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古代医学教育的教学内容与方法论
教育内容与方法是教育目的、人才目标的具体化。古代医学教育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一、古代医学的教学内容
（一）教学内容注重处理的问题
1.基与专：注重基础理论学习，分科教学
古代医学教育一向注重基础理论学习，在此基础上再分科教学。如唐代医学虽分四科，但医学基础课程均有《素问》《脉经》《甲乙经》《本草经》。在此基础上，各科再设置相关课程，如针科学习《明堂脉诀》《黄帝针经》以及九针补泻和临床应用知识，按摩科则需学习体疗、按摩、伤科、整骨等课程及实际应用方法。
2.源与流：经典为本，旁涉各家，吸纳发展
中国古代是一个崇经的国度，医学亦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医学形成了自己的经典著述，这些经典是医学教育的根基。对此，古代医家多有论述。
非《素问》无以立论，非《本草》无以立方。（元·朱丹溪《格致余论·序》）
先生（按：指朱丹溪）曰：“无他，圆机活法，俱在《内经》，熟之自得矣！”（ 明·戴思恭《推求师意·卷之上·泄泻》）
仲景诸方，实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也。（元·朱丹溪《局方发挥》）
《本草》《灵》《素》，圣经也；《伤寒》《要略》，贤论也。贤论，犹儒者之四书；圣经，犹儒者之本经。（清·张志聪《伤寒论集注》）
既不知神农、黄帝之精义，则药性及脏腑经络之源不明也。又不知仲景制方之法度，则病变及施治之法不审也。（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医学渊源论》）
立足经典并非固守狭隘，而是要旁涉各家，并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云：“会诸家之粹，求其意而用之。”孙思邈亦主张：“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至颠殒。”（《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教材也是根据医学发展不断变化。如宋代太医局设九科，其中方脉科的教材分为大、小经，《素问》《难经》《脉经》为大经，《诸病源候论》《龙木论》《千金翼方》则为小经。元代在学习医学经典的基础上，还要求学习北宋末年编撰的《圣济总录》。清代除以《素问》《难经》为基本课程外，还采用了当时的医学名著作为教材，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医官吴谦等编著的《医宗金鉴》。
3.理论与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古代医学教育除注重理论传授外，对实践教学亦非常重视，强调二者的紧密结合。师徒授受方式的医学教育其实践性无须多言，就学校教育而言，其实践教学形式亦多种多样。如唐代太医署专设药园，内种植各种药草，专供药学生徒实习之用。宋代医学生要流动地到太学、律学、武学和各军营中为学生和将士诊病，进行临床实践。
4.博与约：精而专，博而约
古代医学教育注重博学杂览，金代张从正在《儒门事亲·卷二·攻里发表寒热殊涂笺》中云：“乃知学不博而欲为医难矣。”清代张畹香《张畹香医案》卷上云：“学医总须多读书，多看各家书籍，自然腹中渊博，胸有准绳。”清代王秉衡《重庆堂随笔·卷上·论治案》云：“固执不通者，无才以胜其学也；好作聪明者，无学以副其才也。人必有天赋之才，而读破万卷，庶可以为医矣。”不但要“博采众方”，而且要饱读百家之学，《素问·著至教论》云：“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言：“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者矣。”古代医家甚至主张医家要“知天时国运之理”，徐大椿《医学源流论·病随国运论》云：“天地之气运数百年一更易，而国家之气运亦应之。上古无论，即以近代言。如宋之末造，中原失陷，主弱臣弛。张洁古、李东垣辈，立方皆以补中宫、健脾胃，用刚燥扶阳之药为主，局方亦然。至于明季，主暗臣专，膏泽不下于民。故丹溪以下诸医，皆以补阴益下为主……故古人云：不知天地人者，不可以为医。”其《兰台轨范·五脏疮疹证治》亦云：“天下之病，随时随地，变化无穷，所以《内经》有五运六气、异法方宜等论。为医者，苟不能知天运之转移及五方之体性，终有偏执之处，不可以称上工也。”但是博览却不能放荡不收，而要由博而约，达致精专。对此，清代赵晴初有非常精到的论述，何廉臣在《重刻〈存存斋医话稿〉序》中记赵晴初之言曰：“医非博不能通，非通不能精，非精不能专。必精而专，始能由博而约。吾绍前辈金士哦、陈念义以《景岳全书》为枕中秘，任沨波案头只一册《临证指南》，俞根初案上只一册仲景《伤寒论》，可见心得处不在多也，然无心得者，不得以此藉口，欲求心得，正非多读古今医书不可。盖不博，亦断不能约也。”
（二）教学内容安排的基本原则
1.系统性原则
古代医学教学内容的安排非常重视规范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医学关系人之生死，必须要拥有比较完整系统的医学知识，否则极易偏见误判。对于偶尔翻检医书、无医学之根底却狂妄自信之徒，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涉猎医书误人论》一文中予以痛斥。
人之死，误于医家者十之三，误于病家者十之三，误于旁人涉猎医书者，亦十之三。盖医之为道，乃通天彻地之学，必全体明而后可以治一病。若全体不明，而偶得一知半解，举以试人，轻浅之病，或能得效；至于重大疑难之症，亦以一偏之见，妄议用药，一或有误，生死立判矣。间或偶然幸中，自以为如此大病，犹能见功，益复自信，以后不拘何病，辄妄加议论。至杀人之后，犹以为病自不治，非我之过，于是终身害人而不悔矣……又有文人墨客，及富贵之人，文理本优，偶尔检点医书，自以为已有心得，旁人因其平日稍有学问品望，倍加信从。而世之医人，因自己全无根柢，辨难反出其下，于是深加佩服。彼以为某乃名医，尚不如我，遂肆然为人治病，愈则为功，死则无罪。更有执一偏之见，恃其文理之长，更著书立说，贻害后世。此等之人，不可胜数。
2.循序渐进原则
“学问之道，必由浅入深。从未有浅近不知，而专求怪僻者。况医法一误，必至伤生害命，尤不可不慎也。夫所谓浅近者，如伤风则防风、荆芥，感寒则苏叶、葱头，咳嗽则苏子、杏仁，伤食则山楂、神曲，伤暑则香薷、广藿，疟疾则柴胡汤加减，痢疾则黄芩汤加减，妇人则四物汤加减，小儿则异功散加减，此皆历圣相传之定法，千古不能易也。至于危险疑难之症，则非此等药所能愈，必博考群方，深明经络，实指此病何名，古人以何方主治，而随症加减”（清·徐大椿《慎疾刍言》）。教学内容的安排要从浅近简易入手，在此基础上，逐步深入。
中医学的高境界在于能灵悟变化，但这种随证变化的能力是建立在明法度基础上的，“知常”方能“达变”。因此，古代医学教育主张先教之法度，使医学生首先做到“明法”“循经守度”。“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乃后可传焉。故匠人不能释尺寸而意短长，废绳墨而起平木也；工人不能置规而为圆，去矩而为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顺之常也”（《灵枢·逆顺肥瘦》）。“圣人之术，为万民式，论裁志意，必有法则。循经守数，按循医事，为万民副”（《素问·疏五过论》）。
3.从源及流原则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线形的，而中国医学科学的发展则是圆形的。中国医学是一种极其早熟和圆融的医学，后世的医学发展“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其早期医学理论。因此，中医学教育必须要从医学理论的源头开始，使医学生掌握其理论精髓，否则，一切都将是空中楼阁。徐大椿在《慎疾刍言·宗传》中云：“一切道术，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睹汉唐以前之书，徒记时尚之药数种，而可为医者。”并开列《灵枢经》《素问》《伤寒论》《金匮》《神农本草》，以及《本草纲目》《外台秘要》《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学医必读之书”，认为学者“果能专心体察，则胸有定见，然后将后世之书，遍观博览，自能辨其是非，取其长而去其短矣”。其在《医学源流论·〈脉经〉论》中论读王叔和《脉经》之法云：“学者必当先参于《内经》《难经》及仲景之说而贯通之，则胸中先有定见。后人之论，皆足以广我之见闻，而识力愈真。”
二、古代医学的教学方法
深受人文教育思想的影响，并结合医学学科的特点，古代医学教育形成了符合医学特质的教学方法。比较重要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言验结合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教学中必须要做到理论传授与实践运用紧密结合，《素问·举痛论》中云：“令言而可知，视而可见，扪而可得，令验于己，而发蒙解惑。”医学教育最忌“纸上谈兵”，只有“验于己”方可。历代医学教育，不论何种教育模式，坚持言验结合是其基本特征。民间师徒授受，多采取临床教学，非常注重学徒的医疗实践。学校教育亦是如此，如宋代医学生必须到太学、律学、武学和各军营中为学生和将士诊病。
2.直观形象化教学
直观教学法是教师注重引导学生直接感知事物、模型等，在教学中为学生提供感知材料的实物、模型、图表等教学用具，使学生产生感性认识。正确运用直观教具，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感性知识，减少学习中的困难，帮助形成明确的概念，发展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我国古代医学教育很早就开始采用直观教学法。《隋书·经籍志》中记载有《针经并孔穴虾蟆图》三卷、《明堂孔穴图》三卷、《神农明堂图》一卷、《灵秀本草图》六卷、《芝草图》一卷、《黄帝明堂偃人图》十二卷等医药学图解式著述。唐太医署的针灸教学，出现了不少针灸挂图和图谱。尤其是孙思邈在广泛搜集整理唐以前针灸文献的基础上，绘制了我国现存文献记载最早的仰人、背人、侧人三幅经络腧穴彩图，十二经脉以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标出，正面282穴，背面194穴，侧面174穴，准确形象地表示出人体经络腧穴的位置和相互关系，对针灸的形象教学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宋代针灸学家王惟一对古医书中有关针灸的记载和针灸图详加考订，总结历代针灸学家的经验，于天圣四年（1026年）编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后由政府颁行。天圣七年（1029年）设计并主持铸造针灸铜人两具，铜人的躯体、脏腑可合可分，体表刻有针灸穴位名，用于教学和考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3.医案教学法
医案教学属于案例教学。案例是指经过调查研究或考据查证而获得的实例，具有教育价值的实例被运用到教学过程之中便形成了案例教学。案例教学非常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案例教学法在中国古代职业教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作用，比如医学教育中的医案、佛学教育中的公案、军事教育中的战例、司法教育中的讼案等，但运用案例教育最为持久和最为成功的却非医学教育莫属。
中国医学理论，其经络、脉象、气态等不像西方解剖学那样“看得见、摸得着”，其辨证施治也不似西医的辨病施治来得简易直观，更需要在实践中理解和掌握，医案教育则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了桥梁。早在西周的医学教育中，就十分重视医案（治疗过程）的记录，疾医治疗中如有死亡，“则各书其所以”，上报医师，开创了记录医案的优良传统。产生于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不仅阐述了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论法、治则、针灸、摄生、五运六气等医学理论，而且结合临床病症，叙述了44类共计331种疾病的病候，详细介绍了运用切脉、结合望诊以诊断疾病的经验，是现存最早的古代医案雏形。《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诊籍”是最早定型的医案。仓公的“诊籍”记载了浮、沉、弦、紧等20种脉象，大多脉象一直沿用到今天。仓公的“诊籍”还记载了治疗的过程和对其疾病的分析辨证，以及治疗的理论依据，使学习者对实际情形有所了解。宋代，记录和整理医案已不只是名医名家的事情，普通的民间医生也都“自列其事，存为医案”，为传授医术积累了大量的案例。明清两代临床医学的发达，更是推动了医案的兴盛。
大量的医案为医学教育提供了便利。在古代民间师承式的医学教育中，大多采取案例式教学，医徒不仅要跟师识药、记录医案，而且要通过医师对医案的分析学习诊病治疗的方法，使医学理论、医疗能力同步提高。在医学学校教育中，医案教育亦是重要内容。历代医学生不仅在平时临床实践中要记录医案，而且要学习前人的医案和接受太医博士分析医案的教育。医案还成为考试评定的一项内容，唐代医学生要接受“实际治疗优劣的评定”，其中医案记录与分析是评定的重要内容之一。宋代医学考试中要接受“假令”方式的测试，“假令”即试验证候方治，相当于今天的案例考试，目的是检验医学生运用医学原理进行断证、处置的实际能力。医案教学向考试的延伸，说明了我国医案教育的成熟与完善。
4.研讨法
《黄帝内经》作为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开创了医学教育中的研究性问答式教学法。问答式教学是中国古代常用的一种教学方法。师生在问答中探讨知识学问，是一种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研讨性教学方法，非常有利于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我们在《论语》《孟子》《庄子》等早期著述中都可看到这种教学方法的实施和运用。《黄帝内经》借黄帝与其臣下岐伯、伯高、少俞、雷公等的问答展开阐述，“君臣问答，互相发明”。此种教学方法在后世的医学教育中也常被运用。
三、古代医学教育的治学观
教学是立足于教师的传授，治学则是对学医者而言。古代对如何学习医学提出了很多要求。
（一）受师必“卒”
学习医学必须要使自己接受系统完整的教育，否则即会“妄作杂术”“使术不明”。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涉猎医书误人论》中云：“盖医之为道，乃通天彻地之学，必全体明而后可以治一病。若全体不明，而偶得一知半解，举以试人，轻浅之病，或能得效；至于重大疑难之症，亦以一偏之见，妄议用药，一或有误，生死立判矣。”
（二）学医必精
医学关乎性命，既然学医就必须精通，否则即会伤人性命。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一文中引东晋学者张湛之言曰：“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指出医自古以来就是难以精通之道术，提出“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矣”，倘若“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那就很危险了，谆谆教诲学医的人一定要“博极医源，精勤不倦”。清代吴瑭在《温病条辨·自序》中云：“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明代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翼医通考·医道》中云：“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医唯大道之奥，性命存焉。凡业者必要精心研究，以抵于极，毋谓易以欺人，唯图侥幸。道艺自精，必有知者，总不谋利于人，自有正谊在己。”
（三）博览知要
中医与西医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中医蕴涵丰富的文化性，习医者必须具备足够的文化底蕴方能在医疗中做到游刃有余。形象地说，假如医是鱼，文化就是水。因此，古代要求学习医学不但要博览医学典籍，“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伤寒杂病论·序》），而且要览观杂学。《素问·示从容论》中载：“黄帝燕坐，召雷公而问之曰：汝受术诵书者，若能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为余言子所长。”历代名家亦都是博览群书，《古今医统大全·翼医通考·医道》中载：“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约。是故前人立教，必使之先读儒书，明《易》理，《素》《难》《本草》《脉经》而不少略者，何也？盖非《四书》无以通义理之精微，非《易》无以知阴阳之消长，非《素问》无以识病，非《本草》无以识药，非《脉经》无以从诊候而知寒热虚实之证矣。故前此数者缺一不可。且人之生命至重，病之变化无穷；年有老幼，禀有厚薄，治分五方，令别四时；表里阴阳寒热须辨，脏腑经络气血宜分；六气之交伤，七情之妄发，运气变迁不常，制方缓急尤异。更复合其色脉，问其起居；证有相似，治实不同。圣贤示人，略举其端而已。后学必须会群书之长，参所见而施治之，然后为可。”
但博览却不能成为杂家，而必须要知其要，《灵枢·九针十二原》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
[1]此名有误，“繇”为“之颐”之字。作者将一个人的名和字误作二人父与子。应为卢复、之颐父子。
[2]陈存仁.章太炎先生医事言行.存仁医学丛刊，19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