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附录 通往阳明精神世界的路标

阳明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与历史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并呈现出跌宕起伏之态势。近代以降，阳明学中的心性话语成为民族国家建构、革命运动开展、政党政治运行的一个重要精神资源，阳明学的命运也由此更是潮落潮涨，极尽功罪褒贬之曲折。本书旨在跳出惟“成功”是瞻的现代价值视域，以“龙场悟道”“知行合一”“心外无物”“致良知”等阳明学著名论题为焦点，追本溯源，疑义与析，从修身工夫的向度体会阳明学的义理内涵，领略致良知教的本地风光，管窥阳明学精神的本来面目，重返“为己之学”这一传统儒学的生命世界。为此，本研究坚持以下六条方法论原则：

1．以阳明解释阳明，以整体的阳明文本世界解释局部文本，将阳明的思想命题置于其义理系统之中，给予一自洽与融贯的解释。朱子读书法云：“看文字须是虚心。莫先立己意”，“初看时便先断以己意，前圣之说皆不可入。此正当今学者之病，不可不知”。理学语录往往只一二短句，看似简短，尤易塞入己见。如《传习录》上卷“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益，相上则损”一条记录甚简，对儒家友道思想熟悉者，其义自是分明。倘不谙阳明友道思想，则不妨通观阳明论交友之道文本，将阳明论“相上”“相下”文字类聚而观，其义自见。如，一友常易动气责人。先生警之曰：“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得人不是。不见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奚瑕责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机括只是不见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奸恶，就见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传习录》245∶315）再如：“相会之时，尤须虚心逊志，相亲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为益。或议论未合，要在从容涵养，相感以诚，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再如，问：“责善朋友之道，意如何？”师曰：“相观而善，乃处友之道。相下则受益，相上则损。才责善，便忘己而逐人，便有我胜于彼之意。孟子此言为章子父则善，不善用其好善之心，故云然。盖谓责善在朋友中犹可用，若父子兄弟之间绝不可用，非谓朋友专以责善为道也。故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朋友数，斯疏矣。’”“然则朋友中有过而不觉不改，奈何？”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这些论友道的文字其主题是高度一致的，即强调朋友相处，务必相互尊重，不能自以为是，轻忽朋友，更不能动气求胜。朋友纵有不是，亦应反己、责己，而不应责善逐人。阳明对孟子“责善，朋友之道”一说持保留态度一方面说明儒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修己治人之道得到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在心学结社活动日趋活跃的新形势下，如何处理同志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个严峻问题。

2．充分尊重阳明思想的“生存论性质”，从修身学、工夫论的立场阐述阳明思想的内在理路。阳明论学文字多是指点语、启发语，其致良知论在根本上是一话语行为系统（a system of speech acts），而非一套论证系统。其旨趣不外“唤醒”与“转化”，因个体气质、修行果位各有不同，阳明之良知话语亦随之不同（“各随分限所及”），其《寄李道夫》云：“学绝道丧，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涛中，且须援之登岸，然后可授之衣而与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涛中，是适重其溺，彼将不以为德而反以为尤矣。故凡居今之时，且须随机导引，因事启沃，宽心平气以熏陶之，俟其感发兴起，而后开之以其说，是故为力易而收效溥。”故对同一命题，阳明会有不同的看法，王艮与董沄先后出游而归，阳明问游何见，两人均答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对王艮之答，阳明说：“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看到你是圣人在。”而对董沄则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王艮圭角未融，董沄恍见有悟，故阳明前者裁之，后者实之，问同答异。又如，阳明既有“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之说（《传习录》45∶83），又有“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之论（《传习录》155∶217），两者看似相互抵牾，但从工夫指点语体会之，则一者是警诫语，诫弟子对自家的现实心性之有限性一面保持警惕，一者是激励语，用以坚定弟子成圣之信心。两者不仅不相抵牾，而且相辅相成。善会之，其意思自是融贯的。不善会之，则徒生歧解，甚或质疑相关条目“不似阳明所以为学、与其所以教人之旨”。

3．以阳明后学解释阳明，对于阳明思想理解之中的歧义之处，则博采阳明后学之见解，精审折中以求合一。阳明论学往往于戎马倥偬之隙，义理名相之细处或未及讲论，对于弟子纠缠于言语知解一路之问题，阳明又往往避而不答，或者一再强调，“自思得之”，所谓“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而于工夫上达之机，为避免弟子好高骛远，更是含蓄不宣，待人躬修自悟。然及于后学辈，讲学讨论已成常态，乃至牛毛茧丝，无不辨析。阳明思想之中所蕴含的种种态势，阳明指点工夫所用含浑语之多重意蕴，因后学各自资质不同、慧根不同、修行得力处不同而各有发明。一般而言，这些不同的理解要比今人之解释更接近阳明思想所敞开的原初场域。

4．考虑传统朱子学阵营之批评立场，澄清对阳明思想可能之误解。阳明心学立场鲜明，生前即招致朱子学阵营之批评，殁后，各种专门批评阳明《传习录》的著作陆续有作，如程曈《阳明传习录考》、冯柯《求是编》、张烈《王学质疑》、江恒《王学类禅臆断》、王嗣槐《桂山堂读传习录辨》、罗泽南《姚江学辩》等等，这些著作或取《传习录》全条，或摘录要语，逐一辩驳。当然，这种对阳明学的批评立场不仅见于朱子学阵营，即便阳明的弟子如顾应祥在得到《传习录》后，颇怀疑其中掺杂了太多门人的观点，遂撰《传习录疑》，对可疑条目一一辨析。又如黄绾本系阳明心学之盟友，后以弟子辈从游于阳明门下，在阳明去世后还将其哲嗣王正亿抚养成人，并将女儿嫁给他。但在其晚年所撰《明道编》中，黄绾对宋儒之学与“今日学者”（实则指阳明）之思想均有批评。这些批评的声音尽管囿于门户而难免失于偏颇，但兼听则明，从这些批评的立场，我们既可以见到阳明思想与佛道二氏之间的绾结，亦可以更好地理解阳明致良知教究竟与朱子学有何种异同。

5．将阳明思想置于比较宗教、比较哲学的视野，以见出阳明致良知教作为“生命的学问”与西方智慧之共通处与殊胜处。阳明致良知教乃从百死千难中而来，属于典型的身心修炼的智慧。而世界宗教无不有其精神修炼（spritual exercises）的传统，而作为生活方式、作为意欲治疗术（the therapy of desire）的西方古典哲学亦有丰富的“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对自家身心、行为进行反思、操练以实现自我转变的技术。苏格拉底的“关心自己”（epimelesthai sautou）与孔子的“为己之学”均将目光聚焦于个己生命的修炼领域，可以说学以成人、变化气质本是一切生命学问的共法。显然，阳明的龙场悟道、心学一系的冥契体验、戒慎恐惧的致良知工夫等等，倘从人类精神修炼的传统这一世界视野加以观照，既可以在一般宗教性的修行实践范畴下得到定位与理解，又可以领略其独特的本地风光。

6．用“心”体贴阳明心学之运思路线，阳明心学工夫论始终立足于生命之当下（“此地”“此时”“此心”），致良知之“致”亦从不外于人情事变、喜怒哀乐。朱子曾说：“读《六经》时，只如未有《六经》，只就自家身上讨道理，其理便易晓。”又说：“圣人教人，须要读这书时，盖为自家虽有这道理，须是经历过，方得。圣人说底，是他曾经历过来。”阳明也有类似的说法：“古人言语，俱是自家经历过来。所以说得亲切。遗之后世，曲当人情。若非自家经过，如何得他许多苦心处？”（《传习录》296∶345）真正的儒者都属于阿多（Pierre Hadot）所说的存在性的哲学家（existential philosopher），其哲学就体现其存在的过程之中，而非谈论存在的哲学家（philosopher of existence）。阳明的工夫论本身就是他本人长期修行的经验总结，故只有基于吾人本己的生命体验，才能真正“兑现”阳明心学思想的意义，没有相应的用心体贴工夫，阳明工夫论之研究终难以避免“鬼家活计”“对塔说相轮”之讥。古语云：同明相见，同听相闻，惟圣知圣，惟贤知贤。原则上，欲知阳明思想之精神必上升到阳明思想之高度，这当然是很高的门槛要求，“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不过，音乐的耳朵是培养与训练的结果，这种欣赏音乐的潜能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况且正是阳明本人将圣人的门槛放低了，“心之良知是谓圣”，“个个人心有仲尼”，良知本来就是“我的本质表现”，因此只要我们用心默会，就总会契入其思想世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