闪耀。用现在的话来说，快速发展期更利于人才脱颖而出，一把手是决定性的推动力量。“履职成绩”“民间舆论”成为那时重要的取才依据。以“开放性时事政治论述题”为代表的策问是这一时期考试的特点。

魏晋：激情中动荡，承上启下，从枭雄“唯才是举”走向名存实亡的“九品中正制”

三国至魏晋，军阀混战，群雄纷争，各国期许能一统天下，更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凡乱世，必有创新。由于汉代后期察举不实和过分注重品德的倾向与时代主旋律不符，曹操提出著名的“唯才是举”，旨在将自己从军事强人转变为国家管理者。而且，察举所依赖的“乡举里选”的稳定基层组织不复存在，因此前朝旧例必须革新，“九品中正制”逐步孕育诞生。

九品中正制在曹操时期帮助他清除汉朝死忠，并引入有能力有抱负的地方名士。这些“新人”必须与追随曹操的“老人”相融合，还要能够与仍然为他效力的有能力的汉朝遗老相融合。这像极了那些出身平平没有根基、一朝靠才学被重用的人的境遇——不仅要有能力，更要有较高的政治智慧和手段，才能在“初任时期”的“强敌环伺，敌友莫辨”的环境中生存。

九品中正制非常依赖中正官的德行操守与看人的水平，这一时期包括曹丕在内的皇族都纷纷撰写属于自己的人才标准。但曹丕与曹操不同，他开始向士族妥协，以换取更多支持。其中，关键的改动就是评估之前先对参选之人进行家世、道德、才能三方面的评定，其中对于家世的评定为重中之重，这挡住了很多寒素之人的门路。后期中正官不中正，被豪门大族控制，偏离了九品中正制的初衷。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正官回到故乡选人，定了乡品上报司徒，后者根据用人需求和与乡品的匹配程度确定官品，而这种选人依赖来自地方的档案和当地人的荐举信，难以避嫌。另外，中正官没有统一的用人标准，也没有统一的操作流程，这导致九品中正制难以达到预想效果。最终，不通过世袭方式所获得的官职都较低，即使那人一生勤恳工作、表现突出，也只能升到四品或五品。

纵观魏晋年间选官的历史，通过对比曹操及其以后推行的举措，可发现有两点差异较为突出：一是用人标准不同——以家世为重或以才能为重，二是中正官的选择与站位不同（这对于九品中正制能否达到目标非常关键）。在动荡的年代，政策坚守要有定力，一旦妥协就会逐步背离初衷，甚至反而被利用。

隋唐：盛世光华，开放、成熟、创新的吏治，难以超越的全盛高峰

彼时的长安，被称作“丝绸之路的东方圣殿”。当我们来到今天的西安城，参观相当于北京紫禁城4.5倍面积的“千宫之宫”的残垣断壁时，盛世光华虽历经千余年仍旧耀眼夺目。

开放包容，阳刚多元，一个自信的时代

唐朝，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盛世，也是同时代世界范围内的顶峰。它昂扬自信、阳刚的文化，至今还从大雁塔雄浑的造型向外散发，引得世人唏嘘不已。作为世界范围内先进文化的输出国，大唐以最开放的胸怀广纳贤才，包括“五胡乱华”以来定居塞内的各个民族，以及从波斯、日本等国仰慕大唐光华而来的世界性人才，都可以为其所用，展现着空前的开放创新的姿态。

这一时期，社会财富积累达到了新高度，君权和贵族势力仍然存在斗争，但随着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特别在武则天之后，君权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完善了三省六部制，相对民主、放权制衡的强大的中央政权

隋朝继承和反思了东汉以来的变化，明确树立了五省六曹制，开创了科举考试，为盛唐吏治奠基。五省包括尚书省（总领六部，管全国政务）、内史省（类唐中书省，起草诏令）、门下省（侍奉谏议，掌审查政令及封驳）、秘书省（图书籍藏整理）、内侍省（内廷侍奉）。可以看到，不同的机构之间通过职责权限拆分实现了权力的分立。

至唐朝，其进一步演变成三省六部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形成了政令起草、审核监督和执行的流程，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对君权的牵制。特别是在唐太宗时期，门下省与中书省的长官形成了注重集体、共同讨论、执掌朝政的宰相“群相制”，而不能由个人尊官独掌。唐朝的宰相与三省六部制对后世影响巨大，虽然在明朝洪武年间宰相制度被废除，但在中国人的心中，对集体领导制和民主集中制已然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只有在君权强大、文化自信、心态开放的时代才能出现这种职业官吏体制。

但再好的制度随着时间推移都会出现问题。唐朝地方政权不及汉朝的架构扁平和富有生命力。至唐中后期，中央力量越来越强大，地方的能力越来越弱，这为中晚期地方军政疲敝，不得不依赖雇佣兵和异族埋下伏笔，最终导致安史之乱。

官员选任、考核、监察三者并举，科举与教育互相支撑

唐朝官吏的选任、考核与监察三者并举，制度相对完善，其中科举考试流程越来越严谨，且尚未陷入后世明清的僵死，逐步替代荐举。

唐朝的考核奖惩制度主要是考课，包括政事的结果、功过善恶，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御史台发挥着相对均衡的作用，而不似后世元朝那般：出于对汉人的监督控制，御史台分量越来越重，甚至赋予他们任命官员的责任。重门第、轻选拔不行，重独立监督、轻直线行政考核也不行，平衡健全才行。

在科举考试的完善过程中，武则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她承太宗志，继续与贵族搏斗。要实现空前的伟业，必须用空前的手段，虽有矫枉过正之处，但变革最关键的时候，这位“一把手”不惧身后骂名，敢于留下无字碑与后人，给玄宗留下了更加强大的君权基础。

据查，唐宪宗到唐懿宗时期共有宰相133人，进士出身就有98人。此时，科举开始越来越多地替代荐举，成为有世界领先意义的用人取士制度。不仅有武举，甚至还有医举。武则天要求“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第”，考官家属要回避。

唐玄宗纠正了武帝时期重科举考试、轻学校教育的做法，使教育与考试配合起来。其于公元753年诏令，参加科举者，需要先经过中央官学（六学二馆）和地方官学（包括府学、州学、县学）的学习。

回望隋唐吏治，我们深感“因开放而强大，因强大而愈加开放”。“心态好”才是强国的姿态，而且，不论是民众的教育、官员的选拔考评，还是监督，都需要平衡发展。

曾经有史家提出，唐太宗并没有后世官吏宣传的那么好。其在吏治方面的高峰盛名，和其对官员的民主放权有关系，后世官员称赞之，是希冀借古喻今，引导后世君王，为职业官吏争取更大的发挥空间。

高峰之后，宋元颓势渐显；至明清终章落幕，禁锢犹如手中沙

宋朝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门阀制度的逐渐衰弱，官场向庶族地主及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广泛开放，以扩大统治阶级基础。明朝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但专制的色彩愈重。清朝大致改革了明朝旧制，如同北京的紫禁城一样，老房翻新一下，加上“满族部族政治”色彩后，也就“住进去”了。总的来说，专制越强，吏治、教育越趋于保守，失去活力，乏善可陈。

宋沿袭唐制度较多，内阁首辅多少具有宰相权势，至明洪武年间相权被废除，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这标志着分权均衡的态势被打破，封闭专制的趋势日盛。至明朝，专制的色彩特别在锦衣卫这个独立于司法制度之外可以自设诏狱、有自己的印信、抓人不用走流程的机构身上显得格外突出，而宦官对职业官僚体系造成的冲击更是空前绝后。自唐而下，开放自信的色彩黯淡褪去。

在教育与思想领域，宋朝程朱理学系统化的哲学体系在元朝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对明清影响巨大。随着整个社会文化的逐步封闭，至清朝科举考试逐渐走入末期，八股文由四书五经取题，需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本，限制自由发挥。再好的经，强按着头念，也给念歪了，遂有了后世“礼教吃人”的说法，实则并不是本相。

回望来时路，砥砺再前行

回顾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吏治及其中的人才评鉴脉络，我们关注到生产力发展及与之配套的社会政治变迁背景，关注到职官体系与教育体系的关系，关注到三类选材方式的配合。这对我们今天的人才评鉴、人才管理提供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启发和借鉴。

抓住当前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来制定评鉴的策略

我们看到的各种历史上的人才评鉴实践，都是为了解决用人的问题，而用人问题的背后不仅有社会发展阶段的大背景，更有君权与贵族势力的斗争、君权与官僚体系的斗争、地方与中央的斗争贯穿其间。回到现实生活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故事总是那么似曾相识，让人拍案：“原来如此，懂了懂了！”

在今日设计人才评鉴机制的时候，认清组织当前的发展阶段，抓住主要矛盾，并围绕它来开展设计，就能“得上下人心”，特别是更易于摆好利益相关方的位置，获得关键人士的支持。我们在近期为客户设计评鉴方案时，常常拿出西方的“利益相关者分析矩阵”，要求顾问在大的企业发展阶段下，罗列各方面的利益诉求、敏感点等，特别是要好好体会领头人、一把手的想法，才能够从众多的工具箱里面选取合适的“榔头”“锤子”，从而敲打出合适的章程。这并非政治，而是人心。

教育是关键，培育是核心。倡导和反对就一定奏效吗？引导的智慧是什么

知识的开放与民智的开化息息相关，古代贵族力量的强大在一定程度上与知识获取成本高，老百姓没办法获取足够的信息有关——他们是社会上少数能够接受较好教育的人。即便如此，没有春秋“理想国”式的诸子百家思想大爆炸，也就没有后世那么多可继承的精神财富，开放自由的教育必然是创造力的来源。

时至当日，知识信息的获取难度和成本极低，但知识的习得乃至运用的难度，却一点没有减少。评鉴人，一方面要和育人相结合，平衡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评鉴选拔出那些愿意学、能学会、用得出来的人。这也是当前选人中最重要的“高潜特质”。

另外，历史上很多故事也给我们展现了“用力过猛”走向反面的例子。例如商鞅以法为教，高压下的社会反而走向了“无法无天”的乱世，皇朝猝亡；又如魏晋年间，“中正官不中正”导致的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反例；再如程朱理学被不合理利用，承受了本不属于它的“礼教吃人”的骂名。需得存天理、顺人欲，不一厢情愿，不过度乐观，不强行猛灌，才能调校好教育宣传与选人用人的关系。

德与才、功与过、资与历，穿越千年，历久弥新

立体地看待吏治选官，需把教育、机构与官职的设立、任命、考核、奖励、监察进行一体化思考，就像交响乐，缺了哪个声部都不行。在现实中，好的架构、明确的用人标准和选育机制、后续的考核跟进、必要的监督核查结合在一起，才能让人才更好地发挥价值。

立体地看待用人标准，道德与才干、功劳与过失、资格与履历等，需平衡互补。若有偏向，可能是破旧立新之时的矫枉过正，也可能是斗争中不平衡关系对于合理标准的干扰。例如曹操的“唯才是举”，传了一世就回到老路，偏家世出身取仕，这一方面反映了曹丕未能拥有如曹操的威望，未能挡住贵族势力的反扑；另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矛盾阶段主题变化，曹丕缺乏“天时”。在当前企业人才评鉴实践中，在某些组织的某些阶段出现了时兴的、偏失的或“领导特别喜欢的”选人标准，运用效果不佳。例如过度单一地强调能力模型招来质疑；又如过度单一地强调业绩为王不看“金窝银窝”等客观条件，不管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再如过度依赖资格履历、论资排辈等，不一而足。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

在历史的天空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出出精妙宏大的剧集，复盘照进今日，在清茶凉风之间，与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