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共和国前后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意识形态的事先酝酿、准备与鼓噪，改朝换代的故事是很难发生的。

阳明学的命运的再次转折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共和国建立之后，当阳明学成为国民党当局的意识形态之招牌时，对王阳明的批判、围剿，将王阳明打入封建主义、落后乃至反动思想，就已经是为共和国的成立而提前酝酿的新意识形态之必然的要求了。不过在这之前，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前后，早期的共产党人对王阳明的态度基本上一袭清末民初维新派与革命党人的观点。陈独秀（1879～1942）于梁启超发表《中国武士道》的同年（1904年），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东海兵魂录》《中国兵魂录》及《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三文，1917年叶挺致信《新青年》称：“国之不亡，端在吾人一念之觉悟耳……仆敢信独步单方，惟觉悟二字。除此二字，别无良药。此二字实吾败群之返魂丹也。陈白沙曰：‘人争一个觉，才觉便我大而物小，物尽而我无尽，夫无尽者微尘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爱，死不知恶。’其所谓觉，即佛氏之解脱。千古贤圣，莫不由此中产出。阳明先生以致良知为教旨，力振末世，其致良知三字，亦必于觉悟而后立。……王阳明先生以知行合一之说训人，最切衰世之病。其精警之语有曰：‘本心之明是知，不欺本心之明是行。’然何以能不欺，亦在觉悟。……今足下欲导人于道德之域，曰尔当爱国，尔当爱群，尔当趋于仁义，尔当为社会求幸福，虽日聒于陷溺者之耳，未见其效愈于父若兄之劝也。故今日欲振污世、起衰溺，惟以阳明先生致良知三字为正的。”陈独秀回信表示认同。陈公博（1892～1940）则在《同窗会志》1919年第2期著文《阳明学大要》，其结语曰：“斯学在我国几寂无声息，不闻道及。在日本则引为汉学儒宗，朝野上下，钻研颇力，几如武士道之为日本第二国魂。我国近年变乱相乘，民生凋敝，心性腐亡，宜亟图补救，挽此潮流，是提倡阳明学，堪作要图，庶不致遗弃国脉。……”青年毛泽东同样是阳明心学的推崇者。郭沫若（1892～1978）1914年留日期间患上了“剧度的神经衰弱症”，夜夜恶梦，头脑昏聩，屡屡想要自杀，凑巧在书店买到《王文成公全书》，每日读之，并兼习静坐，两个礼拜身心即全然康复，遂撰《王阳明礼赞》一文，文中称王阳明思想有两大特色，就是“不断地使自我扩充”与“不断地和环境搏斗”，而在该文的四个附录中，他宣称在王阳明学说中发现与“近世欧西社会主义”的“一致点”，王阳明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这从社会方面说来，便是废去私有制而一秉大公了”，又说他自己既“肯定王阳明”，同时“更是信仰社会主义”，并觉得“马克思与列宁的人格之高洁不输于孔子与王阳明，俄罗斯革命后的施政是孔子所谓的‘王道’”。

到了30年代，蒋介石治国、治党、治军的意识形态打上了深刻的阳明学烙印，1932年，他在中央军官学校发表《中国的立国精神》演讲，称“王阳明的眼光，当然超过他同时代的一切读书人，他虽未到明末时代，但他早已看见中国民族将来不得了，一定会给外族来侵略，所以他到后来专提倡动的哲学，而批评静的哲学”。同年他还发表了《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一文，内中直接呼吁“革命党党员”要成为“战斗员”，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就必须“拿住在我们手里”，“爱国家，为国家牺牲，就是个人良心上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良知。但是有些人知道国家应该爱，而却不能实在去爱，知道应该为国家牺牲，而却不肯去牺牲，这就不是致良知。……但是有许多人，尽管知道这个道理，而偏要只顾逞意志，争权利，就是在强敌压境的时候，还要破坏统一，破坏团结，并且借这个机会来反对党，推倒政府，这就是不能致良知”。一言以蔽之：“今天所讲‘致良知’三个字，是我们现在实行革命主义最重要的心法。”在1934年发表的《革命军人的哲学提要》演讲中，蒋介石反复强调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就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这是我们自己“固有的宝贝”，我们要变成一个“全国总动员的国家”，就必须用这种精神武装自己。更加重要的是，在民国的“道统”意识之中，儒家是“正统”，孙中山说：“我们中国有一个立国的精神，有一个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千年来历圣相传的正统思想，这个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道统，我的革命思想、革命主义，就是从这个道统遗传下来的。我现在就是要继承我们中华民族的道统，就是继续发扬我们中华民族历代祖宗遗传下来的正统精神。”王阳明成为蒋介石党国一体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后，颠覆这个意识形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新“道统”便成了最重要的思想战线的工作。马克思主义“正统”地位一立，传统的中国思想只能根据其距离马克思主义的远近而获得其相应的正面或反面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统地位的建立过程，反映在阳明学上大致可从两个时段观其大略。

在1949年之前，颠覆阳明学在“旧中国”正统性是最重要的学术政治，任何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共产党宣言》如是说，于是将阳明学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联系在一起便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阳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胡绳（1918～2000）对唯心论的意识形态之批判（“唯心论哄骗我们远离实际”“唯心论为反动的主观愿望辩护，哄骗我们成为盲目无知的人”“唯心论用道德的名义来掩盖最不道德的自私自利的行为”“唯心论凭藉迷信和权力来杀害理性，成为法西斯的帮凶”），已经从根本上宣判了阳明学的死刑，不过，直接而严厉的宣判早就做出了。王任叔（1901～1972）以“剡川野客”为笔名，于1941年《大陆》第1卷第6期发表《王阳明论》一文，文中称一本《王阳明全集》，“翻来翻去，只是鬼话连篇”，王阳明哲学有些“鬼气”：“他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统统归纳到皇帝老子底‘心术至上’里面去的。”“知行合一”“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等命题是王阳明为皇帝发明的“统治政策”，这个政策有两个方面之内容，一方面是剿灭老百姓心上的贼，先破心中贼：“不但不许你‘做’，而且不许你‘想’。你饿了，虽然还不敢大胆抢着来吃，但也不许你‘想’到抢。你春心发动了，虽然还不敢‘逾墙搂处子’，但也不许你‘想’女人。这样一来，穷人只有拉紧裤带过日子，而青年也只好叫叫‘女人者祸水也’，不敢看女人一眼了。”另一方面，知行合一又是“圣贤之类、高等人物、统治阶级提高力行主义。圣贤之类、高等人物、统治阶级要怎么做便可怎么做。闭着眼睛杀人也行，开着眼睛喝血也行。胡说八道，国法军纪，只要出自他们的嘴里，全都是至上的，绝对的”。至于阳明所讲的“本体”，就是“心”，“心”是什么？它“就是阶级意识，就是阶级性，统治阶级就是以他的阶级性来治天下的。只有王阳明在第一个命题‘此心即此理’里，确定了统治者阶级性的绝对权威后，又以这一阶级性为‘良知’”，而王阳明又把“‘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当作一种衡量其他阶级的阶级性的标准尺，于是进而确定第二个命题，致良知，将被统治阶级的心都使之适合这一个阶级性——良知。第三个命题的知行合一便是从知与行不可分割的观点上出发来抑压被压迫阶级的‘知’的发展，消灭他们的阶级性，同时又从‘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的主义’的观点上出发，来发挥压迫阶级的‘行’的力量，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这便是王阳明心学的特定内容”。王任叔在批判完王阳明的哲学理论之后，接着批判王阳明具体的“治术”：治理南赣汀漳所推行的十家牌法，这种办法在“剿匪时代”，武汉南昌一带也着实奉行过，南赣乡约则跟“现在的国民月会差不多”，要之，王阳明巧妙地把乡村的地主阶级的统治通过一种“良心改造的教育办法”确立起来，即“把农民自己的意识消磨完掉，把地主老爷的意识换上去，这一种杀人不见血的麻醉式的心治主义，实在厉害得很”。显然这种对王阳明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把阳明作为意识形态的当局政权的批判。

在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阳明心学自然成了反面教材，在哲学上是主观唯心主义，在实践中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这样的故事中国哲学的教科书中一再出现。

阳明学再次成为一个负面价值之象征，这一次跟明末清初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不是空疏、无用、误国，而是反动、落后与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