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史

——1983年述评

如果仅就数量而言，1983年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不能算是丰收的一年。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是《中国历史学年鉴》创刊以来最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一领域没有取得值得注意的成果，这种成果主要表现在：第一，对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一直在讨论的一些老的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使这些问题的研究大大深入了一步；第二，提出了若干新的研究课题，开拓了这个领域的研究视野；第三，出版了几种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为这一专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老问题的新探索

近年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史学的繁荣，在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中，有一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83年，不少同志继续对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也有的同志对某些传统的说法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问题主要有：

（一）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以及义和团是否反封建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义和团是否具有反封建性？这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近年来史学界意见分歧最多的问题之一。三年前，《中国历史学年鉴》在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述评中曾指出：“有关义和团是否具有反封建性的争论正在展开，但双方大都从某一角度，各执一部分资料发表意见，看来需要根据全部事实总和，从运动的各个阶段发展过程中，做出进一步细密有力的分析。”陈贵宗在《义和团是否反封建》一文中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明确判断是否具有反封建性的标准。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只以是否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推翻封建政权和提出土地问题来判断农民战争是否具有反封建性质”, “只要反抗地主阶级的残酷统治，反对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就是反封建”。他的结论是：“在义和团运动中，既有反封建，也有不反封建。”所谓“有反封建”，主要是指一部分被称为“私团”的义和团，在政治上“反清”，军事上“抗官”，经济上“均粮”。所谓“也有不反封建”，主要是指一部分被称为“官团”的义和团，接受或变相接受招抚，实际上成了官办或官督民办的团练，在政治上“扶清”，军事上听候王公大臣的“转牌调遣”，经济上主张“自带口粮”。但是，文章强调，不论“私团”和“官团”，都主张灭洋，因此也就都不可避免地要反对封建势力的媚外投降。陈贵宗还提出，在义和团运动中，反封建与不反封建在不同派别、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表现得并不统一。

洪世华在《试论义和团运动的反封建性》中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性质固然是主要的，但不能片面地强调义和团的反帝性质而抹杀其反封建性。文章从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义和团的基本成员，封建统治阶级对义和团的态度，义和团的揭帖、告白、歌谣、乩语所反映的运动宗旨，义和团的斗争实践，以及“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等诸方面，分析和论证这一场运动既抵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反抗了清朝统治者的镇压与屠杀，并且自始至终保持了行动上的独立自主，不为统治者的意志所左右，打击了封建势力，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只是由于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从而使反封建斗争居于次要地位罢了。

胡滨在《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笔谈）》中提出，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对外民族战争，而不是单纯的农民战争；是一个反帝爱国运动，而不是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他认为，就其性质而言，义和团运动与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是相同的，尽管它们本身各有不同的特点。因此，他不主张把义和团运动列入“革命高潮”之内。

（二）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吴剑杰在《对义和团排外斗争的认识》中，不同意王致中在《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中关于义和团是一个反对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中国早日生根的、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惰性力量”的观点，认为“如果这种观点能够成立，那么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就要被否定”。吴剑杰指出，义和团的攻击目标始终只限于为非作歹的外国教士和为虎作伥的中国教民，至于义和团是否确有捣毁机器的实际举动，至今尚未发现这类记载。因此，断言义和团对外洋事物一概排斥、毁弃，对洋人“要不加区别地杀完”，以及义和团“殊死反对”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同时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毫无根据的。

在估价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用的时候，前几年的某些论著中曾涉及如何看待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没有能立即瓜分中国的原因问题。张玉芬《论义和团运动时期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一文不同意过去许多论者以义和团对帝国主义打击的沉重来说明全部原因，认为：“义和团运动期间，列强各国之所以没有能立即瓜分中国，除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义和团的英雄们以血肉之躯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外，列强各国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和斗争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列强各国肢解中国的阴谋的实现。”王致中在《论义和团运动的反帝作用》中表示，不赞成近四十年来我国史学界关于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各侵略国的瓜分野心”等的“传统性结论”，认为，如果全面考察瓦德西、勃罗温、赫德、田贝等人的议论，只能证明义和团运动对于列强瓜分中国有打击作用，却并不能证明1900年列强没有瓜分中国主要是甚至完全是义和团反抗的结果，更不能以此证明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从此就被“粉碎了”。相反，有些议论恰恰表明列强之间的争夺与矛盾是影响瓜分的一个更有力的原因。

（三）义和团的源流

源流问题是近年来义和团研究中成绩显著、有较大突破的一个方面。但是，以往的探讨一般多注意对义和团组织源流的追索，而对义和团运动的思想渊源和特点，则鲜有专论涉及。程歗的《民间宗教与义和团揭帖》独辟蹊径，从义和团揭帖入手，着重分析了这场运动的宗教意识，从思想方面对义和团的源流做了认真的研究。该文认为，在义和团运动中流传很广的“劫”的观念，其内涵主要不是佛家经典的本义，而是对白莲教信仰的比较接近的延续。义和团的多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继承了白莲教那种区别于正统宗教的“异端”特色。此外，义和团在揭帖中还表露了一种“真主”信仰，“诸神下降”是为了“扶保真主”。这同白莲教起义在组织领导上的一个特点即神学权威（佛祖化身的教主）和世俗权威（神佛护佑的“真主”）的分立也是十分相像的，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到民间教门对义和团的深刻影响。文章同时回答了在义和团与白莲教的关系上有争论的几个问题。

文章在概括义和团宗教思想的历史作用时指出：义和团的神秘主义外衣，由于包藏和融合了农民群众要求反抗侵略和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因而做了促进运动发展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纽带。但是，任何神秘主义都是无知者的世界观。神秘主义是义和团运动先天的和致命的赘疣，它集中表现了运动的蒙昧落后的一面，成为导致运动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

（四）民族资产阶级如何对待和评价义和团

史学界以往一般都认为，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民族资产阶级——不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是对义和团运动采取简单的否定甚至咒骂的态度。骆宝善、桑兵在《民族资产阶级与义和团运动》中列举大量资料，证明“这种简单的否定的说法，与历史事实有许多不符之处”。

文章指出，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中间，特别是在队伍弱小但思想激进的革命派队伍里面，有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义和团爱国救亡的本质，明确肯定了这场革命运动的政治大方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义和团的历史地位，其中有些人甚至表示了领导这场群众革命斗争的主观愿望。另一部分人虽然没有明确肯定义和团在政治上的正义性、爱国性和进步性，但却认识到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因而对义和团给予了有条件的同情。民族资产阶级中最保守的一派，则对义和团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不仅根本抹杀了义和团的正义性和爱国性，而且还把义和团视为自己的头号大敌，甚至不惜与中外反动派持同一立场，表示要同他们采取同一步调。

除以上几个问题外，有一些文章对义和团运动前的几次教案、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爆发的原因、义和团运动中的教会活动与民教冲突、义和团运动前后的余栋臣起义与景廷宾起义，以及义和团运动的重要领导人物赵三多等，做了很好的研究和分析。

新提出的研究课题

这里所说的新课题，是指那些在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资料中经常能够接触到，但过去却从未有过专门论述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

（一）义和团的粮需来源

冯士钵、于伯铭的《有关义和团粮需来源的几个问题》归纳了义和团解决吃饭问题的几种办法：一是自带口粮，二是战时的群众支援，三是强行勒派，四是吃官粮。作者认为，义和团解决粮需来源的办法，大都是一些临时性措施，这既反映了一些义和团组织缺乏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也反映了由于义和团的分散性而未能建立起统一的后勤军需制度。没有后勤保障，当然不可能适应长时期外出战斗和进行军事活动的需要。在义和团失败的许多原因之中，没有认真解决粮需来源，正是一条重要的原因。

（二）义和团运动中的“假团”问题

义和团运动时期，几乎各种不同政治派别和政治势力都曾大谈过“假团”问题。陈振江、李喜所的《真假义和团探析》和李文海的《义和团运动中的“假团”问题》，对这个当时人们曾普遍关心而以往研究甚少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陈振江、李喜所认为，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上普遍承认有真假义和团之分，但不同的阶级、集团，有着不同的区分真假的标准和目的。如果加以分类，所谓“假团”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假团是地主官绅所组织的义和团，第二种类型的假团是所谓没有被清政府承认的义和团，第三种类型的假团是一些地痞流氓、无业游民等“混混”们所组织的义和团。他们认为，“义和团成分的复杂性决定了假团出现的必然性”，义和团运动是在特殊的社会矛盾和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出现的，这场运动较一般的革命运动都显得纷乱复杂，出现假团是势所必然的事。李文海认为，利用“假团”问题大做文章，最起劲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中对义和团力主剿杀的那一派。这一派在清政府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以后，为了使自己的“剿团”行径不致有“违旨”之嫌，便竭力把那些坚持斗争的真正义和团组织指为“假团”“伪团”。但最先造出“假团”之说的，倒是封建统治阶级中主张“招抚”、利用义和团的那一派。他们把不听他们约束的那一部分义和团民说成是“假托冒充义和团”之“匪徒”，一方面作为掩饰自己无力控制义和团的推诿之词，另一方面也企图作为进一步“钤束”义和团的一个法宝。义和团本身也常常谈到“假团”问题，这部分表明了义和团为纯洁队伍、维护纪律而做的可贵的努力；部分则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褊狭性，他们在内部纠纷中往往互相指责对方为“假团”，结果是削弱和抵消了自身的力量。

（三）对载漪的评价

廖一中的《论载漪》一文，着重剖析了载漪决心“抚拳灭洋”的政治动因，指出载漪企图借用义和团之力，作为抵制列强、扶持自己的儿子溥儁正式登位的一个机会。文章认为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城是载漪主持组织的；清军杀死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和德国公使克林德，是载漪纵容和支持的；围攻使馆是载漪首先提议发动的；清政府的对外“宣战”是载漪及其集团一力促成的；所谓义和团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的流言也是载漪炮制散布的；朝廷诛戮许景澄、袁昶等五大臣则是载漪等为排除异己而制造的冤案。载漪抗洋的目的，是企图幸而战胜，或给列强一点打击；即使战而不胜，只要能“使馆朝夷，皇位夕易”，则事后再“割地以赎前愆”，也在所不惜。总之，载漪力主宣战，非出于“公愤”，乃为了“私仇”而采取的孤注一掷的盲动。到北京沦陷前夕，载漪曾主张“张白旗”投降，昔日坚持抗战的“英雄”，其实不过是胆小如鼠的怕死鬼。

继上年评价毓贤、袁世凯、杨儒等的文章之后，1983年对杨儒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深入，这反映了史学界在研究义和团运动时，不仅注意到人民群众斗争的一方，也逐步重视封建统治阶级一方的可喜趋向。

历史资料的出版和考订

1983年，有几部新的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资料书问世。主要有：

《义和团史料》，上、下两册，共九十八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1983年正式发行。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作为“近代史资料专刊”之一种。全书所收资料共分四类。第一类为义和团文献，包括义和团的传单、揭帖、乩语、咒言等，共四种。第二类为史籍汇录，包括文集、函札、日记、笔记、纪事诗、年谱中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原始文件和记录，共六十七种。第三类是四川红灯教的专题资料，包括四川巴县所藏清政府案卷七十五通，以及辑录《新民丛报》《汇报》《广益丛报》《四川官报》《东方杂志》等报刊资料三十件。第四类为方志资料，辑录各地方志中有关义和团资料，共一百九十九种。这些资料，不少系初次刊行的稿本或原始档案，有些过去虽曾成书，但流传极少，几成孤本，十分珍贵，史料价值亦很高。

《筹笔偶存》，是“近代史资料专刊”的又一种，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近六十万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该书手稿发现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收藏的清外务部档案卷宗之内，原为山东巡抚衙门中一个师爷的工作日记。其内容，一是记录当日收到的来文，摘录其要点；二是代巡抚草拟批答；三是草拟函、电、咨文、告示、奏稿等。由于所记时间起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止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正值义和团运动期间，山东又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和重要活动区域之一，因此这份资料对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极有帮助。

《一个俄国军官的满洲札记》，是齐鲁书社所出“义和团资料丛编”的一种。该书共十六万字，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刘秀云、吕景昌译校，1982年11月出版，1983年正式发行。该书作者谢·阿·多勃隆拉沃夫是沙俄侵华军队中的军官，1900年8月，奉俄国关东司令阿列克谢耶夫之命，率东西伯利亚第十九步兵团侵入我国东北，镇压义和团。全书共分八章，记述了沙俄侵略军的许多具体活动，虽然作者在书中竭力为沙俄的侵略扩张政策进行辩护和涂脂抹粉，但仍然是沙俄侵华罪行的真实记录。书末附有译自《中东铁路沿革史》第六、七、八章之材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北义和团的活动情况。

除新史料的出版以外，丁名楠在《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一文中，对《景善日记》的真伪进行了认真的考订。文章根据对大英图书馆保存的《景善日记》原稿本的研究，以及休·特雷费-罗珀所写《北京的隐士——白克浩司的隐蔽生活》一书所提供的材料，进一步认定《景善日记》确系白克浩司所伪造。文章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景善日记》真伪问题的争论过程，介绍了白克浩司其人的生平和惯于弄虚作假、伪造文件的恶劣品质，揭露了《景善日记》在史实、制度、掌故、宫阙名称等方面的矛盾和错误，做出了“《景善日记》是伪造的，白克浩司发现历史学家日记的整个过程也是假的。白克浩司伪造这份日记时，得到中国人的帮助”的结论。同时，该文还对程明洲关于伪造《景善日记》的政治背景是为荣禄辩解一说提出了质疑。

综观1983年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我们仍然看到了在这一领域不断前进的坚实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