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经济的新问题与新特征

一、增长速度不断下滑，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外市场疲软，国内需求不足，再加上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企业生产成本大幅上扬，导致大量企业纷纷倒闭，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总额等经济指标不断下滑，2014年GDP增长滑落到了7.4%，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见图1—1）。

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有潜在增长能力、经济周期和政策决策三个方面的原因。（1）潜在增长能力下滑。根据Solow增长模型，在技术和制度给定的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曼昆，2011）。2014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7595美元，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内蒙古、辽宁、福建、广东进入了人均GDP“1万美元俱乐部”，潜在增长速度下滑。尤其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改革红利衰减，全球化红利耗竭，工业化红利递减，人口红利逆转，这些因素使得中国潜在GDP增速不断回落（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15）。（2）经济周期波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外需求疲软，中国出口增长速度不断下降，2014年中国出口增速跌到了4.9%。与此同时，在房地产周期调整、“去杠杆”和“去产能”、反腐等作用下，2014年投资增速下降到了14.7%（刘元春，2014）。出口和投资的双下降通过乘数效应引致经济加速下行。（3）政策后遗症。2008—2010年国家实施了大规模救助和非常规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进入“信贷—投资驱动模式”，这导致中国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流动性泛滥、经济泡沫化、产能过剩等问题，经济系统风险难以在短期化解（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15）。

在经济增长潜力下滑、外需增长尚不明朗、强刺激政策亟待消化的叠加作用下，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中国经济需要通过创新驱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吸收过剩流动性，转换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二、经济风险显化，资源约束增强

金融危机后中国实施了诸多救助政策，货币信贷超速增长（见图1—2）。2014年广义货币（M2）已经达到了122.84万亿元，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货币发行大国，M2/GDP接近200%，远远超过日本的100%和美国的70%，中国经济出现高杠杆化和泡沫化。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化。

首先，高杠杆化风险显现。以“负债/GDP”作为评价指标，2012年中国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家庭、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分别为26.1%、106%（这一数值远远高于德国的49%、美国的72%、日本的99%）、31.1%、17.7%。虽然杠杆率水平总体可控，但仍然存在诸多风险。（1）近年来，地方政府杠杆率上升很快。截至2013年6月底，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10.6万亿元，如果加上担保或救助的债务，那么债务总额达到了17.5万亿元，年均增速超过了20%。而且，地方政府债务中有62%需要在2015年年底偿还，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2）对于非金融部门，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企业经营困难、资金周转不畅之后，会被迫增加负债，过度负债会使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3）对于金融部门，经济下行导致信贷资产质量劣变，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市场存在风险隐患。此外，影子银行也会对金融系统的稳定产生影响（中国人民银行杠杆率研究课题组，2013）。

其次，与高杠杆相对应的是高泡沫化。中国经济的泡沫化表现为三个方面：（1）经济货币化，货币供给快速增长。（2）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持续上升，2014年该比例高达80.6%（见图1—3）。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泡沫很大一部分是依靠投资拉动的，而投资则是靠货币释放支撑的。（3）PPI和CPI长期背离。2012年以来，我国PPI是负增长的，而CPI则是正增长的（见图1—4的阴影区）。PPI增长为负数，说明产能过剩，企业很不景气；CPI为正增长则说明通胀压力挥之不去，货币信用问题依然严重（于学军，2014）。

中国还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和能源安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资源快速耗竭，环境大范围退化。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2014年中国石油消费量为5.18亿吨，净进口石油3.08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了59.5%；天然气表观消费量为1830亿立方米，进口59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上升至32.2%。从中国石油进口的地区分布看，中东和非洲占到了中国原油进口的74.2%（田春荣，2015）（见表1—1）。中东和非洲是全球较为动荡的区域，这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与此同时，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根据《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十大水系的控断面中Ⅰ—Ⅲ类、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71.7%、19.3%、9.0%；水质为优良、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和重度污染的国控重点湖泊（水库）的比例分别为60.7%、26.2%、1.6%和11.5%；富营养、中营养和贫营养的湖泊（水库）比例分别为27.8%、57.4%和14.8%。地下水安全问题突出，水质为优良、良好、较好、较差和极差的监测点比例分别为10.4%、26.9%、3.1%、43.9%和15.7%。空气质量不容乐观，74个城市中仅海口、舟山和拉萨的空气质量达标，超标城市的占比为95.9%。在监测的473个城市中，出现酸雨的城市占比达到了44.4%。农村环境问题突出，形势十分严峻。

在风险显化、资源约束加强、环境污染加重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就需要从经济结构的微观基础寻求突破。组织企业家队伍、培育企业家精神是最为重要的一环。

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在经济增速下滑、出口需求依旧疲软、债务高企、投资下滑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把增长的潜力集中到民营经济上，试图通过做好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减政放权，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培育企业家精神。

从理论上讲，企业家精神是经济体“进化和再生”的主要动力，主要通过三条渠道促进经济发展。首先，企业家的创业促进了就业和经济的增长；其次，新企业的引入提高了竞争程度，通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将不具有效率的企业驱逐出去；最后，新企业的引入激励了存活企业提高经济效率（Brixy,2014; Fritsch and Storey,2014）。为了发挥上述三种作用，制度很重要，因为制度会影响可进入的竞争者数量、需求条件和技术发展，制度会引导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之间进行不断的转换（Baumol and Schilling,2008）。

从实践中看，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试图通过政策激励引导创业，全球进入“创客时代”，全民创造正在推动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安德森，2012）。比如以色列，作为全球创业最为活跃的国家，2008年人均风险资本投资是美国的2.5倍，是欧洲国家的30倍，是中国的80倍，是印度的350倍，创业公司密度居全世界首位（3850家创业公司，平均1844人就有1人创业），其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数量比中国、印度、韩国、日本、加拿大、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塞诺和辛格，20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涌现了四次创业高潮（吴晓波，2014）。1984年当市场经济的阳光第一次照射在百废待兴的大地上时，在物资短缺的时代出现了第一次创业高潮，诞生了联想、海尔等企业；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坚定了走市场经济的路线，出现了第二次创业高潮，产生了SOHO中国、新东方等企业；1999年在经济全球化成为主导之后，互联网产业在中国崛起，出现了第三次创业高潮，产生了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企业；当前，随着中国政府的减政放权，厘清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创业成本不断降低，创业环境不断优化，新注册企业数量大幅增长，2014年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为1333.59万户，比上年增长了17.67%，出现了第四次创业高潮。

与前三次创业高潮相比，第四次创业高潮具有一些新的特点。（1）风险投资为创业提供了重要的资本基础。2013年我国已经拥有1408家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管理资本总额达到了3573.9亿元，为创业者提供了较好的资本创业平台（见图1—5）;（2）具有较好的创业团队；（3）风险期在缩短（吴晓波，2014）;（4）新一届领导集体以壮士断腕的气概进行改革，通过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和企业的思维和行为，激发创业热情。2015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之一，中国经济迎来前所未有的创业机遇期。

四、调整产业结构是未来较长时间内中国经济的主线

尽管产业结构调整一直是中国政府政策关注的焦点，但2002年以来，在新一轮工业化进程的推动下，中国的产业结构越发失衡。这种失衡除了表现为三次产业结构失衡外，产业内部，尤其是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失衡问题同样无法忽视。高技术产业总量较小、发展较慢，TFP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张军，2009）。图1—6为四大板块产业结构的演变。

中国失衡的产业结构与中国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2001年之后，中国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进入了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一阶段，后发区域往往借助比较优势，通过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郑秉文，2011），推动工业快速发展，并导致经济粗放发展。2010年之后中国人均GDP突破了4000美元，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效率。因此，这一个阶段也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然而，失衡的产业结构应该如何调整，如何才能使高技术产业更加具有创新性、使低技术产业更加具有专业性等诸多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五、优化空间结构、缩小区域差距是中国政府最为迫切的任务

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依次启动了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特区、武汉长株潭、成渝、沈阳、山西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批复了三批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和皖江城市带、广西桂东、重庆沿江、湘南、荆州五个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批复了12个国家级新区和多个国家级规划，并辅以各种形式的政策，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以2007年为分界点，中西部、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关系由“速度”趋同向“速度”反超转变，区域经济重心向中西部漂移，区域协调发展的态势不断加速（孙久文和胡安俊，2011a；胡安俊和刘元春，2013）。图1—7为中国区域经济（GDP）重心的演变。

同时，我们还需看到，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拥有接近国际市场的先天优势，因此，东部地区的市场潜力很大。巨大的市场潜力会提高要素的回报率，从而进一步吸引要素向东部地区集中。经济活动的集聚也会降低产品的运输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这样，在东部地区就形成了市场接近效应（Home Market Effect）与价格指数效应（Price Index Effect）的循环累积机制。在此作用下，省域间的绝对差距仍将持续扩大一段时间（孙久文和胡安俊，2011b）。另外，如果对收入进行重新定义，对样本结构进行重新修正，那么中国的区域差距问题十分严峻（李实和罗楚亮，2010）。

正如阿玛蒂亚·森所说，发展的中心目标是使每个地区的人们获得平等的社会机会，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与实质自由。如何优化倾斜的国土空间、缩小区域差异，是中国政府最为迫切的任务。

中国经济既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风险显化的挑战，也面临结构调控、区域协调等方面的困难；中国经济既需要进行产业创新，也需要进行产业转移。多重矛盾的相互交织决定了中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从整体上进行筹划，通盘考虑产业创新、产业聚集、产业转移与空间结构的系统性关系，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